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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47军野战医院的日本朋友于1990年回到黑山战场，怀念辽沈战役之黑山阻击战那些难忘的岁月。第29医院的中日战友互访频繁，日本战友来到解放军第304医院与老战友联欢，原29医院院长刘御、李磊到日本与“长白会”的战友叙旧。作者曾在北京拜访原29医院民族干事元木和男、护士元木光子。他们说的中国话，都是解放军中的革命语言。提起战争年代的往事和在解放军中的生活，他们都念念不忘。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回想四野会”会长中村光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请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转呈，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归还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荣获的奖章。当年收回的奖章由于历史原因，都已无法找到。经外交部、中日友协、解放军总政治部研究，决定按原样制作数千枚奖章补发给日本朋友。不仅如此，总政治部还按1955年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的规定，给这些日本战友补发了一枚“解放奖章”。制作后，两箱由林弥一郎带回日本，另两箱交中村光义。“回想四野会”组成“纪念章奖章补发审交委员会”，对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工作过的成员进行登记、调查，审查合格后予以补发。1996年8月7日，中村光义给中国战友的信中说：“1946年参加解放军的日本男女同志共计4000人，我们参加解放战争的日籍同志当时领取了东北、华北、华中南、解放奖章等纪念章，但1953年回国时，这些纪念章都被中国政府没收了。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我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请求信，要求再交付。到1981年，中国政府经我手再交付了。1981年以来到现在，再次领取纪念章的人1560名，都有详细的名单。”
但是回国后的“蚂蚁部队”成员的命运却完全不同。1954年9月，“兴安丸”载着400名从山西、河北释放的“蚂蚁部队”官兵从中国回到日本。在鹤舞上岸后，他们得到日本厚生省引扬事务局官员的接待。士兵奥村和一看到自己的“引扬证明书”上“职业”一栏写的是“军人”，但注明：“昭和21年3月15日，现地现役除队。”也就是说，在1946年，他们这些人已经被开除了军籍。他们与战后遣返的日军官兵不同，活着没有领取日本政府颁发的“军人抚恤金”的资格，战死的家属也没有领取“遗族抚恤金”的资格。正如一位老兵悲愤地说：“我们像蚂蚁一样被战争的铁蹄践踏了。”
这些为阎锡山作战、被俘后经历劳改生活的日军回国后，一无军籍，二无户籍，生活非常艰难。而且他们在新中国的经历被当局怀疑为“亲共”，长年受到日本警方的监视，受到的歧视可想而知。2001年，奥村和一等十几位幸存的老兵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山西残留阵亡者作为公务牺牲，取消“现地除队”的规定；承认1954年回国之前的军籍，补发军人和遗族抚恤金；查明山西残留日军的真相。2004年败诉，奥村等五个老兵不服，继续向东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诉，到2006年9月，他们全部败诉。法院的理由是：“蚂蚁部队”的2600名官兵是“根据自由的个人意志”留下的“志愿兵”，而非军部命令留在中国作战的雇佣兵。
这些老兵听到宣判后，老泪纵横，顿足捶胸。这不是弥天大谎吗？战争结束后谁不想回家？谁想留下来为阎锡山卖命打仗呢？澄田长官早已死去，不会为他们说话了。幸存的宫崎参谋已经90岁高龄，因脑中风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在病床上哀号，为没有坚持让部下遣返回国而深感痛苦。
于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电影导演池谷薰站出来，筹集经费为这些老兵拍摄纪录片“蚂蚁部队”。奥村重返中国，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揭露日本战争罪犯和阎锡山的秘密交易，为那些在战争中死亡的同事伸冤。这些事情得不到官方的支持。池谷导演一边筹资一边拍摄，电影拍完也负债累累。池谷还出版了同名的著作，向世人揭示这个被人们遗忘的秘密，同时告诫年轻人：要和平，不要战争。
[1]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8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2]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3]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40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4]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5]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39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6]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41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7] 《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第2部分史料选编，总政联络部1994年内部版。
[8] 《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第2部分史料选编，总政联络部1994年内部版。
[9] 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第141页，人民军医出版社2001年版。
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国民党军队从大陆撤往东南沿海岛屿。由于国民党军队保留了完整的空军和基本完整的海军，不断对大陆进行封锁、袭扰和轰炸，使得共产党新政权在东南地区的重建工作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特别是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电力设施的大轰炸，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但是，共产党政权在很短时间内进行了反击，遏止了国民党军队的空袭，并迫使国民党军队从舟山撤军，扭转了东南沿海的战略形势。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是由于中苏同盟的建立，苏联履行条约中关于军事支援的条款，出动空军部队秘密援助。苏联空军拥有先进战斗机和丰富的作战经验，国民党空军无法与之抗衡。
