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器_第4节

进去，带出杏仁的甜味。家里还有芒果汁、红酒、甜茶、冰水，还有苏打水。你打算住在哪里？”

“问得正好。我在想能不能借住在这里呢？几天就好。”她迟疑了半晌，粉红色的透明指甲喀喀喀敲着玻璃杯壁。“这样啊，我想应该没问题。只是你应该先打个电话，让我准备一下，帮你留份晚餐什么的。来跟亚伦打声招呼吧，我们刚刚在后阳台。”

她留我在门口，自顾自往走廊深处走去，明亮的白色起居室、客厅、书房，在走廊两侧绽放开来。我打量她的背影，这是我们母女这一年来第一次碰面。我换了发色，原本是红色，现在染成了棕色，但她好像没有发现。不过她倒是没怎么变，都快五十岁了，外表看起来却跟我差不多大。亮白的肌肤，金色的长发，淡蓝的眼珠，好像小女孩最宝贝的那只洋娃娃，让人只敢用眼睛看，不敢用手碰。她穿着长长的粉红色棉质长裙，小巧的脚踩着一双白色拖鞋，一边走一边摇晃手中的杏仁酒，一滴酒都没洒出来。

“亚伦，卡蜜儿来了。”她走进后面的厨房（比较小的那间），不见踪影，只听见她敲击冰块盒的声响。

“谁？”

我从墙角觑了他一眼，笑一笑说：“是我，卡蜜儿。不好意思，这么晚来叨扰。”你以为像我妈这样的可人儿，理所当然要嫁给退休的橄榄球明星运动员，小鸟依人地依偎在小胡子壮汉旁边。亚伦这个人嘛，怎么说呢，比我妈还瘦，颧骨高高耸起、吊梢眼，我每次看到他都想帮他输液；他穿衣风格很夸张，连跟我妈在后阳台小酌都要精心打扮。他坐着，下半身一条白色狩猎裤，两条腿细得像两根筷子，上半身穿着清爽的牛津布白衬衫，肩头披着一件天蓝色线衣。他从不流汗。亚伦跟潮湿绝缘，整个人很干。

“卡蜜儿，你回来做客，是我们的荣幸。”他说起话来拖拖拉拉，语气平板单调。

“居然大老远跑来风谷镇。我还以为你不肯到我们这儿玩呢。”

“我是来工作的。”

“工作啊？”他笑了笑。他最多问到这里就会打住，不会再追问下去。我妈又出现了，金发披肩，系着淡蓝色的蝴蝶结，像极了《小飞侠》里的温迪。她塞了一杯沁凉的嘶嘶作响的杏仁酒到我手里，拍了拍我的肩头，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下来，跟亚伦坐在一起。

“那两个小女孩，安·纳什和娜塔莉·肯尼，”我主动找话题，“报社派我来采访她们的新闻。”

“哦，卡蜜儿。”我妈别开视线，示意我安静。她生气时有个特别的小动作：扯睫毛。有时候真的会被她扯下来。我记得小时候有段日子特别难熬，那几年她连一根睫毛都没有，眼周永远是一圈黏稠的粉红，跟实验室的小白兔一样脆弱，冬天出门风一吹就淌眼泪。好在她不常出门。

“老板指派给我的任务。”

“天啊，你们老板还真会派事儿！”她说着说着，手就举到了眼睛旁边，在眼睛下方搔了两下，又放回到大腿上。“那些家长已经够难过了，还用得着你们来东拼西凑，把事情报道给全世界知道？‘风谷镇杀童事件’！难道你希望留给世人这种印象？”

“两个小女孩，一个遭人谋杀，一个下落不明。我的工作就是报道，仅此而已。”

“这两个孩子我都认识，卡蜜儿，我已经够难过了，你好歹也替我想想吧。谋杀小女孩，是谁那么心狠手辣？”

我喝了一大口杏仁酒，糖粒黏到舌头上。我没料到要跟我妈聊这么多。我的皮肤开始鼓噪起来。

“我不会待太久，真的。”亚伦重新翻折毛衣的袖口，抚平短裤上的褶皱。每次我跟我妈聊天，他就在一旁整理仪表或调整坐姿，翻一翻领子，脚跷到另一边，算是表示对我们话题的关心。

“我不希望在家里听到有关孩子受伤之类的事。”我妈说，“不要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也不要嚷嚷你知道些什么。我就当你来这里过暑假。”她用手指描着亚伦藤椅上的编织图样。

“艾玛好吗？”我转移话题。

“艾玛？”我妈似乎吃了一惊，好像突然忘记自己把孩子扔在哪里。“她很好，她在楼上睡觉。怎么了？”

我听到二楼传来蹦蹦跳跳的脚步声，从游戏室跑到缝纫室再跑到走廊尽头的落地窗旁——偷看后阳台的绝佳位置。我知道艾玛还没睡，但如果她想躲着我，我绝对不会怪她。

“只是出于礼貌问一下。我们在芝加哥也很讲究礼貌的。”我扬起嘴角，表示只是和她开开玩笑，但她却低头猛喝酒。她抬起头，脸颊绯红，神色坚决。

“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吧，真的，卡蜜儿。”她说，“但你要对你妹妹好一点。那两个小女生都是她同学。”

