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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死守，两翼侧击。秘密调来的王耀武第74军隐伏在衢州东南山区，丁治磐第26军则在衢州西北（从湖北宜昌，到湖南长沙，再到浙江衢州，该军也可谓转战千里了）。
浙赣会战期间，正值江南的雨季，从日军开始行动后，各种雨就基本上没停过。
6月3日晚，衢州又突降大暴雨，中日两军在雨中激战。守城主力是莫与硕（广东阳江人，黄埔军校2期）第86军，但莫本人在接战前以去城外收容被击溃部队为名跑掉了（后被判处徒刑），留下副军长兼第67师师长陈颐鼎守城。在衢州，他带着部队作出最大努力，激战到第6日，破城在即，但他的任务是死守衢州，在没撤退令的情况下，如果开始突围，是要被枪毙的。
此时，衢州正降下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四野成河，后方龙游地区的日军飞机甚至被冲走好几架。陈颐鼎进退维谷，他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两次都是孤城悬命。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衢州，交给陈颐鼎一张蜡纸字条，上面的字是：“又新（陈颐鼎的别号），速设法前来，我在凤林街等候你。平。”平是谁？陈问条子是谁给他的，来人说是他师父，江湖道上的人。陈颐鼎更迷惑。他想起：又平是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的别号，由此认定这是上司王敬久传给他的密令，于是放弃了不能行走的重伤员后开始突围。
这是事后陈颐鼎回忆中的说法，有些玄奇了。
大雨倾盆夜，守军残部都穿着雨衣、带着雨帽，趁日军停止进攻的空档，冲出了衢州，途中虽遇到一部日军，但由于守军被雨衣包裹得很严实，且最前面领队的副师长会日语，说是皇协军，由此骗得敌人，辗转来到第74军阵地。
日军在6月7日攻占衢州后，指挥作战的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带着窃喜之情在日记中这样说：“敌梦想再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场面（即中国方面所称之第三次长沙会战），欲死守衢州，从南北两侧对我军发动侧击，但我有小薗江（时任第26旅团长，由山西调来，后出任第11军参谋长，辅佐横山勇指挥1943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旅团位于二线，无须担心。”
打下衢州的日军蹚着泥水，向浙赣交界处的江西玉山机场以及上饶追击。
一周后，日军侵占上饶。此时，顾祝同出现误判，认为日军占领上饶后，很快就会像第11军打长沙那样撤走，所以命令部队反击。谁知日军没有立即撤兵的打算，反而对顾祝同的部队进行了更猛烈回击。
日军下一步的计划是顺势打通浙赣线。为此，协助第13军作战的第11军出动了第3师团、第34师团、第40师团一个支队、第68师团两个支队和第6师团一个支队。这也是熊本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前在中国大陆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
从1937年11月初杭州湾登陆，到1942年12月21日开赴南太平洋，在参与了南京战和大屠杀、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后，这支血债累累的凶暴部队就此离开中国，前去太平洋给自己掘墓去了（日本投降前，师团主力灰飞烟灭于布干维尔岛）。
浙赣线之战中，在江西建昌、鹰潭，日军分别击溃王甲本第79军和刘广济第100军，转身又在抚州击溃来援欲重夺该城的欧震第4军。薛岳命孙渡第58军和王甲本第79军再援，后者无力进攻，前者迟迟观望，坐等第4军被击破。日军随之进攻孙渡第58军。薛岳再叫欧震第4军和王甲本第79军攻其后背，但两军都无力前进，又眼看着孙渡第58军被日军击溃。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配合很好，但此次浙赣会战却配合得很糟糕，是国军各部缺乏协同的典型战例。
就这样，第11军在此战中大打运动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薛岳派过来的四个军。
在7月下旬，薛岳遇到跟顾祝同一样的问题。此时，日军第11军一部先行返回原驻地，薛岳以为日军要全部撤退，立即下令反攻，但立即遭到日军的“反反攻”。到8月下旬，第11军真返回原驻地时，薛岳的这几支部队却都无力追击了。
无论是对第3战区，还是对第9战区来讲，浙赣会战都是完败的一战。在作战指导和战术配合上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9战区过来的几支部队接连被击破，原因之一在于薛岳逐次投入兵力，当已确定战场在赣江以东后，仍将主力保持于赣江西岸，致使兵力不能集中使用。薛岳对增援临近战区的积极性始终不高。事实上，在6月初，蒋介石就已下令，将孙渡第58、王甲本第79军交给顾祝同指挥，但薛岳不执行这个命令。蒋介石没办法，只好以抚河为作战地域，两个战区各自在一边作战，结果是全无协同。
