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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脱险，回到了重庆，何应钦见之，说：“衡阳一战打得很热闹，但好像第10军军师长没有一人殉职？”
葛先才徐徐答：“军、师长有人殉职，也打不了47天了。”
衡阳第10军大量杀伤日军，守了47天，除将士用命、战术不乱外，还在于防守阵地之奇绝。正如日本军史学家伊藤正德说的那样，衡阳城外的人工断崖，日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外就是手榴弹战的超水平发挥和对迫击炮的灵活运用。回过头去看，衡阳47天里，几乎囊括了当时战争中的所有场面，正如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说的那样，有强攻、逆袭、包围、夜袭、侧击、驰援、转进、炮战、强渡、肉搏、防空、防毒……
当然，伴随着奋勇的杀敌，也出现了最后几天的迷雾和悲剧的结局。
这种迷雾，伴随着周庆祥在几年后的国共内战中因作战不力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方先觉的长年沉默，以及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某些曲笔而更加浓厚。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不少国民政府的军队倒向日军，就连当年和张自忠并肩在临沂抗战的庞炳勋，被俘后也投降了日本人。但他们往往是杂牌军。作为中央军成建制地放下武器，在1944年夏天之前还没发生过，以至于有人说，只要外面的援军一日未死绝，方先觉就不能为自己叫冤。如果从当时衡阳还没打到真正的弹尽兵绝这一点去谈，这样的看法是没问题的，但假如仅从外面还有所谓援军这个角度来指摘方先觉，则值得商榷。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解围部队有努力也有牺牲，但不能说他们担负起了自己的职责。总之衡阳保卫战是复杂的，每个历史人物在自己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刻都会有此后不可复制的内心纠结，每个历史现场也都有着后人无法完全洞察的偶然。正是各种合力的推动造成历史上唯一的结果，如果仅用结果去反证原因，到头来只能漏掉太多。
衡阳陷落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以汪伪政府的名义，授予诸人“先和军”军长、师长等名号。日本人也知道，想叫方先觉等人真心投降做汉奸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杀掉方先觉等人也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日本人实际上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这导致他们对方等人的监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城陷后没多久，周庆祥、孙鸣玉即率先逃出衡阳。三个月后，方先觉在衡阳军统人员的策应下逃出。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人随后也脱险。到1944年年底，第10军将领和军官陆续逃脱，返回了重庆。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的说法是：“通过这次衡阳会战，我军感到了中国军士气的旺盛。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日军司令部之所以容忍方先觉等人出逃，除了骑虎难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太平洋上大势已去的日本，进入了有病乱投医的状态，衡阳战事结束后的8月19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寻求机会跟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的决议，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先后逃出，有以上这个背景。当然，在二战大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重庆是不可能搭理东京的。
很多校尉和士兵也在日军令其自寻食物的时候趁机逃离。
按葛先才回忆，日军大体兑现了诺言：“敌人对我官兵之处置做到其诺言之半，确实未伤害我官兵，亦未设置集中营，除编组一运输大队约三百余人，为其担任运输工作外，余者一律不闻不问，去留任便。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敌未做到其诺言另外之半，乃没有为我伤者治疗。虽如此，但我负伤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动者有其战友陪伴去各地医疗；不能行动者，亦由其战友用担架抬出衡阳治疗。”但据军医署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回忆，日军仍有在城内仙姬巷商场枪杀380多名无法走动的重伤员的暴行。另忆一看守战俘的日军关少尉出于报复心理，前后亲手用刺刀刺杀100多名战俘。至于有脱险者追忆的屠杀上千名协助守城的民工一事未能得到证实。