“我很想多跟她熟悉熟悉，”我含糊其辞，“很遗憾她少了个玩伴。”我忍不住脱口而出，但我妈似乎没听出我话中有话。

“你就睡在客厅隔壁吧。那是你的老房间，里面有浴缸。我明天就去买点水果和牙膏，还有牛排。你吃牛排吧？”

我睡了四个小时，睡得很不好，好像全身泡在浴缸里，但半个耳朵却露在外面。我每隔二十分钟就从床上惊坐起来，心脏怦怦直跳，让我不禁怀疑自己是被心跳声吵醒了。我梦见我在打包行李，准备出发去旅行，打包到一半，我突然惊觉搞错了季节，明明是暑假，却打包了毛衣。我梦见出发前给柯瑞传错了文件，本来要寄谭美·戴维斯把亲骨肉反锁在家的悲剧事件，结果却寄成吹捧护肤疗程有多神奇的广告文案。

我梦见我妈正在切水果，她把切好的苹果片放在厚厚的肉片上，一口一口慢慢喂我，对我体贴入微，因为我大限将至。

凌晨五点一过，我奋力掀开棉被，洗掉写在手臂内侧的安·玛莉·纳什，更衣、梳头、涂口红，迷迷糊糊中又在另一只手臂上写下娜塔莉·肯尼。我决定不洗掉，当作护身符祈求好运。外面太阳才刚升起，车子的方向盘已经热得烫手。因为昨晚睡眠不足，脸部肌肉麻木，我努力撑开眼睛，张大嘴巴，好像恐怖片的女主角。搜救队预计六点集合，继续在林间搜寻，我打算在搜救工作开始前问问维克里的看法。到警局堵他，赢面应该很大。

大街乍看之下渺无人烟，我下车一看，才发现几条街外有两个人。真是怪了。有个老太太坐在人行道正中央，双腿分开，睁大眼睛，瞪着建筑物侧面，老先生则弯着腰，随侍在侧。老太太猛摇头，像不肯吃东西的小孩，都这把年纪了，两条腿还分得那么开，一定很疼吧。是摔倒了吗？也或许是心脏病突发。我踏着轻盈的步伐走过去，渐渐可以听到他们断断续续的耳语。

老先生满头白发，饱经风霜，抬起头，双眼迷蒙地看着我。“叫警察来。”他说，声音完全崩溃。“顺便叫辆救护车。”

“发生什么事了？”我刚问完就知道了。

在五金行和美容院之间，有个三十厘米左右的空隙，一具瘦小的躯干就夹在那里，她脸朝外，棕色的眼睛睁得好大，好像坐在那里等着我们来。我认得那头爆炸头卷发，但却看不见那撒野的笑容。娜塔莉·肯尼的嘴唇往内缩，牙床骨凸了出来，看起来好像塑料娃娃，嘴巴上有个洞，可以喂牛奶的那一种。娜塔莉的牙齿没了。

我的血液直冲脑门，冒出一身冷汗，手脚顿时疲软，有那么一秒钟，我差点就啪一声晕倒在老太太旁边，老太太在静静地祷告，我往后退了几步，靠在路边的车子上，手指按着脖子，用意念让怦怦跳的脉搏慢下来。我眼前闪过紊乱的剪影：老先生沾满淤泥的拐杖头，老太太颈背上粉红色的痣，娜塔莉·肯尼膝盖上的创可贴。我感觉到我袖子底下写着她名字的皮肤隐隐发烫。

耳边传来一阵声响，维克里警长跑来了，后头还跟了一个男人。

“他妈的！”维克里一看到我就咕哝了一声。“该死啊！天杀的！”他把脸靠在美容院的砖墙上，大口喘气。另一个男人年纪跟我相仿，弯下腰检视娜塔莉，她脖子上有一圈瘀青，他把手指按在那圈瘀青上面，看还有没有脉搏。这是拖延战术，他想要借机定神。不用看也知道这孩子断气了。他应该是堪萨斯市来的大牌警探，自以为是的小鬼。但他挺有两下子的，哄得老太太停止祷告，静下心来道出发现尸体的经过。

老先生和老太太是一对夫妻，合开一家小吃店，两人的名字我先前不记得，现在想起来了，姓鲁萨尔。他们正要准备去开店卖早点，没想到就撞见她了。他们大约在原地待了五分钟，然后我就出现了。

