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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我信服，她还找来一个木球，插上四个小木块作为天使。至于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到来，她也知道，即所有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那一天。在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之前，《贝尔福宣言》、沙皇对犹太人的屠杀、焚尸炉以及犹太人大逃难等一些概念，村民们是从听讲“犹太历史”知道的，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再不就是用更加粗鲁的语言学着德律蒙的语气大骂一番。事实上，直到现在，离所有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之日还很遥远。然而，作为国家，以色列已经存在了，具有国家一词所有官方与不屈的内涵。当然，对我来说，犹太人只是一些《旧约》书中的人物，而且我也不知道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
在一九一四年爆发战争之前，村民们的爱国主义象征就是七月十四日呼喊三音节口号。米歇尔很看重人民的节日，但他喜欢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在这样的国庆游行中，人们抬着被砍掉的脑袋，口里还塞满干草。一八七〇年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在北部省的这个区，人们根本不知道兰波在十四行诗中描写的鲜血淋淋地躺在草地上的“山谷长眠人”是什么样子。阿尔萨斯-洛林离这里也很遥远。由于当时还没有德国鬼子，所以，所有滑稽可笑甚至令人憎恶的沙文主义团体收罗的都是比利时人。由于发音不同，他们称呼比利时人用Belches这个词，而不用Belges。小个子比利时人（大多数人都是大高个子）反而嘲笑法国人，称他们为法兰基庸人。我是法国血统，至于我母亲是哪个国家的人，这都不影响我的国籍。直到现在我很少谈到我母亲。她是比利时人。她不懂佛兰芒语，法语却讲得很好，所以得到了米歇尔的称赞。她喜欢德语，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卷入这场纷争。在比利时抽签的那些日子里，法国人跨过了国界。两国国界有的地段就从黑山城堡附近经过，因此可以看见比利时的村庄欢腾的情景。抽到好签的男子汉高声喝彩，互相挎着胳膊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行走着，后面跟着那些倒霉鬼，他们以酒自慰。运气好的小伙子们怪声怪调地唱着老掉牙的歌曲，第一句歌词用的是没有人能懂的古代语言，第二句用佛兰芒语，句法优美：
雇佣兵！雇佣兵！雇佣兵！
不是波波尔要我们去当兵！
其实，这些小伙子要去效力的不是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尽管国王在刚果的事业很受国际银行推崇。但是，从现在起两三年之内，不知道要有多少士卒将葬于伊泽尔河的泥土之中。国王希望和平，但抵挡不住压力，因为高级将领们不要和平。在我谈到的那个夏天，我们的邻居还不是“我们的英雄的比利时盟友”。
人们根据一些传世照片发现，“富有的小姑娘”，即“城堡小姑娘”，并没有孤立于“人民”。“人民”这个很好听的词，也像法语中的许多词一样失去了它的价值。其实，她过去和现在都不过是住在十六区所谓的布尔乔亚公寓里的一个小女孩儿，我还能回忆起黑山城堡这座普普通通建筑的每一个房间，虽然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心房间不是客厅，客厅里有一幅《罪恶与道德》的画，据吕依尼回忆，是我祖父从意大利买来的，因为只有诺埃米让我进客厅的时候我才进去，而她又很少让我进去，所以我的印象很模糊；也不是椭圆形小客厅，这个小客厅过去是戏剧爱好者演戏用的；也不是弹子房，弹子房很难看；也不是两间一套的套间，套间里放满了耶稣像十字架和挂钟，是我祖母的账房（我没有继承这种本领！）