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私的野心,罗马人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觉悟:在公众面前,名声不能坏了。尽管斗争很激烈、竞争的形势很严峻,但虚荣自负被认为是幼稚的,罗马的公共生活容不得这种心态。置个人荣誉于共同体利益之上是不能容忍的,罗马人觉得只有野蛮人才会这么做,只有比野蛮人更糟的国王才会这么做。
在与其他公民的关系中,罗马人受到的教导是驯服自己的竞争天性,使之服从于公共利益。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没有这些限制。“罗马人贪婪地追求赞美,追求荣誉,远远超过任何别的国家。”4对它的邻居们来说,这意味着灾难。罗马军团把残酷和效率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其对手们很难适应。每当罗马人遭遇抵抗,不得不强行攻略一座城市时,他们得手后的一贯做法是杀光所有能找到的生物。想知道哪些是军团留下的残砖断瓦吗?标志是混杂在一起的人的尸体、被分割的狗的脑袋、小牛的残肢。5与野蛮人的冷血不同,罗马人杀戮是为了让人恐惧,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军团士兵的勇气来自对罗马的骄傲,来自跟它的命运荣辱与共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为每一位公民所分享。对外人而言是致命的,对罗马人而言是关乎荣誉的。正是这同一种东西成为罗马战争方式的特色。
即便如此,要让意大利的其他城市认识到罗马的征服天性,仍需要一个过程。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那些相距仅10英里左右的城市也不愿顺从,罗马人为征服他们煞费周折。这不奇怪。不管怎么说,最凶猛的掠食动物也有它的婴幼时期。起初,罗马人抢劫山地部落,与他们进行小规模战斗,逐渐发展了他们控制和杀戮的本能。到公元前360年,罗马成为意大利中部的主人。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向南、北两面扩张,粉碎一切反抗。共和国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到公元前260年代,它已囊括了整个亚平宁半岛。罗马的荣耀也同步增长。对恭顺地表示服从的城市,罗马人大度地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一如保护者屈尊俯就地对待被保护者;敢于反抗的城市将面临没完没了的战斗。罗马人决不容许他们的城市蒙受羞辱,为挽回颜面,他们愿死战到底,不惜任何代价。
很快,在一场可以说关乎生死的斗争中,罗马人有了展示决心的机会。这就是他们所进行过的最艰苦的迦太基战争。迦太基是一座闪米特(Semitic)殖民者建造的城市,位于北非海岸。它控制了地中海西部的商路,掌握了不亚于罗马的资源。虽然主要是一个海上强国,但几个世纪来,它也与西西里岛上的希腊移民城市进行了多次战争。如今,罗马人来到了墨西拿海峡,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对迦太基人来说,随罗马人而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不祥的局势,西西里的军事平衡被打破了。希腊人很愿意将罗马人卷入他们与迦太基人的持续争端中;而一旦参与进来,罗马人便抛开了既有的游戏规则。公元前264年,发生了一次关于条约中条款的小争吵,罗马人将它扩大为一场全面战争。尽管长久以来共和国仅限于内陆,没有海军;尽管后来建成的舰队一次次地被对手或风暴摧毁,罗马人还是忍受了20多年的惨重伤亡,最终打败了迦太基。战后双方签定了和平条约,迦太基人完全撤离西西里岛。突然间,罗马拥有了海外帝国的第一块基地。公元前227年,西西里岛成为罗马的第一个行省。
共和国的战线拉长了。罗马人只是击败了迦太基,并没有击垮它。失去西西里后,迦太基人的帝国梦聚焦在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山区,凶猛的山地部落集群而居,但他们挡不住迦太基人前进的步伐。半岛上大量的贵金属被勘探、被开采,迦太基人遽然暴富,开始谋划报复。此时,对罗马人的本性,他们的优秀将领已经有了深刻认识,不再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争端一旦开启,全面战争将不可避免,不彻底摧毁罗马人的力量就不能算胜利。
