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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去看，结果大失所望。我们认为太阳走到最南端，应该进入最南边的一号缝，结果日出的时候离一号缝还差得非常远，根本就进不了一号缝，所以一号缝是不可能进行日出观测的——第一个设想被否定了。12月22号冬至那天，我们寄希望于东二号缝，结果发现日出也进不了这个缝，这下我们心里又彻底凉透了——恐怕天文观测的这种推测要落空了。
在悲观情绪的笼罩下，一个月后，即1月21日大寒当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观测。
何努：大寒是2004年的除夕，这一天非常冷，滴水成冰，是那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可是，那一天的观测结果是最令人振奋的，我们竟然在东三号缝看到日出了，这证明我们的推测应该还是正确的。我们的心潮起伏跌宕、时好时坏，一会儿是绝对的绝望了，一会儿又重新燃起希望。对于这一发现，天文学家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尚书·尧典》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被无数次引用，就是“历象日月星辰，竟授人时”。“历”是计算，“象”是观测，也就是说，观测和计算太阳、月亮、星星运转的天象，来制定立法颁布给臣民，让他们安排农业生产、宗教祭祀等一系列活动。《尧典》的这句名言被当作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一个最高水平的代表，但疑问就在于《尧典》到底能早到什么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尧典》所记载的天文学，只代表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并不能代表四千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发展水平；而我们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至少在四千年前，《尧典》所谓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已经存在。
王巍：古观象台的发现应该说是令人非常震惊的。英国有一个巨石阵，很多人都认为它与天象观测有关，但天文学界却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观测点。比如说，我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从这个缝望过去，然后看另一个天象从另一个缝看，这样的话就有比较大的随意性，这是它的一个致命弱点。我们古观象台的观测点是固定的，而且我们也找到了观测的圆心，天文学家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个圆心可谓一锤定音。否则，他便说你的观测是要不停地移动的。
王鲁湘：这个随意性太强了。
王巍：所以说，我们这个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可以确证的天文遗迹里面最早的一个。英国的巨石阵也是四千年左右，后来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可惜观测点不固定，而我们的遗址不但有固定的观测点，而且年代也更早一些。
五、夏文明的推想
王鲁湘：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分析，于是我们把文明的兴衰更多归结为社会文明内部的一些原因。而西方学界有时候则倾向于认为人类文明更受到大自然的制约，我们的探源工程是不是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多。
王巍：是的。从中国的范围内看，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很多地区原来的强势文化衰落了，比如说良渚、红山、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等。接着它再出现的文化人口很少，文化的发达程度显著地减弱，这反映了一种由盛转衰的情况，而且不仅仅在一个区域。
王鲁湘：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期发生的。
王巍：所以我就探索变化的原因，结果发现环境因素非常重要。总体来讲，尧、舜、禹这个时期的北方地区总体偏干旱，气候波动很大，而南方是偏涝的，我们称为“南涝北旱”。长江、黄河下游的很多遗址都是在崮堆上，可以证明我们的推测。
王鲁湘：良渚文化就是在堆起来的土山上头。
王巍：这恐怕就是为了防止水患的，水患对当时的人们有很大的威胁。
王鲁湘：也就是说，很多古代文明的急剧衰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环境的变化。
王巍：我觉得不能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仅仅归结为环境，但环境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大洪水曾导致整个遗址被淹没，然后人们有可能有组织地对洪水进行一些抵御。中原地区对洪水的抵御恐怕是它崛起的原因之一。陶寺遗址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城时期，始终是以粟和黍作为主要农作物，但也有水稻的栽培，而且还有非常零星的小麦。水稻的出现我们倒没有觉得太意外，让我们意外的是小麦开始在这个时期被引进了。小麦的产量比小米高得多，所以说陶寺时期的农业应当有了相当的发展。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的发展是文明的基础，我们这次的发现印证了这个理论。随着生产的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于是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
王鲁湘：开始有了社会分工。
王巍：脱离了农业，从事手工业、管理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起源是文化起源的前提。我们这次在动物考古学方面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大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时候，绵羊开始出现在中原。绵羊的出现引起我们很大的关注，因为它是西来的东西。
王鲁湘：麦子、绵羊从西亚来，说明这时候和那边已经有一种文明的通道。
王巍：这些同时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很值得思考的。我们还发现了砷铜合金的青铜。一般来说，青铜是铅锡合金，但还有一种青铜是砷铜合金，这个砷青铜很早就出现在西亚地区。我们原来认为中国没有砷青铜，但在陶寺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砷青铜，它的冶炼技术应该是从西亚那边传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与西亚文明接触的最早记录了。
在对陶寺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对中原文化日渐强大并流传至今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地剖析。
王巍：为什么周围地区相继衰落，而中原地区却还在继续崛起，最终导致了夏王朝的诞生呢？我觉得有下面几个原因。第一，虽然环境因素相同，但中原地区在粟和黍的基础上已经有了水稻，后来又有了小麦，多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更有利于抵御自然灾害。旱的话可以收获粟和黍，涝的话可以收获水稻。
王鲁湘：就是说他们总会有些收成。
大禹治水成功地让上古时代的淮河流域水流顺畅，永不闹灾。在众多的史前传说里，对诸神给予的帮助，大禹一直心存感激。他命人在会稽山修筑了九鼎，在九州标注出猛兽、邪神、厉鬼出没的区域，以使中原地区的百姓在出行时与神灵互不干扰，趋吉避凶。有专家分析说，这些互敬互畏的祭祀之风，也是中原文化得以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巍：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其宗教色彩极其浓厚。贵族的随葬品有琮10、璧等宗教器物，而且，贵族还被埋在祭坛的附近。
王鲁湘：因此整个社会是一个神权社会。
