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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在时间上、空间上离我们都非常遥远，但它们会突然进入我们视线的中心，很是令人不解。尤其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它们有一种多变的特征，既非常奇特，又同我们的世界极为相像。在几个世代以前的20世纪30年代后期，许多恺撒式的人物登上了权力宝座，牛津大学的著名古代史学者罗纳德·赛姆（RonaldSyme）称之为“罗马式革命”。这是对法西斯主义独裁者时代的预言。就这样，伴随着世界上发生的一个个重大事件，罗马也被一次次地解读、再解读。赛姆继承了一条久远的、值得尊敬的史学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马氏曾研究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贡献给他的家乡佛罗伦萨市和恺撒·博尔吉亚（CesareBorgia），后者恰好与罗马共和国的毁灭者同名。“谨慎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谁若想预言将发生什么事，他便应该关心曾经发生过的事。这话很有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时候发生的任何事，都在从前非常近似地发生过。”5如果说在有些时期，这种论断显得奇怪，在另一些时候显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今天。从共和国走向世界大国，罗马是第一个；直到最近以前，它也是唯一的一个。罗马是我们观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历史上再找不到比它更合适的了。镜子中，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全球化、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paxAmericana），虽然有些模糊，有些扭曲。不仅如此，在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的学者心中，我们的许多风尚都禁不住引起他们的记忆错觉——从锦鲤到仿伦敦东区口音（Mockney）到明星厨师。
但这些可能暗含着欺骗性。不用说，罗马人的生存背景与我们有深刻的不同，在物质、精神和知识领域都是如此。当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可以理解罗马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有时我们真的理解了，有时则不是。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当罗马人显出最为我们熟悉的形象时，他们反而最奇特。当一个诗人为情人的狠心悲伤时，当一个父亲为去世的女儿痛心时，他们似乎说出了人性中某些永恒的东西。与此同时，在性关系或家庭关系方面，他们和我们的观念又有着巨大的鸿沟。类似的还有导致共和国产生的价值观，公民们的愿望，他们的宗教仪式和行为准则。理解了这些后，罗马人的许多看起来乖张乃至明显是犯罪的行为便容易理解了，即使我们仍无法原谅。在竞技场杀人，毁灭一座伟大城市，征服整个世界，这些都被罗马人视作辉煌的功绩。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我们便无法理解罗马共和国。
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年代，显然，企图进入它的思想内部是件危险的事，有点像堂吉诃德的冒险。众所周知，古罗马历史中，共和国的最后20年是资料保存最完备的时期，有演讲词、回忆录，甚至还有私人通信，对古典学者来说，称得上是一座证据的宝库了。但它们仍然只是巨大黑洞中的几束微弱光线。将来的某一天，等20世纪的资料散落得如古罗马时期一样，或许写一部二战史就只能依靠希特勒的广播演讲和丘吉尔的回忆录了。历史变得完全碎片化，没有前线将士的家书，没有他们的日记。这种资料状况是古典史家非常熟悉的，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弗鲁伦（Fluellen）所说，“听不到庞培营帐里的任何声音”。没能发出声音的还包括农民和城市流浪者的简陋小屋，战地奴隶的工棚。偶尔能听到一些女人的声音，但仅限于身份高贵的女人；它们毫无例外地由男人转述，甚至是错误地转述的。在罗马史中，很难了解到统治阶级之外任何人的详细情况，就像沙中淘金一般困难。