为此,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一支迦太基军队从西班牙出发,跨过了高卢南部的广阔地区,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脉。汉尼拔表演了远胜过对手的高明战略、战术,三次大败罗马军队。第三次发生在坎尼(Cannae),汉尼拔歼灭了8个罗马军团。在共和国军事史上,这是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根据当时一般的战争情况推测,罗马应该认输求和了。然而,这不是罗马人的性格。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灾难,他们没有放弃抵抗。很自然,在这种生死关头,他们需要西比尔预言的指导。根据预言的指示,罗马人应在城市的市场里活埋两个高卢人、两个希腊人。行政官们一丝不苟地遵照执行。通过这种野蛮的行径,罗马人表明为了保全城市的自由,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是自由就是死亡,没有其他选择。
一年又一年,共和国顽强地走出了失败的阴影。更多的军队召集起来;西西里岛守住了;迦太基在西班牙的帝国被征服了。坎尼之战后15年,汉尼拔再次遭遇罗马军队,不过这一次在非洲。汉尼拔战败了。迦太基兵员奇缺,无力再战。罗马人对停战提出了苛刻条件,汉尼拔劝他的同胞们接受。不同于坎尼战役后的罗马人,汉尼拔更关心的是保全他的城市。撇开这些不谈,罗马人倒是从来没有忘记汉尼拔、他辉煌的军事成就、他的野心,承认在他们的对手中,汉尼拔与他们最相像。一个世纪之后,罗马城里还能看到汉尼拔的雕像。尽管迦太基大势已去,它的行省、舰队、战象都被没收,罗马人仍担心它会东山再起。他们不相信迦太基真的屈服了,对它的仇恨是罗马所能给予他国的最高敬意。迦太基人是他们的一面镜子,让罗马人照清了自身,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正因为这样,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是不可饶恕的。
这以后,罗马人再不能容忍一股能威胁到自己生存的力量。他们时刻警惕着,在任何潜在对手变得强大之前,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他们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对手很容易找到,往往是太容易了。事实上,在汉尼拔战争之前,共和国便不时向巴尔干地区派出探险队。行政官们很乐意恐吓那里的小王公、地方首领,有机会就把边界挪一挪。罗马人从根子里喜欢到处显示力量,若有人怠慢,他们决不忍气吞声。意大利人早就领教过这种性格,但对那些反复无常、不断爆发争端的希腊城邦来说,罗马人不那么好理解。它们有理由困惑。希腊人刚开始与罗马打交道的时候,共和国的表现与传统帝国完全不同。如晴天霹雳一般,带着惊人的威势,强大的罗马军团来了,然后,又一阵风地离去。在不定期地干预希腊事务时,他们显得怒气冲冲;当罗马丧失对希腊的兴趣时,军团又会长时期地无影无踪。即使共和国真的介入了希腊人的争端,真的跨过了亚得里亚海,罗马军团的入侵也像是维持和平的行动。他们的目标不是吞并领土,而是明确树立共和国的威望,压制那些自大的地方势力。
在罗马人最初进入巴尔干地区时,那个地方势力是马其顿王国。它位于希腊的北部,统治希腊半岛已有200余年。王国传自亚历山大大帝,其国王觉得自己有资格傲慢。尽管常常受到罗马军队惩戒性的打击,王国并不觉得有必要做出什么改变。终于,公元前168年,罗马人的耐心耗尽了。他们先是废除了马其顿的君主制,将马其顿分割为4个共和国;公元前148年,罗马人完成从维持和平到攫取权力的转变,开始对马其顿实施直接统治。如在意大利那样,纵横交错的道路系统建立起来,马其顿的国土呈现出网格状面貌。罗马人的雄壮之师可以便利地调动,马其顿的命运也最终被框定。爱格纳西亚大道(theviaEgnatia)像一条由砾石构成的裂痕,撕开巴尔干地区的荒野。大道的一端是亚得里亚海,一端是爱琴海,将受奴役的希腊和罗马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了它,罗马人便能通达更具异国风情的地区。那些地方太遥远了,看不到蔚蓝色的爱琴海;那儿的城市闪耀着金子和大理石的光彩,极富艺术情调;那儿的人们有高明的烹调技术。显然,这些对罗马共和国不无吸引力。早在公元前190年,一支罗马军队曾冲入亚洲,粉碎当地专制君主的战争机器,在整个近东的注视下羞辱那位君主。叙利亚和埃及是两个地区大国,此时匆忙收起它们的傲慢,忍受着罗马使节的指手画脚,奴颜婢膝地承认罗马的霸权。