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当年处于“冷战”的环境下，苏联空军来华属于高度机密，无论是官方报道还是正式出版的著作，对此绝口不提。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档案的公布，军事历史著作和当事人回忆录的出版，以及上海地方志编修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零星资料，开始浮出水面。但是应该指出，这些资料，都不能使我们完整地了解这个历史过程，特别是其中一些关键的细节。例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全军各单位分头编辑的80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关于此事的电报和回忆录分别散见在《空军》《防空军》等卷中。《上海军事志》和《上海防空志》则从各自涉及的角度，对这段历史做了概要的介绍。但是由于保密的原因，至今没有发表一张苏军在上海期间活动的照片。中央研究机构出版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电报、传记、年谱，记载了部分中共中央与苏联方面协商的内容。上海档案馆开放了当年的部分历史记录，苏联军人也写出了回忆录。这些资料汇集到一起，我们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对这段历史进行学术的研究，取代以前有关著作中简短的介绍。
国民党军封锁长江口
194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8军在金门登陆战遭受失败。蒋介石激动地说：“这是我们革命转败为胜的开始。”[1]
几天后，三野攻击舟山的部队又在登步岛战斗中再次失利，蒋经国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登步岛登陆之共军已于上午9时全部肃清。此为我军继金门大捷后又一胜利，不仅有利定海防务，且对全军士气将更为振作矣。”[2]
金门、登步岛战斗虽然只是师级规模的作战，但对一再败退的国民党军却犹如注射了强心针，稳定了军心，振作了士气。登步岛战斗后解放军方面暂时停止了进攻，国民党军则转守为攻，依靠海军和空军优势向大陆发动了反扑。11月19日，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制订了以反攻大陆为目标的《台湾保卫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
“基本精神与目标：巩固台湾为复兴基地，预期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成功。
作战原则：①战略上采取持久消耗，广领沿海地区，如遭遇强有力匪军之进攻，不得已时，则确保各卫星岛屿，为尔后反攻之前进据点。②战术上以攻为守，积极开展敌后游击，并对匪沿海实施登陆奇袭，以争取主动。”
指导要领方面，“应确保舟山、马祖、金门各岛，使之成为坚强之卫星岛屿，以消耗并牵制匪军，不使台湾陷于孤立”，“充分运用谍报组织，严密注视匪军动态，并利用陆海空军之协同，先期摧毁匪之运输工具，以破坏匪军渡海攻击之准备”，“部队之训练，除一般战斗技能外，应熟练陆海空军协同海岸攻防作战，及陆军登陆作战”。为此，陆军应充实十二至十五个军之战力，海军应维持三个舰队之充分活动力，空军应维持八个大队之充分活动力。[3]
依据这个“反攻大陆”的计划，国民党军以舟山为基地，对大陆实施海上封锁和空袭。采取的措施是：①在渤海、长江口、华东及华南沿海布放水雷，以其封锁中共经由海上对外的联络；②查缉前往大陆的各国商轮，先后没收了三艘运送喷射机燃油的苏联及波兰籍商用油轮；③运输补给各外岛：大陈、南麂山、马祖、金门、澎湖及东南沙群岛，并巡逻台湾海峡。[4]
从1949年6月23日起，国民党当局宣布对长江口及其以北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实行封锁。执行封锁长江口任务的是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舰队司令刘广凯指挥“太和”“太康”“太昭”“太平”四艘驱逐舰及“永丰”“永泰”等炮舰，从舟山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美、英籍货轮41艘，捕获汽船25艘、机帆船200余艘。11月27日，英国四艘驱逐舰掩护多艘英国商船进至长江口，遭到国民党海军四艘驱逐舰的拦截。英军指挥官与刘广凯谈判，表示他们所载物品全是商品和工业用品，并非军用品，可以上船检查。他们是按合同到上海经商，对国民党海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表示抗议。双方在海上僵持了三天，这期间有一艘美籍商船“富兰克林”号强行闯关，国民党海军开炮射击。该轮中弹多处，仍勉力驶进上海港。英国船队见国民党海军如此野蛮，被迫驶向外海。为了彻底遏制外轮进入上海港，国民党海军奉蒋介石电令，于12月24日在长江口布雷。水雷深度为低潮水面下1米，雷区设计为两排，错综敷设，25日完成。[5]
旧中国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当时上海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卷烟业所需烟纸、烟丝的半数以上，上海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等。依赖进口的还有其他生产和消费用品，而上海的产品也需要国外的市场。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使上海经济陷入困境。[6]上海解放时，全市的存煤只有5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只够上海市民半个月用的。国民党搬走了工厂设备，拖走了轮船，并破坏了大批带不走的船只和机器。上海市军管会为了维持上海人民生活和恢复经济运转，组织工人开展反封锁斗争。
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原来使用燃油锅炉，每月消耗燃油3万吨，全部依靠进口。进口来源断绝后，燃油储备很快陷入恐慌。在北方煤炭源源不断运到上海后，上海的几家发电厂都改造锅炉，从烧油改为烧煤，使发电厂对进口燃油的依赖大大降低。公共汽车原来都是烧进口汽油的，由于汽油紧缺，公司号召职工想办法，使用代用品，将汽油、柴油和火油按比例混合使用，减少汽油的消耗。职工还制造出烧木炭的锅炉，拖在汽车后面。木炭能效不好，又改为烧煤。这样改装的四十多辆公共汽车开在路上，颇为别致，也反映了解放初期国民党封锁给上海造成的困难。军管会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恢复生产，减少依赖进口，能用代用品就用代用品，能用国货就不用洋货。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的企业基本上恢复了生产，市民的生活供应也基本正常。[7]
改装锅炉的上海公交车
上海“二六大轰炸”
金门、登步岛之战后，蒋介石认为解放军无海军、空军，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对台湾和沿海国民党军构成威胁，于是开始转守为攻。在他的亲自督促下，国民党空军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