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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_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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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政策,不要管得太具体。”

与《猛士》有类似命运的,还有1979年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被放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哪怕是得到了邓小平的首肯,依旧因为画中有几个裸体少女的形象,一度被用薄板遮挡了起来,直到1990年薄板才拆除。

《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局部)

理念,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艰难前行。

1985年初,上海戏剧学院公开招聘人体模特,报名者挤破门槛,不到半天工夫,500份报名表已全部发完。

但这并未标志着“人体模特”这个职业在中国彻底被接受。1986年8月,曾瞒着家人在南京艺术学院做人体模特的陈素华因病回江苏乡下休养,正巧电视上播放一部有关刘海粟的片子,里面有画人体模特的情节。家乡父老这才明白当“模特”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天天都有大批人跑到陈素华家中来看热闹,陈素华的奶奶更是责备她“不应该卖身”。最终,19岁的陈素华精神失常,光着身子跑出了家门。

好在,像陈素华那样的悲剧,最终越来越少。

198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陈醉的科研成果《裸体艺术论》出版,引发轰动。1988年,该书累计印刷20万册,创造了出版史上学术专著成为畅销书的奇迹。

1988年末至1989年初,全部是裸体作品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这次史无前例的展览,万人空巷。

自那以后,人体模特,包括裸体艺术,终于开始渐渐为国人所接受。

馒头说

关于刘海粟的业务能力乃至人品,业内一直有争论,这个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不过,他为了使用人体模特而力争,这件事应该是有案可查的。当时的《申报》曾发表文章对此事评价说:“刘海粟三个字在一班人的脑海里、心头上,已经是一个凹雕很深的名字。在艺术的圈子里,他不但是一个辟荒开道的人,并且已是一个巍巍树立的雕像。”

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有上千年儒家“非礼勿视”的传统,其思路的转变,确实比西方要难不少,也难怪鲁迅先生会吐槽当时的一些“卫道士”:“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好在不管怎样,时代毕竟是在进步,观念也在更新。如今的中国,人们认识到人体也是一种艺术,早已不是问题,但反而出现了新的问题:如何把握真正的艺术和低俗的色情?比如前几年恨不得一丝不挂的某些车展车模,比如一些完全不知所云的“行为艺术”。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一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何其难!何其难!

读者评论

小冰:真正龌龊的不是裸露的身体,而是见不得光的思想。

Young:记得大学英语老师放美国电影(喜剧),有一段女主洗完澡撞上男主的镜头虽然没有漏点,但老师还是很紧张地跳过这一段,毕竟传统文化观念觉得不敢看,尤其在众目睽睽之下。

谢幕之后:天才在左,疯子在右,艺术和低俗之间一线之差,所以不难看出其中“度”字的重要性。但怎么定这个“度”也是众人讨论最多,最难确定的。头疼。

碧落:8年前读大学的时候画人体模特被其他朋友知道,依旧是两眼放光的窃窃……所以我觉得能接受的自然就能,不接受的不必强求。

一场轰动中外的大劫案

这个故事,说的是一桩劫持案。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劫案,从某种程度上说,堪称“民国第一大劫案”。

1

1923年5月5日,夜。

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别快车,正在津浦铁路上疾驰。

在中华民国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能坐得起这列列车的人,依旧不多。这列列车是时任交通总长吴毓麟花重金从美国订购而来,车厢为全钢打造,外面漆着蓝漆,俗称“蓝钢皮”——在当时整个远东地区,这样的列车只有一列。

车好,自然票贵。

1924年,四川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到上海去看望女儿,曾搭乘过一段津浦线上的这列火车,连火车票在内,一共在火车上花费了49块大洋。

49块大洋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的北京,一块大洋,可以订半个月的牛奶,或买2斤鲜羊肉,或买20斤大米。

由此可见,当时能坐这列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

“蓝钢皮”列车的另一特征,就是车窗为拱形

回到1923年5月5日晚的这列“蓝钢皮”。

“蓝钢皮”分一、二、三等车厢,一等车厢由一间间的软卧构成。能买得起一等车厢车票的,多半是外国人,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中国生意人。

那一晚,在“蓝钢皮”的一等车厢里,有美国总务司安迪生的代表鲍育、法国公使馆参赞茹安等外国政要人士,他们是来参加中国关税会议的。而另一群外国人,如《中国远东金融商业报》记者亨莱、《大陆报》记者李白斯,还有美国《密苏里新闻报》驻远东记者鲍威尔等新闻界人士,是到山东境内采访的。

《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约翰·鲍威尔,在中国已经待了8年,很自然获得了一个称号:“中国通”。作为一位媒体界人士,鲍威尔一直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到哪里都喜欢记上一笔。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个习惯,我们后人才能完整知道之后发生的所有故事。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那一夜,鲍威尔在一等车厢里和同车厢的法国人贝吕比闲聊。他告诉法国人,火车现在刚刚进入山东境内,目前处于三省交界处,是土匪的“天堂”。

“我们现在正处在土匪窝里呢!”

