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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人
由于日本军人的加入，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提高很多，大大增加了解放军作战的难度。1948年6月，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指挥发起晋中战役，与阎锡山的军队展开血战。奥村与部分“蚂蚁部队”成员参加战斗。2005年奥村重访战场，回忆：在南庄村阵地上，成百上千的国民党军死尸枕藉，在炎热的天气中膨胀腐烂。伤者在战壕里呻吟，场景如同地狱。黄昏时，解放军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射来，奥村也被弹片击伤，失去了作战能力。在绝望之下，岩田旅团长率残部突围，逃回太原，几百名日军阵亡。奥村被俘后，解放军了解到阎锡山部队中有日本军人的确切情况。
1948年10月，徐向前指挥第一兵团及西北野战军等部共18个旅11.5万人，发起太原战役。澄田担任太原防卫战的总指挥。太原城墙高大，周边各式堡垒与壕沟、暗道相结合，形成多层次、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主防区有大碉堡五千多个，与城外牛驼寨、卧虎山、双塔寺等要点相呼应，成为解放军攻打太原的主要屏障。
战役打响后，解放军猛攻外围据点，相继攻占牛驼寨等地。阎锡山集中第30军和留用日本军人的暂编第10总队，在炮火支援下向牛驼寨实施多次猛烈反扑。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顽强抗击三日，因伤亡过大撤出阵地。徐向前调整部署，分别以四个主力纵队猛攻牛驼寨等东山四大要点。国民党守军和日军凭借险要地势固守，并施放毒气弹、燃烧弹。解放军经19个昼夜的激烈争夺，付出了几万人的伤亡，终于攻占东山四大要点。毛泽东考虑到华北部队缺乏火炮，攻坚伤亡大，同时考虑稳住平津的傅作义集团，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通知徐向前暂停作战。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增派华北第19、20兵团和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各1个炮兵师，开赴太原前线，会同第18兵团总攻太原，太原前线解放军的总兵力增至三十二万余人，对国民党守军形成了绝对优势。阎锡山此前已逃往南京，澄田见势不妙，请阎锡山给他写了一个手令，以“华北实业公司技术员陈英春”的假身份逃出太原，从上海乘船回到日本。“蚂蚁部队”的士兵被扔下。4月24日凌晨，解放军攻城部队用一千三百余门火炮猛轰，对太原城发起了总攻。解放军从几个方向突破城垣，相继攻入城内，与守军展开了巷战。残存的日军在民房中见大势已去，用中国话向解放军喊：“我们向你们投降了，没有抵抗，你们不要打枪啦！”战斗结束后，“蚂蚁部队”当了俘虏。解放军看到这些日本人义愤填膺：难怪我们伤亡那么大，都是你们这些日本鬼子造成的。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一条消息：“日战俘岩田今村在太原被我俘获。”太原前线记者冰如报道：“我军于歼灭阎匪炮兵俘虏群中，查获重要日军战俘岩田少将、今村中将两名。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与日本特务机关勾结，留用山西日本军人三千余名，连同日技术人员等共六千多人。由前日寇旅团长原泉馨中将及岩田、今村等战俘率领，参加反人民的内战。阎匪之第十总队，即全部系由日军组成。此次我军总攻太原，日寇岩田少将与今村中将率领阎匪亲训炮兵团在双塔寺、卧虎山要塞阵地指挥作战。岩田于4月22日被解放军俘虏，今村于24日解放军破城时被活捉。阎匪利用日军战俘组织之第十总队残余，除大同独立团外，已第三次被我军歼灭。此次共查出日军战俘四百余名。”
“蚂蚁部队”残留官兵没有享受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待遇，而是作为战争罪犯，被押送到河北永年县，成立“训练团”。经过审查，罪大恶极确定为战犯移交地方公安机关关押的人共106名，罪恶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侨601人编为劳动大队，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活。经过一段时间后，有的人被分配到山西煤矿，有的被分配到河北的企业当工人。
外交谈判与归国工作
解放战争结束后，四野部队于1950年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出于政治考虑，日本医生、护士没有随军出国，被分配到地方军区医院或转业到地方工作。新井侃教授被分配到南昌陆军学校当医生，过上了和平生活，他开始思念家乡。一些日本同志向组织上提出回国的愿望。1951年底，组织上告诉新井：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协助日侨回国，于是就有了1953年中日红十字会的谈判。
在协助日侨回国的过程中，承担任务最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政治部门。这次日侨回国任务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如何保证在解放军中工作过的日籍人员安心和安全地回去，开始新的生活。中央安排日侨回国的指示下达后，东北、华北军区政治部开始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首先是摸底、调查，华北军区1953年12月给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中说：“集中回国之日侨，除少数来自地方工矿企业外，绝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后在我军服务过的。他们在我党我军六七年的教育下，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均有所提高，有的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经过一定考验和锻炼，在工作中一般积极肯干，有三分之一的人立过功。从日侨的档案材料中看出，各级党政机关对他们的政治面目及历史情况是了解较清楚的。”[7]
调查工作结束后，军区政治部将日侨集中，进行动员工作。日侨多数人希望回国，但也有顾虑。有的认为自己是解放军，不是日侨，不够回国条件。有人怕回国受迫害，怕找不到职业无法维持生活。组织上首先肯定了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斗争的贡献和功绩，向他们讲明了国际局势及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前景，指出现在具备了回国的条件，消除大家的顾虑。有些日侨准备回国就干革命，组织上又向大家阐明了革命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让他们回国后要适应日本的环境，过安定生活，不要轻易去搞革命斗争。
为了让这些日侨回国后能正常生活，组织上为他们发放了资助金。元木和男说，当年按日本医生、护士的级别和工资待遇，比照军队干部复员转业规定，每人补发了半年的工资，在国家外汇还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兑换成港币。这笔钱当时在经济凋敝的日本，是一笔相当大额的款子，基本上可以保证在日本作安家置业的费用。