会战中，日军占领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三个机场，然后进行了破坏。温州也在这次会战中被日军占领。为报复浙江、江西一带的中国农民搭救美军飞行员，日军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据《陈纳德回忆录》记载：“在这次为时三个月的战役里，日军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在两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三光’政策，犁毁机场，并把所有协助杜立特轰炸机的嫌疑人统统杀掉。美国飞机所经过的村庄的全村村民，不分老小，全部杀光，房屋全被烧掉。”
鬼子之罪，罄南山之竹而难书。
日军直到9月底才完全撤回原驻地。这期间，他们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掠夺。在江西玉山，第3战区储存的铁轨1万条被日军第13军掠去。浙江金华、武义、义乌一带的山区盛产重要矿石萤石（储藏量预计350万吨。萤石，可作为炼钢、铝生产用的熔剂），日军为此在该地区长期驻扎。同时，第13军还掠夺了12万吨铅、19.6吨萤石、38.7万吨铜、6500桶桐油、4003桶石油、4000桶重油（原油提取汽油、柴油后的剩余重质油，即燃料油，主要用于钢铁厂）、4000立方米的木材和800艘民船，第11军那边则掠夺7325吨稻谷、2000多辆辎重车（从农民用的独轮车、马车到汽车）。
从5月15日到9月30日，首尾四个半月的浙赣会战，是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军胶着期最长的一次会战。第3战区和第9战区虽然失败，但日军那边也因此战中止了入侵川陕的计划，正如后来日本人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结束语里说的那样：“这一次突然进行的作战，无论对推动四川作战，还是对扩大清乡工作，都带来严重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四川作战已经决定进行，就无须进行浙赣作战。这个时期最好是首先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六月发起西安作战，接着在七、八月翻过秦岭和大巴山，于秋季进入四川……”但随后，日本人又说，“即使这边攻占重庆，那边进攻延安，也不能保证中国最后的屈服。”
中日战在1942年就是这样波诡云谲。
这一年，以塚田攻之死画了个句号。这是危险重重的1942年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战果了。
那是在12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召集在华的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司令官在南京开会，传达大本营1943年度作战指导。会后的18日，在夏天接替阿南惟几出任第11军司令官的塚田攻，带着高级作战参谋藤原武等10人乘飞机从南京飞回武汉。塚田的座机飞过安庆后，与南京和武汉地面同时失去联系，显然塚田已凶多吉少。日本人一下子疯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军衔和职务最高的将领遭遇不测。
塚田可谓日本陆军的中坚。七七事变时，任陆军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长的他，后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松井石根攻略南京；1938年，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年底出任关东军第8师团长；1940年之后，晋升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1941年12月，出任南方军总参谋长，辅佐寺内寿一攻略东南亚；1942年7月，塚田再次来华，就任第11军的司令官，使命是一旦实施“五号作战”，指挥日军攻占重庆（虽然他本人并不热衷于这一会战）。
塚田与地面失联后，武汉第11军司令部立即派出第3师团全部、第68师团主力和第40师团户田联队开入第5战区李品仙集团军驻防的大别山一带进行搜寻。与此同时，驻安庆的隶属第13军的第116师团也出动兵力寻找。
别找了，事情是这样的：
12月18日午后，李品仙集团军苏祖馨第48军第138师第412团第3营第9连的战士正在大别山区太湖县境内的一个高地进行警备，一抬头，发现从南京方向飞来一架敌机，由于天气不太好，该机飞得比较低。于是，高炮手不慌不忙地瞄准。
一击而中！
日机拖着黑烟坠下，塚田等人全部毙命。