正式的帝国版图仍很有限,只包括马其顿、西西里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但到了公元前140年,罗马的影响已伸展到许多陌生的地方,普通罗马人闻所未闻。共和国力量的扩张幅度和速度非常惊人,连罗马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虽然共和国的功业令人激动,但也有一些公民感到不安。道德家们做着他们一贯做的事,比较现在与过去时,往往更倾向于后者。他们毫不费力地指出了帝国的负面后果。随着金子的大量涌入,古老的准则受到玷污;对外掠夺同时引入了外国的风习和哲学;东方的财富在罗马的公共场所卸货;大街上到处可以听到陌生语言的叽叽喳喳,既让罗马人自豪,也引起他们的警觉。靠着农民的果敢耐劳,罗马赢得了一个帝国;正是在农民的价值观变得支离破碎、受人忽视的时候,它们重新得到人们的珍爱。“共和国建筑在古老传统和人的力量的基础之上。”6汉尼拔战争后,人们乐观地强调着这一点。可是,如果这些基础动摇了会怎样?共和国注定大厦将倾?从落后的穷乡僻壤到超级大国,巨大的转折使罗马人头晕目眩。共和国的成就会不会引起众神的嫉妒?罗马人很担心。他们所发动的世界战争似乎既可以衡量罗马的成功,也暗示着罗马的衰落。这一点颇有悖论意味,令人感觉很别扭。
即使成长为大国后,各种凶兆也不乏变成事实的可能性。怪胎啦,鸟儿奇异的飞行姿势啦,诸如此类的事总是困扰着罗马人。如果那些奇迹看起来特别凶险,他们便求教西比尔预言。每一次,罗马人都能找到预言的指示,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于是,传统和由来已久的行为方式得以复兴,或者被重新强调;灾难避免了,共和国得以继续留存。
但世界在快速发展和突变着,共和国也一样。有些危机不是任何古老的仪式所能克服的。有些变化一旦被罗马人引发,就很难再停下来,哪怕是西比尔的建议也没用。
不必找什么凶兆来证明,在新的世界之都随便走走就够了。
貌似宁静的罗马大街隐藏着种种不安。
世界之都
拥有公民权(civitas)意味着人的文明化(civilised),直到今天,英语仍是这样表达的。罗马人认为,城市是自由的地方,只有在城市里,人才活得最像人。一个独立的城市为生命提供了基本的保证,没有它们,生活毫无意义。公民(citizen)与公民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分享共同的欢乐和悲伤,希望和恐惧,共有一些节日、选举制度及军事纪律。正如神龛因神的存在而有了价值一样,共同体的生活圣化了城市结构。对公民而言,城市的外部景观是神圣的。它见证了城市传统的形成,而传统塑造了人。借助城市景观,城市的精神方能为人所知。
别的大国就是这样想的。最初接触到罗马时,它们都松了一口气。与希腊世界众多的漂亮城市相比,罗马看起来既破败又落后。在马其顿王国,每次听到对罗马城的描述时,那些朝臣们都窃笑不已。7这还算客气的。即使在整个世界都向共和国顶礼膜拜的时候,罗马城仍显得很粗俗。罗马人不时做出一些努力,试图装扮这个城市,但收效甚微。见识了那些和谐的、用心规划的希腊城市后,罗马人自己也觉得脸红。他们说,“如果一个卡普阿人(Capuan)比较一下罗马和卡普阿:看看罗马的山和山谷,街道边不那么牢固的阁楼,糟糕的道路,狭窄的小胡同;再看看他们自己的城市,整齐地坐落在一块平地上,他们肯定会蔑视和嘲笑我们。”8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罗马是个自由的城市,卡普阿不是。
罗马人从来不会忘记这个。或许,他们会对罗马不满,但他们也为这个城市的名字自豪。它是世界的主人,在众神的佑护下,注定要统治世界。罗马人对此深信不疑。一些学者指出,这个城市既避开了使人精神萎靡的酷暑,也避开了使人大脑迟钝的严寒;显而易见的地理学事实是,“罗马人的城市温度适宜,又幸运地处在世界的中心,最适合人类居住”。9神的关照不仅仅体现在良好的气候状况。罗马有易于防守的小山,通向大海的河流;山谷中有汩汩流淌的泉水,有清风送来的新鲜空气。读着罗马作家对这个城市的赞美,10人们很难想象对立的不同看法:将城市建在7座小山丘上,其实违背了最初的城市规划原则;台伯河(Tiber)经常泛滥;山谷中流行疟疾。11罗马人深爱着他们的城市,即使在明显的缺陷中,他们也能读出积极的内容。
长期以来,罗马被理想化了。它混合着各种复杂的悖论和想象,遮掩了现实的黯淡。一切都多多少少走了形。虽然城市是“乌烟瘴气的,喧嚣浮华的”,12罗马人却总是怀念一片淳朴的田园风光,似乎它真的曾经存在于台伯河畔。扩张带来的压力提升了罗马的地位,也造成它的扭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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