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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曲的曲谱，寄回了国内。［然后聂耳就在好友李相南（真实身份是朝鲜共产党员）的陪同下，到他的朋友滨田宏子家去度假。］
聂耳寄回去的曲谱上，题目只写了“进行曲”三个字，当时百代唱片的投资人朱庆澜在这三个字前又加了“义勇军”三个字，《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诞生了。
1935年5月，百代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从曲调到歌词，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击中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这首歌迅速被传唱大江南北。
两个月后，却传来了聂耳与友人在海边度假，不幸溺亡的消息。
4
关于聂耳的死因，其实有争论。
1954年，云南省重修聂耳墓，请来当时的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来写墓碑文。郭沫若当时写的话里，最后两句是：
“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敌国”，指的是日本，而“未能明焉”，明显透露出一种质疑。
无独有偶，巴西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安德拉德当时写了一篇散文，叫作《杰出的音乐家》，在文中他这样写道：“聂耳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杀死的。……是的，聂耳很清楚，他的名字在黑名单上，敌人很可能暗杀他。……聂耳还是小青年，只有23岁。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死了。在检查了一具流血的尸体后，日本警察正式发表看法说：‘他是溺死的。’”
尤其是，聂耳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头部和鼻孔都有轻微出血现象，使得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聂耳当时是七窍流血，是日本人认为他宣传抗日，派人杀死他后抛尸大海。”
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所有的证据，都不能支撑这一说法。
第一，聂耳虽然当时写了一批传唱很广的歌曲，包括《义勇军进行曲》，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作曲者是聂耳，聂耳当时作为一个业余作曲家，名气绝没有大到日本特务要派人暗杀的地步。
第二，当时聂耳虽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是秘密加入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党员的身份。他去日本也没用护照，用的是一张学生证，上面写的是“聂守信”这个名字，日本人也很难知道他的身份。即便知道聂耳的真实身份，日本警察也不会轻易暗杀，因为对当时流亡日本、名气最响的郭沫若，日本警察也只是“监视居住”。当时中日也没有全面开战，日本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暗杀一个在当时其实不算有名的聂耳。
早期油印的《义勇军进行曲》简谱
第三，聂耳在日本期间的日记后来全部曝光，没有任何表示自己被特务跟踪的记录。
第四，当时聂耳的同乡挚友张天虚从头到尾参与了聂耳的认尸到入殓的全过程，他后来所有的回忆录和文字，都没有提到怀疑聂耳是被日本人暗杀的。
最后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曾多次与聂耳在上海一起游过泳的他的朋友孙瑜、金焰、吴永刚、赵丹、黎锦光等人，都回忆说聂耳的游泳技术不高，不会换气，经常沉底，因此有着“潜水艇”的外号。而根据滨田宏子的回忆，当天她带着儿子在浅水区游泳，而聂耳去了深水区。
根据游泳专业人士的经验，他们救过的一些溺水的人，确实会出现口鼻有轻微出血的现象。
日本著名音乐大师团伊玖磨后来到中国拍摄《聂耳》专题片时，曾提出他自己的猜想：聂耳在那天游泳时可能突发心脏病。
说聂耳是被暗杀，证据确实不足。
5
聂耳的生命，停留在了23岁。
但他留下了一件最珍贵的遗产。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从将军到士兵，从商人到学生，大江南北，所有中国人都饱含热泪，握着拳头口口传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937年的淞沪会战，谢晋元率400余名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每天都要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台儿庄，中国士兵集结在断壁残垣的庄内，高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向日军发起冲锋……
不仅仅是在中国。
“二战”期间，在苏联，在法国，在捷克斯洛伐克，《义勇军进行曲》被翻译为《起来》，灌录成唱片，“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响彻欧亚大陆。
1940年，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于次年灌录了一套《起来，新中国之歌》（Cheelai: Song of New China）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作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也沦落到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义勇军进行曲》开始成为东南亚人民抗日的“战歌”。1944年，《义勇军进行曲》在马来亚的歌词被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一位马来亚游击队员，在被捕后，面对日军，是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就义的。
到了“二战”尾声，盟军推出了一批凯旋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也赫然在列。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征集新中国“国歌”，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人提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刻表示赞成。
之后经历“文革”，《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遭到迫害，国歌的歌词被推翻重写，但这首歌的曲调却无人敢动。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再次确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
而在日本，也有人纪念聂耳。
1954年，在聂耳遇难的日本藤泽市湘南海岸公园，日本人建立起了一座“聂耳纪念碑”，但1958年毁于一场台风。1963年，藤泽市民成立了“聂耳纪念碑保存会”。1965年，保存会通过民间募集400多万日元，重建“聂耳纪念碑”。
每年的7月17日，藤泽市“聂耳纪念碑保存会”都会和市民在聂耳纪念碑前举办“聂耳纪念祭”，献花，默哀，并由市消防乐团吹奏《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肖像的石材取自他的故乡云南。1981年，因聂耳的生死缘，昆明市和藤泽市成为友好城市
在激昂的歌曲声中，大家会再读一遍聂耳纪念碑上的碑文：