即使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叙述也不完整，也只是一些残章断篇，如平原上的水渠，一会儿有高架的引水桥，一会儿又流淌在地面。罗马人很害怕这会成为他们的命运。他们中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萨鲁斯特说：“毫无疑问，命运女神随意地主宰着一切。她宣扬一个人的声名，隐瞒另一个人，丝毫不考虑他们也许难分高下。”6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的命运恰是这段辛辣议论的写照。萨鲁斯特是恺撒的追随者，曾记录了其庇护人登上权力高位前的一段历史。读过的人一致称赞这部作品的权威性。如果它能保留至今，我们便有了一部富于戏剧性描写的重要记述，一部同时代人写的从公元前78年到前67年这10年间的历史。可惜，我们只能看到萨鲁斯特的杰作的片段。依据这些和其他的一些片段，我们仍能重构这段历史，然而已失去的再也无法修复。
难怪古典学者都担心话说得太满，每写上一句便停下来，急于解释它、限定它。即使材料非常丰富，不确定和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也到处出现。以本书书名所指示的那个关键事件为例，它真的如我描述的那样发生了吗？只是有可能罢了。有材料说是在日出后渡河的，另一些材料暗示，当恺撒本人来到河边时，前卫部队已经过了河。甚至连日期也是根据其他事件推断的。学术界接受1月10日前后的日子，但从10日到14日，哪一天都有人赞同。此外，依照儒略历以前的古怪历法，罗马人说的1月其实是我们的11月。
一言以蔽之，本书对许多事实的陈述都有可能遭到反驳，或许反驳的依据还很充分。读者应该习惯这种情况。我也得加上一句，请不要为此沮丧。在序言中把这些交代清楚很有必要，毕竟，这是一部记叙体著作，由支离破碎的材料连缀而成，还不得不略去一些明显的关节和脱漏之处。无论如何，罗马共和国的覆亡意义重大，连贯而流畅地写出它的故事一直是古代史学者的心愿。他们认为这是可以的，我也一样。许多年来，叙述史很不招人待见，今天，它又令人欣慰地重新被认可。当然，人们也很清楚，成功的叙述史需要人为构造一种模式，自圆其说地将杂乱的事件一一编排进来。事实上，这样的著述能更近地引领我们走向罗马人的心灵。几乎所有公民都把自己看作那个时代的英雄，正是这种心态导致了罗马的毁灭；与此同时，它也赋予这段历史一种特别绚丽的、英雄主义的色调。仅在一代人之后，人们便开始为那样一个时期、那么多的伟人惊异不已。维里乌斯·佩特库鲁斯（VelleiusPaterculus）是提比略皇帝的颂词作者，他在半个世纪后赞叹道：“曾几何时出现过如此伟大的人物呢？这样的时期根本不需要我们为它著书立说，它注定流芳百世。”7但很快地，他为这段时期写出了一部历史。他和罗马人都明白，正是在行动中，借助绝世的丰功伟业，罗马的天才们光彩照人地展示着自己。叙述体最适合表现行动，因此，也最适合揭示那些天才人物。
两千年过去了，罗马舞台上的伟大人物依然令人惊叹。罗马共和国也一样。或许，它不像恺撒、西塞罗、克列奥帕特拉那样为众人所知，但共和国本身的意义超出了所有这些人。它有许多我们永远不可能了解的内容，也有许多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去刻画的地方。古风的大理石上，罗马公民们若隐若现；在金黄与火红的背景下，在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的目光中，他们的面孔似亮非亮。
1自相矛盾的共和国
远古的声音
在成为共和国之前，国王们统治着罗马，傲慢的塔昆（Tarquin）是其中之一。关于他流传着一个怪异的故事。有一天，一位老妇带着9本书，到王宫里找他。她想把书卖给塔昆。价格极高，塔昆嘲笑着拒绝了。老妇一言不发地走开，没有讨价还价。她烧掉了3本书。再次出现的时候，她以同样的要价卖剩下的书。塔昆还是抱以嘲笑，但心里稍稍有些不安。老妇离开了。到底是什么书？塔昆变得焦虑起来。神秘的老妇带着3本书又一次出现，索要一样的价格。这次，塔昆没有犹豫，赶快买了下来。老妇拿着钱离开，再不露面了。
她是谁？书中准确地预言了许多事，罗马人意识到作者是西比尔（Sibyl）。但这只是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有关她的传说很奇特，很让人困惑。据说她曾预言特洛伊战争。她是10个女预言家的复合体？她永生不死？还是将要活上一千年？人们对此争论不已。另一些人更显睿智，径直怀疑是否有这么个人。只有两件事比较有把握：她的书真的存在，是用细长的古希腊语书写的；书中包含有准确的预言。虽然少了6本书，并且直到老妇第三次出现时才成交，可不管怎么说，由于塔昆，未来才对罗马人打开一扇窗。