该连的中国士兵若无其事地继续警备。一周后，第68师团搜寻队在太湖县境内的一处山野发现飞机遗骸和塚田等人的尸骨。塚田死后，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签字，追晋其为陆军大将，由此塚田也就成为抗战中被中国军队毙杀的职位和军衔最高的日军陆军将领。
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
纵贯大陆
时间进入1944年，二战大势完全明晰了。
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已经成了真正的强弩之末。在欧洲，以美英两军为主导的法国诺曼底登陆计划已箭在弦上，近300万军队要渡过英吉利海峡，向德国本土发起进攻。东线那边，苏军也已反攻到希特勒的家门口。在太平洋上，日军在美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打一场局部战斗的胜仗，其几率都已相当于买彩票中头奖。在中国，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日益增加，成都机场更是进驻了当时最新型的B29重型远程轰炸机，整个混合空军用于一线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超过750架，此时日机只能利用黄昏、月夜和黎明采取小规模偷袭。
进入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对日军发起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北方，日军据点接连被八路军破袭。在华中，新四军于淮安发动车桥战役，这是一个歼灭战的典范。此战中，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以一部绕过日军外围据点，采取黑虎掏心的方式，直击目标所在地车桥，在日军中计增援后，又集合优势兵力伏击打援，一举歼灭日军460余人，生俘24人。
在正面战场，1944年2月上旬，蒋介石先由重庆飞抵桂林，再从桂林坐专列北抵衡阳，随后从衡阳坐汽车来到衡山，于10日在圣经学校召开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上，蒋介石以及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分别作了报告，总结和检讨了鄂西、常德会战。剩下的主要议题是结合二战大势，探讨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军队的作为，此外还专门研究了滇缅反攻事宜，并确定在春天，配合缅北战场，向滇西之敌发起攻击。
费异常在《警卫南岳军事会议》中回忆，蒋介石作报告时会场鸦雀无声，个个挺身而听。但是，当何应钦或白崇禧作报告时，“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纸上给某胖子画相，互相抿嘴窃笑”。
每次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实际上都是蒋介石放松的时刻。
有一次在衡山山路上，蒋介石碰到一个第9战区的师长，师长行礼后笔直地站在那儿。蒋介石了解完所在部队的情况后，问：“带《步兵操典》没有？”
师长颤颤巍巍地答道：“没……”
蒋介石就很不高兴，扭头走了。
薛岳得知此事，叫驻衡山的方先觉第10军从军需仓库拉来一卡车《步兵操典》，发给第9战区的将领，每人口袋里装一本。
另一次，蒋介石在侍卫长俞济时陪同下散步，碰到王耀武。王立即向蒋介石和俞济时敬礼，后者是他的老上级，做过第74军的初代军长。
蒋介石说：“佐民，这几年你辛苦了。”
王耀武说：“‘坚苦卓绝’，学生时刻记着校长的教诲。”
“坚苦卓绝”四个字，是蒋介石在题字时最爱写的。最近一次题，是在去年年底的一天，地点是钓鱼城。钓鱼城在重庆合川，是个著名古战场。南宋时，蒙古大汗蒙哥在此中炮，重伤而亡。钓鱼城军民守城36年，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在当日，登上钓鱼城的蒋介石亦手书四个大字：坚苦卓绝。
现在王耀武提到这四个字，蒋介石是很高兴的，对俞济时说：“你虽然是74军的首任军长，但做军长的时间毕竟短，这个军的战绩主要还是靠了佐民。”
俞济时连忙点头称是。
王耀武急忙想解释，被蒋介石摆手打断，说：“我听说你在广西等地建了几个农场，把部队里伤残老兵安置在那里，让他们有营生可做。”
王耀武点头承认。
蒋介石证实这件事后还是有些吃惊，大约也是觉得比较新鲜，说：“好！好！好！”
蒋介石问王耀武：“你现在还兼着74军军长吧？虽然这个军是你的心血，但你应该担负起更高的责任。不要再兼着了，也不要做29集团军副总司令了，会后我要任命你新的军职。”
望着蒋介石的背影，王耀武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前两天薛岳发的《步兵操典》。
俞济时走上来，拍了拍王耀武的肩膀：“我说佐民啊，你就是运气好，看到没有，委员长一高兴，你又要高升了。”
王耀武说：“良公（俞济时，字良桢），现在做到集团军副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