第10军将士最后虽大多都逃了出来，但第10军已经散了。
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李若栋的遭遇最具有代表性。在战斗中右腿负伤的李营长，衡阳沦陷后一个月利用雨天夜黑爬到衡阳铁炉门附近，抓着一块木板从湘江漂流至衡山县境，被好心的农民营救下来。正当李若栋准备潜回日军占领的长沙寻觅妻子时，从衡阳城内伤愈归来的部下越来越多，最后到了100多人。吃饭也就成了问题。这时候，衡山江东行署的人想吞并他们。在打了一仗后，李若栋最终弃队北上。但行至衡山将军庙时，二十多名第10军连、排级军官追上来，要李营长带着他们讨生活。就这样，几个月前的衡阳勇士，不得不一路乞讨，渡过湘江后，经湘乡、芷江、黔阳，最后在贵州会同县找到了时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的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李若栋把那些军官推荐给李玉堂，后者叫李若栋以及同样来到会同县的曾血战虎形巢的李振武营长去重庆找方先觉。就这样，他们一路步行，经遵义、贵阳，最后到了重庆，找到了方先觉：“他要我到陕西汉中新编第3师任营长，我拒绝了他的任命，又和李振武（他原是我营的连长、副营长，我俩感情好）从重庆步行经黔江、沪溪、沉陵、常德回到长沙。不久，日军宣告投降，我总算结束了九个月的讨饭生涯，但在胜利的凯歌、鞭炮声中，我还流落在长沙街头……”
衡阳第10军，就这样瓦解冰消了。
方先觉回重庆后，在第一时间受到蒋介石接见和勉励，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蒋觉得有愧于方，第二个是处于复杂的政治需要。方先觉亦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当天在日记中的记录是：“与之相见非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方先觉归来后，很多媒体前来采访。
毕竟有被俘的事实与阴影，所以方先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得非常低调。
《大公报》的记者问：“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
方先觉暗淡地回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政治部长张治中为方先觉举办了晚宴和欢迎会。陈诚认为仍应授予方先觉军长之职，林蔚附和。但遭程潜强烈反对，后者的理由是：被俘逃回，在日本的话，仍会被处死；在欧美国家的话，则不再予以任用。军令部长徐永昌站在程潜一边。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在日记里的几句话，似乎代表了当时更多人的看法：“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蒋介石随后任命方先觉为一个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官兼重建的第10军军长，后又令其出任青年军的师长（相当于军一级），但再也没叫他上前线，后来也没有再次重用。方先觉1949年去台湾，1968年退出现役，当时仍有些人不肯放过，对其在衡阳缴械的行为加以抨击。多年前，方先觉还有一些解释；此时，则选择了沉默。
1983年，方先觉在沉默中去世。
一年后，衡阳之役40周年，日本第11军老兵前往台湾祭拜方先觉；两年后，方先觉去世三周年，第11军老兵再次拜祭。第116师团第120联队老兵和田健男在祭词中写道：“当时衡阳城阵地远远不如日俄战争时期旅顺要塞构筑得那样坚固，仅仅是用土壤围起来的野战阵地而已。然而衡阳之役，贵军却能坚守48天之久（计算守城时间，各方有差异。下同），使日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为80年来战争史上所罕见的业绩……使日军当时横山司令官以下的千万官兵赞叹不已。”另一名老兵山宫渊男则说：“昭和十九年，我作为第116师团的一名伍长，参加了衡阳之役。那时候，我已在大陆转战四年，但从没遇到如此凄苦的作战。我记得身边的古野少尉说，联队长已经向阵地前转移军旗啦，再不行，他就要亲自带领我们冲锋了。这种事，在那些年是头一次遇到。”
跟方先觉有矛盾的薛岳多少年后谈到衡阳之役时唏嘘道：“第10军固守衡阳，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
1944年8月12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社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
