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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但双方要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
原来，孙美瑶还是信不过政府。民国八年，有一支土匪也做过一次绑票，政府答应“释放肉票，既往不咎，收编招安”，但释放人质后，17个土匪全部被杀。
政府表示同意，双方签字画押。
眼看谈判成功，在山东“督阵”的交通总长吴毓麟随即往北京发了封电报，表示自己“义愤填膺”，自愿入山当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
当时外媒对“临城火车大劫案”的报道
这一“义举”让在北京的政府官员感动不已，时任总统黎元洪立刻发电嘉奖，一干官员接连发电，劝阻吴毓麟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了山东后，每天都在打麻将，没有过问任何事情，就等着谈判达成后发出那一封电报，然后载誉回京。
但吴毓麟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除包围，并任命孙美瑶为招抚司令，希望开始释放人质。但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撕碎了“委任令”，表示不承认之前签订的条约，官军先全部撤退，然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再提出正式的条件。
土匪变卦了。
5
孙美瑶之所以会变卦，还是因为他的土匪本性。
一看政府那么轻易就答应了自己的条件，孙美瑶不禁开始后悔起来：条件开低了！
在和山寨里的众人商议之后，孙美瑶重新开出了条件：一、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二、将自己部众改编为两个师；三、将滕县、邹县、峄县作为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一百里外；四、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五、六国提供保证。
这些条件开始变得越来越荒谬，北京的政府火气也开始越来越大。到京述职的山东督军田中玉力主“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表示支持。不过这个计划被泄露了出去，各国使节也开始不断劝阻中国政府：不许动用武力！继续谈！
为了避免动用武力而使得本国人质遇难，外国使节们找到了当时北洋政府的实力派曹锟，希望他劝说政府不要动用武力。
这场大劫案发展到这一地步，已经成了各方势力达成自己目的的一种工具——曹锟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借助洋人继续扩大和巩固自己势力的机会。在答应美国公使舒尔曼不使用武力之后，曹锟也得到了美国人对于他挤走黎元洪，当选民国大总统之后的一些承诺和约定。
在曹锟的强烈反对下，动用武力的提议被否决了。田中玉只能亲自去找曹锟，汇报自己的想法是“明剿暗抚”：明面上强硬宣称将使用武力，但暗地里还是以安抚为主，等土匪自己“扛不住”。
田中玉的想法还是对的。
由于官方不肯答应条件，抱犊崮的土匪们开始慢慢慌了起来。思虑再三，孙美瑶在外国人质中找了一名法国人，中文名字叫作裴雨松。裴雨松在“一战”的时候得到过勇士勋章，土匪们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于是便让他宣誓肯定会回来，然后就让他带着新的条件下山去接洽政府。
裴雨松一下山，就失去了踪影。这种行为让土匪们大吃一惊：原来外国人也会不讲信用！
无奈之下，粮食紧缺的孙美瑶只能先同意，让外界送些粮食进来，不然人质和土匪们就都要饿死了。
红十字会驻华代表克劳立刻答应了孙美瑶的要求，雇了一支苦力队，往抱犊崮送来成箱的青菜罐头、面包和牛肉。“洋票”在抱犊崮的生活条件顿时好了很多。
有意思的是，克劳在送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质急于给家人写信，让苦力带下山。有生意头脑的克劳立刻临时设计了两款邮票，要求人质寄出的信，必须购买由他制作的“土匪邮票”。
土匪邮票共有两种，分别为5分和10分。5分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抱犊崮，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字样。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5”后面多加了个“0”，5分邮票变成了50分票，成为一张错票。10分的邮票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用英文写着“PAO TZU KU BANDIT POST（抱犊崮土匪邮政）”。
如今这两款“土匪邮票”已成为收藏界的抢手货，一个小小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拍卖，以1万美元成交
尽管山上山下能互通有无，但实质性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到底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比山下官军更急的，其实是山上的土匪。5月25日，在“法国勇士”裴雨松一去不复返之后，土匪决定让鲍威尔宣誓，带着新的条件下山。
鲍威尔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带着新的三个条件找到了政府：一、发给匪军6个月的军饷；二、收编匪军1万人；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再一次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
鲍威尔遵守自己的诺言，于当天返回了抱犊崮的土匪营地。
5月2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从北京回来了，根据当初和曹锟达成的约定，他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且开始派飞机绕山投放传单。
土匪更慌了，让鲍威尔再次下山，带去了两个让步的条件：一、政府军解围撤退；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田中玉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土匪没有回音，但在5月31日，释放了多病的中老年英国人质斯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是为了治疗自己的失眠而到中国来旅行的，不过没有人知道他在抱犊崮的那些夜晚究竟睡得好不好。史密斯的中国之行原本还有东北最后一站，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之后，毅然决然地提前结束了这次中国之行，返回了英国。
史密斯回国后发表了一篇通讯，叙述了自己在被劫持期间的感想，他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但是哪怕有人花100万美元，他也不愿意再有这种经历了。