在一阵哈哈大笑之后,鲍威尔和贝吕比洗漱完毕,在凌晨2点左右,昏昏睡去。

凌晨2点50分左右,伴随着一阵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整列列车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和颠簸,鲍威尔从梦中惊醒,赶紧掏出了手枪。

一群中国人拿着枪闯进了一等车厢,一个罗马尼亚人(一说为英国人)抄起手边的茶壶扔向了对方,换来的是几声枪响——他被当场击毙。

鲍威尔立刻选择交出手枪。他知道,真的遇到了土匪。

2

在遇劫的外国人中,有一位富家小姐。

这位小姐,名叫露茜·奥尔达里奇,是美国石油大王家族成员小洛克菲勒的小姨子。后来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周末,我做了中国土匪的“洋票”》(A Weekend with Chinese Bandits)。

“洋票”,就是外国人质的意思。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质,被称为“本票”。

在遇劫之后,车上100多名旅客被要求列队站立,各自保管好自己的车票——那张小小的车票,此时成了衡量他们身价的唯一凭证:三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2000块大洋的赎金;二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1万块大洋的赎金;头等车厢的客人,每人值3万块大洋的赎金。车票丢了怎么办?没关系,就按头等车厢赎金计算。

至于洋人,不分几等车厢,统一价格:一人5万块大洋。

人质们在铁道边待了半个多小时后,土匪们完成了车厢的洗劫工作。一名年轻的土匪下令:上山。

那座“山”名叫“抱犊崮”,在峄县、临沂、费县、腾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的一座。崮顶平坦,有良田400余亩。当初为了耕种这些田地,需要耕牛。耕牛上不去,农民只能抱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所以得名“抱犊崮”。

抱犊崮如今已被开辟为国家森林公园,距枣庄市驻地23公里,面积达665.5公顷,为AAAA级景区

这时候,天色已经微亮,露茜小姐这才看清了土匪的人数:大概有1500人左右,很多都拿着旧式的日制枪械。

那个下令上山的年轻土匪,身边大概围着300个左右的随从,露茜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所有土匪的头目,他的名字,叫孙美瑶。

孙美瑶,山东北庄镇(今枣庄市山亭凫城乡)白庄村人,生于1898年。孙美瑶的胞兄孙美珠联合各地方武装力量和各省饥民共七八千人,在抱犊崮“扎寨”,成了土匪。1922年,在一次与官军围剿的交战中,孙美珠被杀,孙美瑶继任为“总司令”。

劫持“蓝钢皮”,是孙美瑶蓄谋已久的行动。他们早早就挖开了临城那段的津浦线铁轨,然后埋伏在铁路两旁,安静地等候远东唯一一列超豪华列车的出轨。

只是,和美国人鲍威尔想的有所不同的是,孙美瑶组织的这次抢劫,还不是一般的抢劫。

孙美瑶的土匪队伍,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山东建国自治军”。

所以,他们抢劫的目的,还不仅仅是钱。

左一为孙美瑶,为目前可以找到的唯一照片

3

“蓝钢皮”被劫持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的,不是北洋政府,而是外国政府。

一开始,各国政府乱作一团,以为这次劫持事件是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上演。等到搞清来龙去脉之后,5月7日至8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连续向北洋政府提出最严厉的抗议,提出下列要求:一、列国共同质问临城事件责任;二、限日放回被绑架人员;三、保证今后津浦路安全,至必要时,外国联军得采取应急手段;四、自5月9日起,3日之内责成释放所有人质,不然每过24小时则加赔偿金若干。

在各国使节中,最兴奋的是日本。事件发生的当天,日本的4艘驱逐舰就开到了天津港,日本水兵们登岸游行,抗议人员被劫。

但在这次劫持事件中,其实一个日本人质都没有。

在日本的撺掇下,英国表示已对自己在中国的驻军下达了动员令,美国国防部长也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北洋政府抛开了其他一切事务,把所有精力放到了这桩大劫案上——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出两万大军,包围了抱犊崮,随时准备剿灭孙美瑶所领导的“山东建国自治军”。

千钧一发之际,田中玉的部队收到了绑匪传出的一封信。

那封信,就是被劫持的鲍威尔写的。信里说:

建国自救军的首领命令我们给你写这封信,要求你命令你的部队立刻停止射击,否则土匪就要杀死所有的外国人质和中国人质。

——外国人质代表J.B.鲍威尔

这是土匪得知鲍威尔是记者后,让他写的这封信。而鲍威尔答应写的条件,就是先要将被绑乘客中的妇女和儿童全部释放。

在鲍威尔的信发出后,土匪信守诺言,释放了全部妇女和儿童,包括前面提到的露茜小姐。其实不仅如此,据赵焰《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考证,当时土匪还释放了另外一些人质:和孙中山的组织有联系的;曾参加过海州暴动和亳州暴动的;家里不足四十亩地的;有医务百工技艺的。一家人同时被掳的,只留一个,有父的不留子,有兄的不留弟,有夫的不留妻。

孙美瑶似乎在用行动说明,他们的土匪,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同时,他也在释放“不想鱼死网破”的信号。

在释放一批人质之后,土匪手中总共还有20个“洋票”和30个“本票”。

一位叫李·所罗门(右二)的“洋票”曾在后来的记述中,这样描写到达抱犊崮时的情况:“头12小时内,我们都只穿着衣衫、内衣或睡衣,等到了首座堡垒时,匪徒们才发回给我们自己的衣物。总之,我们与匪徒几乎没有分别,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匪徒的穿着有一部分是他们从火车上偷来的,其余则是他们自己的。有些匪徒有四五件中式外套和一些我们的衣物。他们个个有手表、珠宝等东西,新来这儿的匪兵大多衣衫不整,然而武器装备齐全精良。”

鲍威尔的信引起了各国政府的一致担心,它们纷纷施压北洋政府:为了保证人质安全,不许使用武力!

不能打,怎么办?

那就只能派人开始和谈了。

4

5月15日,政府和土匪的第一次正式谈判开始。

官方派出的代表规格很高: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省长熊炳奇,绑匪方面派出的代表叫周天松。

周天松带来了绑匪的条件: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补充军火。

等到这些条件提出,孙美瑶这次劫持的目的才完全浮出水面:1923年,孙美瑶的队伍在官军的连年围剿之下,已经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所以他们策划了这次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目的绝不仅是为了求财,更是为了自保——求被招安。

除了第三条不可接受外,前两个要求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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