占领衡阳后，已晋升少将的黑濑平一如愿以偿被调到第68师团做旅团长。
车过一处高地，黑濑弃车而上，发现战壕里积水及腰。第10军的士兵曾经站在水里，顽强地战斗不歇。多年后，他的联队编撰战史，其中的一句话是：“不能说衡阳守备军是打败了。他们45天来善战耐斗，以重庆军从未有过的顽强和坚忍不拔的抵抗，打出了一场表现了民族意志的勇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葛先才重返衡阳收葬战死者的遗骨，得3000多具。
跟尸骨一起被挖出的，还有阵前委任状、照片、家书和情书……面对那些阵前委任状，葛先才号啕大哭。在当时，被任命为连长、营长后，很多人随即就战死了。葛先才将遗骨集体葬于张家山，后来在回忆录中，他写道：“草长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骸骨都还是国家的好男儿、父母的爱子、春闺的梦里人……”
参谋的独断
衡阳陷落后，最后加入解围队伍的彭璧生第2突击纵队一度靠近火车西站和虎形巢，但最终无功而返。黄涛第62军又跟日军对峙了几天，阵地被王甲本第79军接替。王部刚接了阵地，日军就发起猛攻，王甲本率部向湘桂边境撤去。黄涛第62军和黎行恕第46军，也陆续返回两广。王耀武第24集团军主力此时则控制在衡阳西南的祁东县洪桥（衡阳与永州间）附近。
至于拒绝遵重庆军委会的命令把部队拉向湘桂路的薛岳，将司令长官部由耒阳再撤郴州，从郴州再撤桂阳，从桂阳再撤湘东南的桂东。但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决定执行军委会的命令。可所辖第44军军长王泽浚胆子小，不敢走。迟疑间，王接到父亲王缵绪发自重庆的密电：“该军长不顾一切，率部随同杨森部西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切勿迟疑。”王缵绪是杨森的老部下，但后来倒戈归顺刘湘，这些恩怨在出川后都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川人，所以杨森也派人来催王泽浚。王依旧迟疑。薛岳随即得报，立派欧震以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指挥第44军。王泽浚没走成，杨森不顾薛岳的拦截，给薛岳留下一个新编师后，就带着杨干才第20军主力走了。
第9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秘书李锡乾在《薛岳幕中见闻》中说：“他的性格非常坚强刚愎，常自比岳飞，以当代民族英雄自居。他瞧不起任何长官、同事，除对蒋介石、陈诚在表面上表示尊重外，常常谩骂别人是饭桶。属下的军、师长甚至总司令见到他，都毕恭毕敬，不敢疏失军人的礼仪，不敢对他多说一句话。”但从此次长沙迅速陷落，到杨森带着部队走，薛岳的权威慢慢消散，用赵子立的话说，部下对他的命令也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杨森带着杨干才第20军走后，丁治磐带着第26军、罗奇带着第37军，也走了。他们后来转入广西，编入第4战区作战。至此，薛岳手里只剩下王泽浚第44军、傅翼第72军、鲁道源第58军、梁汉明第99军以及两个暂编军，且皆为残部。对赣西北王陵基部队的指挥，也不怎么灵了。
1944年夏天的薛岳，成了孤家寡人。
以上就是衡阳战后湖南地区中国军队的态势。
衡阳陷落第二天，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从长沙飞来，依旧坚持自己歼灭周边重庆军才是重中之重的作战思路，他认为：日军虽打垮了第9战区的25个师，是其整个战区部队的一半多，但王耀武第24集团军的主力仍集结在衡阳西南，而且在衡阳之战中没受什么损失，第11军沿湘江的后方补给线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攻入广西前必须推进到衡阳西南150公里外的永州。根据这个计划，攻下衡阳的日军将不作任何休整，立即转入对衡阳西南的攻势。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的意见恰恰相反：日军必须停止下来进行休整。除了在衡阳消耗巨大外，天野有此意见的另一个原因是：东京新上任的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认为，从战局发展看，马里亚纳群岛陷落后，美军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可能性陡然上升。为应对这个事态，畑俊六必须从武汉返回南京，专心对付预想中的美国人。这样的话，就需要设立一个方面军，统一指挥第11军和广东方向的第23军完成接下来的桂柳会战。令第11军停下来休整，有利于新设的方面军掌握这支骄悍的野战部队。
8月15日，天野专门来到衡阳城外的第11军战斗司令所来协调这件事，他对岛贯说：“攻占衡阳后，军陷入巨大的疲倦，况且从衡阳到永州有150多公里。派遣军一个月最多只能通过湘江运输3000吨，而现在第11军军需补给缺口将近万吨。后方补给难以从容完成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有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