人质一个一个被释放，但危机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胶着状态，需要一个解局人。
6
6月1日，解局人出现了，他的名字叫陈调元。
陈调元当时的职位是徐海镇守使，属于江苏官员。临城的这桩大劫案原本和他没有关系。但因为整个案子处理得实在太拖沓，他受命进入山东，协调此事。
陈调元到了山东，很快就发现了僵局的关键所在：官匪互不信任嘛！那该怎么办？就必须要有一个人，愿意深入虎穴，代表政府进入土匪的老巢，表达诚意。
此时，当初那个“义愤填膺”，愿意进山替换人质的交通总长吴毓麟早已不知踪影，陈调元一拍胸脯：我去！
6月1日，陈调元带着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他们说是去接引人质下山，其实就是去做“抵押品”。
陈调元后来官拜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不过被人评价军事才能极其一般，但为人处世圆滑。他的儿子叫陈度，给他生了个孙女，叫章含之。章含之的女儿，叫洪晃。章含之的第二任丈夫，叫乔冠华
陈调元敢进山，还是有一点底气的：去临城的时候，他带了两个旅的兵力。
这两个旅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土匪释放人质，而山东督军田中玉反悔，那么那两个旅为了陈调元的人身安全，就会向山东军队发起进攻；如果土匪敬酒不吃吃罚酒，不放人质也不放陈调元，那么那两个旅就会全力向土匪发动进攻。
在武力保障之下，原本就和各路土匪熟稔的陈调元上山后，展现了非凡的手腕：和土匪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像是自家人一样。
他先是要取得孙美瑶的信任。有一次喝酒，孙美瑶双眼红肿，陈调元忙问为何。孙美瑶说自己这几天一直在熬夜办事，陈调元当即拿出一副名贵墨镜送给孙美瑶，表示作为一寨之主，一定要好好保重。
然后还要让土匪放下戒备。陈调元当时自己带了两个全副武装的贴身卫兵上山，孙美瑶的族叔孙桂枝（此人后来被证明是真正的幕后指使，孙美瑶对他言听计从）对他赔笑：“我们这里岗哨众多，绝不会出什么事，也请您带来的几位弟兄最好别出去，以免发生误会……”陈调元心领神会，二话不说，当即命令卫兵将所有武器卸下交给孙桂枝。
陈调元还和一同前来的各方士绅打理好关系。他一进山就拿出一本日记本，请每个人签名，理由是大家一起上山来办这种尴尬事情，可算是患难之交，不妨留个纪念，大家今后都好做朋友。
陈调元上山时，还带来了一件大礼——2000套正规军的军服，这让土匪们心里非常开心。再加上陈调元的一路协调，土匪很快就答应了当初政府提出的两个条件，然后开始分批释放人质。
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8名外国人质被释放，至此，所有的人质均已被释放。孙美瑶随后陪同陈调元检验所有土匪：实数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土匪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一场历时37天，轰动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就此画上了句号。
7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你们不想知道一下孙美瑶的结局吗？
根据当初的约定，6月27日，孙美瑶和他的手下如愿被招安，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任旅长。
25岁的孙美瑶干了一票惊动世界的大案，最终还全身而退，自然是春风得意。但他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北洋军阀直系和皖系的纷争旋涡中。
临城一案，使得原本属于皖系的山东督军田中玉被迫辞职，直系干将郑士琦接任。而孙美瑶等土匪崇拜的张敬尧，却是皖系的，而且是当时曹锟手下第一干将吴佩孚的死对头。
身处风口浪尖，年轻的孙美瑶还颇为高调，在完成了几次“剿匪”任务后，认为自己已经成功“洗白”，又开始暴露了一些土匪习气，比如剿匪获得的枪支，小部分上缴，大部分自己私存起来。
孙美瑶不知道，从曹锟到吴佩孚，都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1923年12月19日，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张培荣亲自打电话给孙美瑶，邀请孙美瑶带上旅里的高级军官们，到枣庄中兴煤矿俱乐部玩耍，顺便调解孙部与驻枣庄的吴可璋团之间的矛盾——吴可璋曾举报孙美瑶扣枪不缴，孙美瑶曾说：“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
为了给自己找几棵大树，孙美瑶曾拜张培荣为师。自己老师邀请，自然要去。孙美瑶兴冲冲带上一队护卫，外加几只心爱的鹌鹑（他和张培荣都喜欢斗鹌鹑），前去赴宴。
到了中兴煤矿俱乐部，孙美瑶被张培荣的副官单独带到正厅。一进门，一把石灰粉撒了上来，然后孙美瑶被人按在墙上，剥去军装，推到了俱乐部门口。
一刀斩首。
馒头说
1925年，鲁迅在他的《灯下漫笔》中，还专门提到过孙美瑶和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出则汽车，行则保护：虽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虽或被劫，然而必得赔偿的；孙美瑶掳去他们站在军前，还使官兵不敢开火。”
鲁迅这篇文章全文和孙美瑶并没有太大关系，但当时孙美瑶的行为，在中国民间还是得到过颇多的赞誉，一度被称为是“义匪”，甚至还被提拔到“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革命团体”这个高度。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评价？主要可能还是因为，孙美瑶当时煞了洋大人们的威风吧。
只是孙美瑶和他的兄弟们的所作所为，和“革命”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劫持人质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能被“招安”而已。这就是一次彻头彻尾、标准的绑架和抢劫。
唯一和其他绑架不太一样的是，土匪们对人质的待遇是相当不错的——但这待遇只是对洋人的，孙美瑶他们对本国人质的态度就要差很多。
从这个道理上说，鲁迅其实也没说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向美国宣战。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鲍威尔被日本兵抓捕，投入了提篮桥监狱。在监狱的牢房里，鲍威尔惊奇地发现，同处一屋的英国人，居然也是当年“临城火车大劫案”的人质之一。
鲍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这两位山东土匪的前俘虏，此时此刻重逢于斯，禁不住紧紧拥抱在一起，异口同声地喊道：“我喜欢中国土匪，不喜欢日本流氓！”
唉，不知已成为游魂的孙美瑶若看到这句评价，会做何感想。
读者评论
Dali Zhou：按照这个购买力，49块大洋，大概是现在的2000元。在铁路稀缺的年代，已经很良心了吧。（作者回复：20世纪20年代中期，上海一个普通巡警月薪大概15块大洋，一个卫生局科长月薪大概30块大洋。）
汉韵：我是滕州人，以前家里人时不时提出领我去抱犊崮玩，我都觉得没意思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