；也不是我的小塔楼上开着六个窗户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口搪瓷平底锅，上面有拉封丹《寓言诗》的插画，然而我既不喜欢这个搪瓷平底锅，也不喜欢拉封丹的《寓言诗》，因为我觉得故事中的动物太人格化了。我也不喜欢悬挂在通往我的房间走廊里的后浪漫主义铜版画，画面上的人物正在倾听音乐家演奏，其表情不是耽于幻想就是惊慌失措，但后来启发了我对阿莱克西这个人物的创作。中心房间更下面，在冰冷的哺乳室与厨房之间。厨房里不仅有做饭用的锅，还有用来暖床的铜火盆。我们叫这个中心房间为仆从厅。仆从这个词使人联想到古罗马的一个强大的氏族及其邸宅的居民。这种邸宅现在已经不见了。每一个经常住在仆从厅里的人都有一段用两三部书也写不完的历史：他们的骨骼结构、肌肉组织、生殖器官和头脑的构造都还不错，但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中午时分，人们郑重其事地给我洗手。老太婆步履轻捷地下了楼，坐在餐厅的大圆餐桌旁边。桌子上铺着锦缎花纹台布。我坐在她对面，中间隔着那个爱挖苦人的老夫人。从年龄上讲，我们之间相差七十岁，但当时她和我对此还都没有意识到。墙上挂着几幅人物画像，都是从前的艺术爱好者收藏的描写家庭生活的作品，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美有丑，都穿着古代服装。画面上的男人不是一只手揣在兜里，就是双手全揣在兜里，因为作者这样处理人物，要的酬劳比较少。大部分作品都是当地优秀但尚无名声的画家画的（一些名画早被博物馆收藏）；至于其他的画，尤其我爷爷、奶奶的画像，几乎都是很粗劣的，我真难以想象是否还有比这更呆板浮夸的作品。我笨手笨脚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我用叉子叉起的青豆在我的盘子周围形成了一片小树林；奶油巧克力滴在我的白裙子上。要是我们坚持到吃甜食而不出现意外，这种奶油巧克力就会带来预料之中的结果。“把这个孩子带走！”约瑟夫身穿条纹衬衣，带着我走上了通往仆从厅的螺旋楼梯。
一切都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地进行着。人们拼命地吞食着从上面送下来的几乎原封未动的饭菜。肉店老板开的发票几乎等同一个大饭馆的支出：下等肉块都喂狗了。吃饭的时候，我被抱到一大摞旧字典上，神气活现。大瓷盘子有蓝色的，有白色的，与碗搭配得当。有汤，有牛奶加咖啡，还有黄油面包片。有时一口咬下去，黄油面包片被咬出一排半圆形的牙印，慢慢地又被浸泡在饮料和酱汁之中。桌上铺着漆布，待擦干净一块地方以后，胖马德兰就趴在上面用铅笔抄写新学的歌曲。这些歌曲肯定都是唱烂了的老调子。马车夫阿尔西德虽然已经年老，但仍然能讨好女人，向患巩膜炎的小马德兰献殷勤。年轻漂亮的司机塞扎尔丝毫不掩饰对巴尔贝的好感。约瑟夫一边吸俄国老板香烟一边浏览旧报纸。女厨子霍尔当斯一副金黄色的面孔，把脑袋从半开着的门缝中伸了出来，乱喊乱叫地附和着那些女人唱起轻佻粗俗的歌曲。是爱国歌曲还是感恩歌，这对我无关紧要：我只觉得她们不会唱歌。
我把她摔在摇摇晃晃的床上……
我戳了她两三长枪……
我是屎之女，我是尿之女，
我是上尉之女……
法兰西总统萨迪·卡诺……
我们请上帝来家做客……
大家都气势汹汹地说诺埃米的坏话，因为知道她吃完饭以后总是坐在靠近碗橱的热气孔上面，这些讽刺的话她全听得到，就是骂她的奸细梅拉妮的话也听得一清二楚。但是，还能隐隐约约地听见一种柔和细微的流水声音。声音来自乳制品作坊，是用粗木棍在奶桶里搅动的沙沙声。油腻的液体慢慢地变成了黄油。小玛丽有点儿咳嗽，不时地将她的两只总是温热的手伸进搅奶桶里，直到把最后一滴微微发蓝的奶刮出来，做一只好看的黄面包，再用纸包起来。没用完的黄油再加上盐，装在粗陶罐里，留着以后再用。直到天黑，小玛丽披着黑披肩回村的时候，这沙沙的声音才停止。我心想，在上面用心读书的米歇尔是不是也会听见这种声音。这种搅拌声音，有点令人讨厌，又有点儿让人安然自若，这是一种大杂烩的声音，但是我无法确切地表达出来。