但这对塔昆意义不大。公元前509年，一场宫廷政变将他赶下台。自罗马建城以来，国王们统治了两百多年，塔昆是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1塔昆被驱逐后，君主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的共和国。此后，罗马人近乎病态地憎恨“国王”一词，无论何时提起，都会引起他们的畏惧与厌恶。反塔昆政变的口号是自由。渐渐地，自由和生活在没有主人的自由城市被人们圣化，成为衡量公民的标准和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为防止再出现暴君，共和国的缔造者创建了一种著名的制度：他们仔细地将被流放的塔昆的权力分配给两位官员；官员由选举产生，任期不超过一年。他们便是古罗马的执政官（consul）。2执政官位居其他公民之上，两人相互监督。这出色地体现了共和国的首要原则，不允许任何人独自掌握最高权力。然而，尽管执政官制度很新奇，但它并没有彻底地将罗马人与过去割裂。君主制废除了，但其他的几乎都保留了下来。新共和国根源于遥远的过去——事实上，往往是非常久远的过去。作为执政官的一种特权，他们穿的宽松长袍仿照以前国王的做派，边缘部分装饰着国王专用的紫色；占卜的仪式早在罗马建城前就有了。最不可思议的是，罗马人拥有塔昆留下的三部神秘预言书，它们出自古代的、可能是永生的西比尔之手。
这些预言非同小可，罗马人将它们视作国家的秘密。普通公民若胆敢抄录，他们会被缝进麻袋，沉入大海。只是到了最危险的境地，当有可怖的奇事发生，预示共和国将有大灾难时，他们才能求教于这些神秘的书。预言书存放在朱庇特神庙，防卫十分严密。罗马人小心地选出一些行政官员（magistrate），授权他们登上神庙，翻阅预言书。他们的手指滑过已变得暗淡的希腊文字，努力解读它们，找出其中隐示的建议，以安抚愤怒的上天。
建议总能找到。罗马人既虔诚又实际，对宿命论毫无兴趣。了解未来才能避免灾难的发生。什么时候老天会下血雨，大地裂开并喷出火焰，老鼠吞金？罗马人认为这些怪事就像是被催债一样，警告他们亏欠了诸神。怎样补偿呢？办法可能是引入一种外来的宗教仪式，祭拜一位他们一直不知道的神。更多的是另外一种情况：行政官极力主张恢复长期忽略的传统，废除罗马人采纳的一些革新措施。回到从前，于是罗马的安全重获保证。
所有罗马人都深信这一点。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经常被社会变革的要求所困扰，比如扩大公民的权利、不断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等。与此同时，罗马人也顽固地一再表达他们对变化的厌恶。新奇的东西是邪恶的。罗马人不因新奇本身而接受新奇之事，只是在披上神的愿望或古老传统的外衣后，它们才能得到罗马人的赞同。这就是罗马的实用主义，保守性与灵活性并存。保留那些已经证明有效的制度；修正那些失败的；即使是显得多余的地方，罗马人也郑重其事地保存着——或许以后有用。共和国既是一个新的建筑工地，也在后院收藏着大量过时的“破烂”，它的明天就建基在混乱的过去中。
罗马人一点儿也不觉得自相矛盾。对他们的伟大城市，罗马人除了坚持祖先的传统之外，还能注入什么新的内容呢？一些国外的评论家把罗马人的虔诚看作“迷信”，3认为是犬儒主义的统治阶级愚弄大众的伎俩。他们错了。罗马共和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希腊城邦国家总是毁于内战和革命，罗马不是这样。在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世纪里，尽管经常发生社会动乱，但城市里从来没有流血冲突。看看希腊人吧，他们的惯常做法是放弃普遍公民权的理想，遁入诡辩术。与之相对照，罗马人用公民权定义自己，把它看得比什么都神圣，比什么都可贵。共和国（republic）的含义正是公共事务（respublica）。在其他公民的眼中，罗马人确切地认识了自己。
别人如何提到自己的名字也很重要。在共和国，一个好公民是大家公认为“好”的公民。罗马人看不出美德和名声有什么区别，用同一个词honestas表示它们。全城一致赞同是罗马人所极力追求的。只要大街上聚集有心怀不满的公民，罗马便有机会得到更大的光荣。每次发生公民骚乱时，行政官的职位便会增加：公元前494年，增加了市政官（aedileship）和保民官（tribunate）；前447年，会计官（quaestorship）；前367年，司法官（praetorship）。职位越多，需负责任的范围越广，获取成就和赢得赞同的机会越多。公民们最渴求的是别人的赞美，最惧怕的是坏名声。之所以能维持健康的竞争精神，阻止它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