这时又来了一位制服警察，一发现自己被叫来的原因，立刻用双手遮住脸。

“各位，能不能跟这位警察到警察局一趟，我们需要你们的笔录。”大牌警探说。

“比尔！比尔·维克里！”大牌警探的声音如严父般严峻。维克里跪在尸体旁边，一动不动，嘴巴不知在嗫嚅什么，好像也在祷告。大牌警探又叫了他两次，他才猛然回头。

“听到了，理查德。难道你就不能有点怜悯之心吗？”比尔·维克里搂着鲁萨尔太太，在她耳边窃窃私语，老太太拍拍他的手背。

我在蛋黄色的房间里做了两个小时的笔录，心里挂念着娜塔莉马上就要进行解剖，我得想办法溜进去，贴一块新的创可贴在她膝盖上。

[1] 在西方习俗中，将食指和中指交叉代表十字架，用来祈求好运。——译者注

第三章

我妈参加葬礼总是打扮得一身蓝。黑色太绝望，其他颜色又太没礼貌。我妹妹玛丽安当年下葬那天，她也打扮得一身蓝色，说是要穿得跟玛丽安一样；但我记得玛丽安明明是穿粉红色的裙子下葬，妈很震惊我怎么连这种事都会记错。不过用不着大惊小怪，只要是跟我亡妹相关的事，我和我妈永远各说各话。

娜塔莉的葬礼当天，我妈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嗒，在房间里走进走出，这里喷点香水，那里戴个耳环，我一面看她梳妆，一面用烫伤的舌头品味黑咖啡。

“我跟肯尼家不熟，”她说，“他们都自扫门前雪。但我觉得我们小区应该要团结起来支持他们家。娜塔莉是个招人疼的孩子。想当年……大家都对我这么好……”她怅然低下头，可能是真情流露。

我已经在风谷镇待了五天，都没看到我妹艾玛出现，我妈也从没在我面前提过她。我到目前为止还没从肯尼一家人嘴里挖出任何消息，他们也没寄帖子来邀请我出席葬礼，偏偏这是柯瑞第一次那么希望我能报道整场追悼会，我也想证明这点小事我还办得到。我想肯尼家不会发现的。根本没有人会看我们的报纸。

到了圣母堂，几句低声的问候，几个香气袭人的拥抱，几位太太轻声细语地谈论我妈——爱多拉来了，真勇敢——又朝我客气地点个头，接着退到两边，让我妈通过。圣母堂是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座光鲜亮丽的天主教堂，铜金色，镶满宝石，像十元商店卖的花哨戒指。美国南方是基督教的天下，浸信会教友很多，唯有爱尔兰人成立的风谷镇坚信天主教。当年爱尔兰马铃薯歉收，酿成“大饥荒”，几个爱尔兰大家族举家迁往纽约，饱受苛刻的对待；脑筋动得快的赶紧西迁，偏偏法国人已经率先占领圣路易市，他们只得转战密苏里州南方自立市镇。后来南北战争爆发，这批爱尔兰人又在重建后期被草率地打发出去。密苏里州向来是各家争战之地，战后亟欲重建，摆脱南方的草根形象，积极计划从蓄奴州转型成自由州，所以就把这些丢人现眼的爱尔兰人和其他种族一并赶出去，只有天主教保留了下来。

距离追悼会还有十分钟，教堂门口已经出现一条人龙。我往教堂里面扫一眼，长椅上坐着黑压压的人群，但是怪了，里面半个小孩子也没有。没看到小男孩身穿黑裤子，拿着玩具卡车沿着妈妈的腿滚上滚下；也没看到小女孩把洋娃娃紧紧搂在怀里。看来看去，竟然没看到一张十五岁以下的脸庞。

我不知道这是出于对死者双亲的尊重，还是出自于父母亲本能的恐惧，防范孩子成为歹徒的下一个猎物。

我想象上百名风谷镇小孩，被父母藏在僻静的黑暗房间里，边看电视边吸吮手指，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观礼者因为没有小孩要照顾，个个都像静止了一样，宛如真人大小的人形立板。我看到罗伯特·纳什坐在最后面，身穿一袭西装，还是没看到他太太。他跟我颔首示意完，立刻皱起眉头。

礼成，管风琴吐出悠扬的《无畏无惧》。肯尼一家哭也哭了，抱也抱了，在教堂门口闹得像心脏病发，听到奏乐，才排成一路纵队。那口小小的白色棺材，只需要两个人抬，人多手杂的话，撞在一起反而不方便。

娜塔莉的双亲领在队伍前头。肯尼太太比先生高了七八厘米，骨架很大，温暖和善，黄棕色的头发用发带束着，看起来心胸开阔，应该常常被陌生人问时间、问路；肯尼先生个头矮小，有张孩子气的圆脸，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活像两个自行车轮，更显得脸蛋圆滚滚的；肯尼夫妇后面跟着一个漂亮的男孩，大约十八九岁，发色深棕，头垂在胸口，低声啜泣。“娜塔莉的哥哥”身后有人低语道。

泪珠滚落我妈的脸颊，滴滴答答滴到她膝头的皮包上，坐她隔壁的太太轻轻拍了拍她的手。我偷偷从外套口袋拿出笔记本，侧着身子，潦草地记些笔记，我妈伸手打我，压着嗓子说：“你这样简直是大不敬，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再写我就把你赶出去。”我停笔，把笔记本摊在腿上，下决心耍叛逆刺伤她，但我的脸颊却在发烫。

送葬队伍从我们身边走过。那口棺材小得滑稽可笑。我想象娜塔莉躺在里面，眼前又出现她的腿，上面覆着细细的汗毛，膝盖凸起，贴着创可贴。我的心笃定地揪了一下，像句尾的句号。

神父穿上隆重的神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