军区政治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隐秘这些日侨的身份，避免他们回国后受到右派的迫害和当局的监视。组织上要求日侨交回军用品和军装，以及所有能证明他们在军队工作的物品。在四野工作的日本战友都获得了三枚纪念章和一枚奖章，这是他们光荣和珍贵的历史纪念。他们回国时，组织上要收回这些奖章。他们感到十分惋惜，非常舍不得。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对华的态度，从爱护和关心他们的角度，向他们讲明了道理。日本战友识大体、顾大局，他们要求在情况允许时，发还给他们这些用生命和血汗获得的珍贵奖品。中国政府和军队答应暂时保管，今后情况允许一定发还。
穿着中国干部服装回国的日本友人
收回了军装，组织上为日侨购置了便衣，就是当时中国流行的蓝色人民装和干部帽，还有棉被、暖瓶等日用品。据华北军区政治部给总政治部的报告，总计换装费、资助费共开支四十一亿元人民币（旧币，一万元抵新人民币一元）。当日侨登上回国的轮船时，知道内情的人从他们穿着的统一的人民装，还是能识别他们的身份。
为了保证日侨安全回国，军队政治部门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即使是外交部当年参与日侨回国谈判的人员，也不清楚这些在解放军中工作的日侨情况。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后，军委总政治部向外交部提供了第一批回国的日侨清单。其中“东北各系统日本人分布状况表”中，“军队关系”栏登记的日本侨民统计，“军区直属”579人，“卫生部”2730人，“军工部”1074人，“军需部”174人，共计4557人。“关内日本人分布概况表”中“野战卫生部”2034人，这些人都是军队人员。太原市1000人，察哈尔大同县300人，注明“捕虏”，说明他们是“蚂蚁部队”的战俘。
关于“蚂蚁部队”的处置，华北军区政治部1952年11月给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说：“永年训练团共有日俘707名，连同家属361名，合计有1068名。其中经过审查，罪大恶极确定为战犯移交地方公安机关管押者106名；罪恶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侨编为劳动大队者601名。对战犯的处理已与最高人民检察署和华北行政委员会商妥，移交山西公安厅全部接管。劳动大队与中财委联系，已决定由中央农业部接收，农业部已决定将这些人遣往西陵从事农林垦植和修建工程。”[8]在确定这些日本战俘及家属回国前，组织上对永年训练团中的人员又进行了一次政治审查，查出历史罪恶较大、血债较多、现思想仍反动者5名。这少数几个人与先前移交山西公安的战犯一起关押，其余多数“蚂蚁部队”成员被遣返回国。
由于中国政府和军队部门事前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1953年1月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到北京后，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谈判之前，周总理让廖承志会同外交、公安等部门开会研究，进行充分的准备。我方制定了谈判要点和有关对策。这次日侨回国，不同于以往的“遣送”和“撤退”，而是中国红十字会受政府委托，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回国。与日方谈判的范围仅限于协商日本来船的手续及有关日侨回国的各项具体问题。中方向日方提供了分期分批回国的日侨名单，凡是愿意回国的日侨，中方都尽可能地提供方便。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三团体与中方密切合作，1953年3月7日，中日两国红十字会签署了《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的公报》，确认由日本政府派轮船接日侨回国。中方指定天津、秦皇岛、上海三个港口为日侨集中和登船地点。第一批回国日侨约5000人，以后根据申请回国的日侨人数和来船情况，每20天为一个周期，运送日侨回国。
1953年3月22日，日本第一艘客轮“白龙丸”抵达天津塘沽港，九百余名日侨登船回国。日本方面对国民归来也很重视，在新闻报道中没有使用“遣返”这类词语，而使用一个新名称“引扬”。随后“兴安丸”到天津港接运日侨，随船有十几名日本记者来访。他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侨回国的关心照顾，也被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所感动。日本三团体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1954年10月30日，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一行10人，经香港到达东京。在13天的访问过程中，受到日本各界人士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日本政府官员也会见了代表团，表示中日两国应当友好往来。这次访问堪称“破冰之旅”，打开了中日民间往来的大门。而作为“破冰之旅”的主体，就是那些在解放战争中做出贡献的日本战友。
20世纪50年代回国的日本友人
归国后的两种命运
在解放军中工作的日本朋友回国后，都非常怀念中国。新井侃教授写了长篇回忆录《越过长城》，原42军野战医院护士十川八重子写了长篇回忆录《晓星》。从这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他们在解放军中的经历。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老战士分别以原来的工作单位为名组织战友联谊会。有的以在中国参军和分别的地方为名，如齐齐哈尔会、梨树会、耒阳会等，新井医生所在的原第29医院的战友组织了“长城会”。林弥一郎与东北老航校的战友组织了“航七会”（东北老航校建国后改为第七航空学校）。大家每年聚会，出版特刊，回忆在中国的日子。从这些刊物中，我们也更详细地了解各部队日本朋友的经历。中日建交后，打开了正常交往的大门，这些日本老战士纷纷来中国访问探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日本朋友的历史功绩。1956年6月27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三团体访华团时说：“我们很感谢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是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9]日本老战士回国后，也致力于发展日中友好关系。林弥一郎在“航七会”的基础上创建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员有八百余人。1985年1月，林弥一郎访问北京，彭真委员长亲切地会见了他，伍修权与林弥一郎谈起当年赠手枪的情节，他们为重逢而感到由衷的高兴。1986年3月在北京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校庆。空军司令员王海隆重欢迎老师林弥一郎、大澄国一、内田元五等人的归来。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老战士“回娘家”的联谊活动十分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