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_第1节

历史的温度2：细节里的故事、彷徨和信念

内容简介

尼古拉特斯拉，到底是神还是人？抗战期间，整个国家只剩两架轰炸机了，为什么还是要轰炸日本？真实的潜伏，究竟是什么样？ 史书上的一段话、一个名字，甚至一张图，在张玮的笔下，呈现出一张张意想不到的面孔。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年份和数字，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是人，就有正反面，就有优缺点。张玮尽可能地用辩证的眼光，结合当时客观的环境，设身处地去看待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带入立场，或者用上帝视角来评判一件事或一个人。 看起来枯燥的历史，其实活色生香，带着故事，带着血肉，带着彷徨，带着信念。 历史，有真实的温度。

自序

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本《历史的温度》出了才半年，第二本就又要付印了。

记得在第一本书出版后不久，参加了一场活动，主办方在介绍我的时候，在“媒体人”的头衔之后，忽然加了个“作家”——当时在台下的我，一下子没缓过神来。

长这么大，第一次有人叫我“作家”。

但后来想想，大概也应该勉强算是一个作家了吧，因为通过写“馒头说”微信公众号和第一本《历史的温度》，我确实幸运地拥有了一批还算喜欢读我文字的读者。

承蒙大家厚爱，截至我写这篇序的时候，第一本《历史的温度》在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加印了10次。而在微信后台的消息里，读者拍给我的《历史的温度》的封面照片开始渐渐多了起来。

其中，有不少原本就是“馒头说”的读者，他们买到书后，想和我分享。

也有不少，是原本并不知道“馒头说”微信公众号的人，在书店买了《历史的温度》，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又成了“馒头说”的读者。

有的读者，还会给我发来他们在公共场合拍到的有人在读《历史的温度》的照片，我印象中，有好几张照片，是有人在地铁车厢里看《历史的温度》——那一刻我挺不好意思的，因为书很厚也很重。

而一转眼，《历史的温度2》又要来了。

这次的书名，沿用了第一本，倒不是懒得再想新书名了，而是觉得，“温度”这个词，还是挺贴切的。

在收录的文章方面，第二本一共收录了“馒头说”的36篇文章——还是公众号发表过的文章。但我始终觉得，经过装帧、设计和排版，拿在手里的纸质书阅读体验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说句可能有点不要脸的话，我自己有时在翻《历史的温度》时，也会不知不觉看进去——这可能就是纸质书的魅力吧。

而第二本之所以比第一本少了4篇，是因为这一本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刊登读者评论——没有你们的支持，“馒头说”也不会有今天，所以希望尽可能地让更多读者评论呈现在书中。

当然，即便如此，《历史的温度》这本书应该也是市面上相同类型中比较厚的一本了，以至我和出版社的编辑开玩笑，说若不是你们在第一本坚持要放40篇，现在这些文章数量，其实可以够出三本了（编辑说她舍不得删，宁可提高成本）。

说到厚度，还有一件事要和大家汇报下：第一本书，出版社采取的是“裸脊锁线”的装订方式，成本其实比一般的胶装还要贵些。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因为书太厚，用传统胶装很容易散架；第二，这样装订，可以保证厚的书也可以平摊开阅读，这样可以改善大家的阅读体验。

所以，第二本书还会采用这样的装订方式，并不是“简陋”啊，请大家理解。

在大量的读者留言中，最让我欣慰的，是对我说“受到了启发”这句话。

众所周知，写历史，我并不是“专业选手”，相对于科班出身的学者、作家，我只是一个历史的业余爱好者，所以虽然尽我所能对所引用的材料做了考证和筛选，但谬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大家一直给了我很多包容和体谅，我很感激。

但我还算有点信心的是，我的出发点应该是没错的，那就是我一直希望表达的一个观点：

历史不是冷冰冰的年份和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人，就有正反面，就有优缺点。我们应该尽可能地用辩证的眼光，结合当时客观的环境，设身处地地去看待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带入立场，或者用“上帝视角”来评判一件事或一个人。

如果看完《历史的温度》后，读者能有这样的一点点启发，那就是最让我欣慰的一件事了。我绝不敢说为读者打开一道门，或者是一扇窗，我觉得，如果能稍微给大家拨动一下历史的窗帘，透出一道光，那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了。

最后，还是想和大家道一声感谢。

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少改变，相信你们中不少人，也是如此。

这是一个“只有变化是不变”的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谢谢你们对我的赞赏和鼓励，这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在海莲·汉芙写的《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人类发明了文字，懂得写成并印刷成书籍，我们便不再徒然无策地只受时间的摆弄宰制，我们甚至可以局部地、甚富意义地击败时间。”

愿我们一起，保持对阅读的渴望和热情。

了解历史，适应变化，战胜时间。

是为序。

2017年12月17日

于上海

人物 不应让历史睡去

聂耳之死

长期以来，他给我们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可能只有一句话：“音乐家，国歌的作者”。

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在23岁的年纪就去世了？他的死亡背后有没有什么阴谋？

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

1

1935年7月17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海岸监视所，忽然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的是一名叫滨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鲜男子。他们焦急地告诉警察：一位和他们一起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的中国人，在海岸边失踪了。

失踪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一点半。滨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3个多小时，依旧没有找到，所以报警。

根据记录，那名失踪的中国人，叫聂守信。

第二天，7月18日的上午，滨田宏子和李相南在又一次去海边寻找无果后，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国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捞上来的，他已经死了。根据法医的检验，死者死于窒息，换句话说，就是游泳时溺亡。