纪念聂耳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
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来此避暑游泳，淹没在突来波澜中而成为不归之客。
聂耳一九一二年生于云南，师事欧阳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留下了歌颂中国劳动民众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聂耳作曲的。
倾耳过来，至今可以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
馒头说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在跳水比赛的现场，我曾经和一个在伦敦政经学院读硕士的留学生聊天。
“这人哪，就是怪。在国内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国家毛病太多，一定要出来。”这哥们儿说，“可真一出来，心里想的全是祖国。”
就是这个哥们儿，自己买了票来看比赛（跳水比赛在英国非常热门，门票非常贵）。在吴敏霞拿到女子三米板金牌后的升旗仪式上，国歌一响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哭得跟个傻×似的”。
作为一个曾经采访过三届奥运会和几十项国际比赛的体育记者，我能理解他的感受。
尤其是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国运动员登上冠军领奖台，升起国旗，奏响国歌的时候，看台上用力挥舞国旗，哭着跟着一起唱的，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华人和留学生。
这背后，自然主要是“祖国情结”，但国歌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义勇军进行曲》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没有华丽的乐章，但每个音符都铿锵有力，击中人的内心，让人感受到一种危机感和奋发的动力。
新中国成立前夕那场对新国歌的讨论，其实不是没有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质疑：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都建国了，还说“最危险的时候”，合适吗？
但最后还是通过了。而且事实证明，在这之后，中华民族确实远没有到可以图安逸的时候，甚至说有濒临“最危险的时候”，也不为过。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时至今日，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过时了吗？
真的过时了吗？
读者评论
李茉莉：如果放到今天，“键盘侠”们又会问，为什么刚写了抗日的歌就去日本？为什么抗日的聂耳还会有日本人给立碑纪念？等等阴谋论……但是历史就是历史，人性是最真实的。感谢馒头大师再掀开这一章，让我们重读历史，多多见识！
冰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最危险的时候，永不过时！
伟：聂耳先生是我的校友（求实学校）。学校花园有他的塑像，每次经过的时候，我会停下脚步，对着塑像默唱一遍国歌。起来！
阿小?菁?依然：袁春晖是我奶奶的堂姐，那时候我奶奶还小，他们会带上我奶奶一起出去玩。他们那一辈的青春岁月，还是挺美好的……如果不是社会动荡他们应该会在一起吧。春晖奶奶的子女现在很好，我们也很好，这样的生活离不开革命先辈的努力（作者回复：有一位让我觉得历史很近的读者）。
“土肥圆”和“土肥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土肥圆”“高富帅”“矮穷挫”这些“新三字经”，成了网络流行词。
“土肥圆”的含义，其实不用解释，看字面意思就知道了。
但后来在一次推送中，我偶然发现，原来不少人并不知道“土肥圆”的出处，或者说，完全不知道，土肥圆原来真的是一个人的名字。
1
土肥圆的出处，确实来自一个人的名字：土肥原贤二。
让我想想，怎么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人呢？这么说吧：
这个人，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决的第一个日本甲级战犯。
2
土肥原贤二
1883年，土肥原贤二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家庭。
按照一个军人的发展轨迹，他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3年，30岁的土肥原也就是混到了一个日本陆军上尉的军衔而已，中规中矩。
但这年7月的一次调遣，彻底改变了土肥原的人生轨迹——他被派进了日本驻北京的“坂西公馆”，担任坂西利八郎的助理。
“坂西公馆”是日本著名的特务机构，坂西利八郎是日本著名的第二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后来被人称为“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
还是回到1913年。
不太清楚土肥原贤二在北京拜了哪位师父，总之，他很快掌握了地道的北京话，甚至能说几地的方言。这为他今后的特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从1913年到1927年，整整14年，除了短暂的调离外，土肥原贤二可以说是“深深扎进了中国这块土地”，游走于中国各派系军阀和势力，甚至普通民众之间，建立了广泛的人脉。
很多接触过土肥原的人，说他待人和善，能说会道。所以有人说，很多情报是被自动送到土肥原这里来的。
1927年，44岁的土肥原贤二晋升为大佐（相当于上校团长级别）。日本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有一个“十年人事”的说法，就是说一般陆军大学毕业生，10年就可以升到大佐军衔。土肥原贤二比同辈多花了5年时间。但这5年时间，他花得并不冤——他在中国多积累了5年人脉。
1928年，土肥原贤二第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来了。
3
给土肥原贤二机会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
1928年3月，土肥原贤二应聘出任“东北王”张作霖的顾问，负责指导奉军以日军的标准进行训练，顺带大力搜集奉军辖区内的所有情报。
土肥原确实在全力帮助张作霖。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土肥原贤二拼尽自己所有的智慧和人脉，直接搞垮了直系军阀的金融系统，让他们发行的纸币全部成为废币。吴佩孚败走，直系崩溃，奉系进京掌权北京。
土肥原贤二帮张作霖的远不止这些。奉系将领郭松龄趁奉军主力在关内作战，起兵叛变，在土肥原贤二的强烈建议下，驻朝鲜的日本军队出兵，大败郭松龄部队，再一次帮助了张作霖。
投桃报李，土肥原贤二当然是有期待的。他期待的是，张作霖今后能完全接受日本人的指令。
然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可以做一万件糊涂事，但有一件事绝不糊涂：不能做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
当土肥原贤二发现张作霖得到自己那么多帮助，却开始对日本人的要求阳奉阴违的时候，他开始恼羞成怒了。
北伐战争开始，土肥原贤二建议张作霖退回关外搞独立，但张作霖不肯，结果节节败退。眼看北伐军将有可能威胁到日本的“满洲权益”，一直以“慈眉善目”闻名的土肥原贤二，终于露出了他完全不“萌萌哒”的真面目——皇姑屯火车站一声巨响，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当日死去。
我们读教科书时，看到张作霖被炸死，觉得也就是中国的一个军阀被日本人炸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