王巍：辽西的红山文化也是如此，随葬了很多玉器，还建有女神庙，宗教色彩也非常浓厚。而尧舜禹这个时期的中原地区，则有了更多的世俗色彩，在宗教方面的真正投入并不多。就处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讲，中原地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反观长江下游地区，那里的先民遇到自然灾害，只得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去求神，结果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有些古老文明的衰落，包括玛雅、印加，好像都有这种经历。
王鲁湘：这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尺度，即它有一些祭祀，但是没有淫祠。
王巍：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国家政权阶段，这种组织不仅在抵御自然灾害的时候是十分有效的，在军事力量方面更有决定性的意义。军事力量的强大有时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舜禹时期将很多曾经强势的部族，如三苗等，给流放了，靠的就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我觉得，环境变化是一个大的背景，而它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处理人和神之间关系的平衡点、高度的组织化导致的军事力量的强大，才是中原文化最终延续发展的主要原因。
探源工程开展至今，也只是刚刚开始，用“任重而道远”形容并不为过。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自然毫不逊色，这是我们骨子里难以抹杀的骄傲。对过往文明的追溯和拷问，探源工程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对远古时代的思索，必定会推动这样的勘查在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上演下去。
良渚的神灵
中华大地灿烂悠久的文明究竟诞生在哪里？1929年12月，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头骨，让我们触摸到了这片土地上远古人类的存在，但是这些原始人从何时、何地开始出现了社会、出现了国家、出现了文明，我们的答案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
以浙江省杭州市东北部的良渚镇命名的良渚文化，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所能找到的最早具有完整国家社会形态的古代遗存。它分布于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区域，包括了现在的杭州、苏州、上海、无锡、嘉兴等地区。
一、发掘前奏
良渚地区最早的考古发掘开始于1936年，一个当时年仅24岁，名叫施昕更的良渚青年，开启了日后一系列发掘的序幕。
王鲁湘：牟先生您好，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当时施昕更先生是出于什么考虑想到要到良渚这一带来进行考古调查呢？
牟永抗11：鸦片战争以后，知识界出现了探索中华民族历史问题的热潮。这时国内历史研究对传统文献产生了一些怀疑，希望能够从另外的渠道来获取新史料，以正确地解读我们国内的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有些学者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考古学，从而与我们传统的以“证经补史”为主的经史学并立，形成了探索古代的两条道路。当时的探索重点是黄河流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以后，江南的一些有识之士考虑要把一些先进科学运用到本地来，于是在三十年代创立了西湖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是学生物的董聿茂12先生。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在今浙大玉泉校区内）建造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遗址进行试掘。施昕更先生当年是西湖博物馆地矿部的一个助理员，他参加了那边的试掘，发现古荡出土的几件古器物在他的家乡附近也发现过。施先生于是回家乡正式做调查，当时就发现了一些陶器跟石器。他知道这一带的农民有挖玉的风气，但是这些玉跟这些陶器和石器是什么关系，他还不很清楚，而且也没有挖到。
王鲁湘：实际上这个地方发现古玉的情况是自古有见。
牟永抗：是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杭州古荡地区发掘汉墓时，发现过两组玉器。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有人开始搞考古收藏。以后我们在湖州发掘的汉墓里也发现了良渚的一些古玉，所以这里收藏古玉的时间应该是很早的。后来春秋墓葬里也发现了良渚玉器，因此良渚玉器得到认识的最早历史可以推到春秋。
王鲁湘：这就推到了两千多年前。后来南宋的官窑瓷器有琮式瓶，肯定是瓷瓶的设计者看过良渚玉琮而且照着来做的。当然，这些工匠未必知道它们是什么年代的，以及是做什么用的。
良渚文化玉琮
牟永抗：这种琮式瓶在浙江地区一直流传下来，清初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多的，雍正时期还做这种蓝色瓷的。
王鲁湘：那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是不是一直把这个东西当作三代以后的？
牟永抗：玉是一种高硬度的材料。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玉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没有金属器以前，琢玉是不可能的事情。《礼记》上面提到过玉，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带发现的玉器只是周、汉之遗物。一直到1928年在安阳发掘到玉，中国玉的历史才提前到殷。能够把玉器从西周推到商的晚期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此后一段时间，人们就不敢把玉再往前推，尽管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发现了史前的玉器，但不敢认啊。
到了20世纪，西方田野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原地区先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诞生的中心区域，而其他地方的文明，则都是从中原传播过去的，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偏居江南的良渚。
牟永抗：大概从我开始工作以后，学界对良渚尽管还是很重视，知道有这么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把它的年代看得很晚。当时学界在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影响下，认为中原地区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良渚地区还在蒙昧时代。
王鲁湘：考古界似乎把它和中原龙山文化看成是一体的。
牟永抗：当时学界认为它比龙山文化要晚得多，是因龙山文化向南传播，跟当地的硬纹陶相结合所形成的。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1956年浙江博物馆成立的序言，这个序言是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曾昭燏13女士起草的，她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早于吴王寿梦元年14，也就是把良渚文化的年代定在春秋时期。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浙江、上海、无锡、苏州等地一系列的考古发掘，研究者们逐渐发现，这一地区出土的器物，在特点及组合形式上，与中原龙山文化有很多不同之处。于是他们开始思考，先前对于良渚文化的认定，是否出现了差错；先前的中原中心论，是否也出现了差错呢？
牟永抗：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要编写一本《新中国考古收获》，就在这些器物上探索，觉得这里发现的黑陶跟原来龙山文化的黑陶不一致，所以当时我们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