不久后，一位名叫张天虚（又名张鹤，长篇小说《铁轮》的作者）的中国男子赶到，打开棺木，确认了死者身份。聂守信，是这名中国男子的学名，他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聂耳。

聂耳

聂耳当时只有23岁。

这一年，他刚谱写完的一首歌曲，正在中国大江南北被中国人传唱。

歌曲的名字，叫作《义勇军进行曲》。

2

聂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昆明。

聂耳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也算贴切。

在聂耳4岁那年，父亲聂鸿仪就去世了，母亲彭寂宽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努力考到了行医资质（聂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给人看病开药，维持家庭生计。

不过，母亲的行医并没有影响聂耳未来的职业选择，倒是她另一方面的爱好对聂耳产生了巨大影响——彭寂宽是傣族人，经常喜欢给聂耳哼一些民族小调，并把一些民间故事配成当地流传的小调唱出来。

1919年，聂耳开始进入小学学习。虽然家庭拮据——聂耳连一套童子军服装的钱都交不出，只能转学——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聂耳开始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竹笛、二胡等乐器，还担任了学校学生音乐团的指挥。

1925年，进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的聂耳，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开办的英语学习会，并向他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后来，他又向人学习了小提琴。

1928年，发生了一件对聂耳影响很大的事。

聂耳的老师赵琼仙被当局逮捕（她是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戴着镣铐游街后拖去刑场枪毙。赵琼仙一路喊口号，聂耳就叫着“老师”在后面追。赵琼仙就义后，心被挖了出来，当时有些愚昧的老百姓认为吃了能治病，还去抢这颗心。

这件事对聂耳刺激非常大，他认为光学音乐没用，一定要做点实际的事。

16岁的聂耳随后就瞒着家里，报名了滇西军阀范石生组建的“学生军”，参军了。

17岁的聂耳

几经辗转，一年之后，这支学生军在广州解散，聂耳又回到老家昆明，继续音乐的学习。由于聂耳此时开始参与中共地下党的一些运动，慢慢被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盯上，经家人帮助，聂耳在1930年逃往上海。

照片中最右边的女孩子名叫袁春晖，当时是云南私立东陆大学的学生，能歌善舞，是聂耳的初恋女友，也是聂耳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子

在上海，聂耳打过工，失过业，最终还是如愿走上了音乐之路——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

由于聂耳对音乐特别敏感，很多音乐只要他听到，就能唱出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耳朵”的绰号。

在一次联欢会上，聂耳表演了一项绝技——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结果总经理笑称他为“聂耳博士”。聂耳说：“我已经有三只耳朵了（“聂”的繁体字为“聶”），你们还要送我一只耳朵，也好！”

从此以后，他就索性不叫聂守信，改名叫“聂耳”。

3

聂耳的生活条件虽然得到了一些改善，但真正让他音乐的灵感开始迸发的，是他之前贫苦的生活经历。

聂耳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

在上海，他自己去走女工的夜路，体会女工的辛苦，写出了“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的《新的女性》；他去码头蹲点，观察码头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写出了“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的《码头工人之歌》；他每天聆听小报童的卖报吆喝，谱曲后和报童一起修改，写出了“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

《卖报歌》的真实原型——报童“小毛头”杨碧君。聂耳写完《卖报歌》后曾专门请她提意见，她指出要加进一句“七八个铜板就能买两份”

回顾聂耳短暂的一生，他从事音乐创作的时间，大约就是在1933年到1935年这两年。但就在这两年时间里，聂耳的音乐天分似乎集中大爆发，留下了十几首在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

黎锦晖堪称中国流行音乐和儿童歌曲的奠基人，后来在抗战时期也写了不少抗战歌曲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全境沦陷，华北摇摇欲坠，但一些社会流行歌曲，依旧是《何日君再来》《桃花江是美人窝》。这些歌曲主要来自聂耳当时就职的明月歌舞社，社长就是《桃花江是美人窝》的作者、著名的音乐人黎锦晖先生。

其实黎锦晖也创作过不少抗日歌曲，但因为当时这些流行歌曲能带来高票房收入，所以是歌舞社主要的曲目。但聂耳就很看不惯，他认为时局危急，不应该再写和演这种歌舞。为此，他还专门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反对这种行为，被明月歌舞社的同事们认为是“端我们的碗，砸我们的锅”，之后没多久，聂耳就离开了歌舞社。

但也正是聂耳发表的那篇批评文章，让一个人注意到了他，那个人就是田汉。一个词作者，一个曲作者，从此走到了一起。当时两个人就商量，能不能写几首提振中国人民士气、呼吁抵抗侵略的歌曲。

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电影说的是知识分子最终放弃彷徨，投身抗日的故事。田汉写好了一首主题歌的歌词，但他那个时候因为“宣传赤化”，被国民党当局抓捕了。在被捕前，田汉把歌词抄在一张香烟的衬纸上，夹在了剧本里。

剧本随后到了夏衍手里，夏衍发现了这首歌词，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聂耳。聂耳看了歌词，一拍桌子：“交给我！我来作曲！”

1934年，田汉（右）成了聂耳（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聂耳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写出了曲子的初稿。但正在此时，传来了国民党当局也准备抓捕聂耳的消息。根据组织安排，聂耳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再由日本去苏联。

1935年4月，聂耳到达日本，随后三易其稿，写好了那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