很久以来，巴尔贝自脱下她的英国海蓝色护士制服以后就没有再穿过。这是米歇尔出于对英国的喜爱给她买的。她穿着很得体，既像回家休假的名门之家的女仆，又像不愿引起人们注意的上流社会的女士。我很喜欢她。我听说我生下来之后，是她给我洗的第一次澡。后来，她每天都给我洗澡，洗完后擦干身子，搽爽身粉，给我穿好衣服，带着我出去散步：在我很小的时候，每次进城，她都用带子拴着我的胳膊，像牵着一只小狗，寸步不离地领着我。在室外散步，空气新鲜。她还经常去逛商店，而且还总是在商店的门口偶然遇到她认识的先生。然后去茶点铺。在我的孩提时期，她非常喜爱我的肉体，像许多女人喜爱年幼的孩子一样，是不自觉的。我记得，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她把我从折叠床上抱起来，狂热地吻遍我的全身，甚至吻我自己无法看见的地方，因此可以说，是她描绘出了我身体的轮廓。我相信性欲是在童年时期产生的，但这些完全触摸式的感知还不具有色情的意义：我的性欲还没有发出嫩芽，还没有长出绿叶。后来，巴尔贝的这种冲动消失了，但对我的热吻有增无减。这差不多是我领受到的仅有的热吻。当然让娜也吻过我，但她不经常与我在一起。我的法国父亲米歇尔也非常喜欢我，吻我，但他只是每天晚上才拥抱我，吻我，只不过是按规矩行事而已。巴尔贝不是毫无魅力的女人。尽管米歇尔对与下人之间的爱情持藐视的态度，但他在丧妇之后初期，很可能与巴尔贝有过肉体的接触。不论怎样，巴尔贝太理智，不会妄想充当女主人。但她不仅喜欢男人，而且还想多弄钱，尽管她收入丰厚。因此，巴尔贝在大公国时常去妓院，冬天路经巴黎或有时路经布鲁塞尔的时候也如此。那时电影院很多。在晴朗的下午，当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她将我带到电影院，与我并排坐在后排的座位上，等灯光一暗下来，她告诉我不要怕，然后就离开了，在散场之前再回来找我。作为孩子的我的确不怕。在银幕上，一架音色嘶哑的钢琴演奏着几乎无变化的乐曲，乐音只有快速、庄重与柔和的区别。快节奏，犹如马在奔腾；庄重表现悲怆；柔和则表现出月色溶溶的效果。我看一会儿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又看一会儿，只记得当红女演员罗宾小姐在床上被一大堆鲜花窒息时的苍白面孔；而身穿伊丽莎白时期服装的萨拉·伯恩哈特夫人使我怕得要命，因此，我夜里睡觉，不得不让卧室的夜灯彻夜长明。巴尔贝总是在约定的时间回到电影院。回到家以后，她详细地告诉我，如果我父亲问起，我应该如何回答他。我有时觉得回答得没有把握，就抬头看着巴尔贝，意思是问她我说的是否对。我的神色和吞吞吐吐的回答使米歇尔产生了怀疑。他怀疑巴尔贝虐待我，起码威吓我不说真话。但他怀疑错了。事实上，几乎在一生中，如果遇事犹豫不决，我总习惯用征询的目光看着我的同伴，以便知道他们是否同意我的说法。这种伴随着害怕的信任目光根源就在此。
但看电影的把戏并不可靠。电影院女引座员（巴尔贝肯定与她有串通）或某个好心的女观众，可能会同情我这个被遗弃的小女孩儿，更不用说那种黑色小说里的现代人物会把小孩拐走，于是干脆把我带到她赚钱的地方。我被安顿在客厅里。我感觉很好。客厅里有男有女。先生们的表链上挂着小饰物，女士们半披着披肩，我觉得他们与黑山城堡仆从厅里的大人物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女士们的衣着更轻便）。这些人倒在我身上看到一种童真无辜的象征。有一天，他们竟把我抱到桌子上，让我唱歌或背诗。我不会唱歌，但从米歇尔给我抄写的一大本诗集中，倒零零碎碎地记得几句。“就像有人在掌着灯行进……当鹈鹕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如此纯净，一声叹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自由地升至上帝面前。”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没听到过这样的诗句，可能也不明白我嘟嘟哝哝地背诵了些什么。巴尔贝回来了，她戴着帽子和手套，谢过他们以后就领着我走了。我相信，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两三次，因为总会有人告密，尤其那些女人。
米歇尔在黑山城堡收到了匿名信。自诺埃米去世以后，这地方也变了。这个星期，米歇尔接待了莉娅娜、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和他的未婚妻及其他人。莉娅娜是米歇尔的临时情妇，我们已经见过面，她是个临时补缺的角色。我的同父异母兄弟说要结婚，米歇尔当然也不反对这桩婚姻，因为他想趁机一劳永逸地甩掉这个讨厌鬼。他的未婚妻有点儿胖，由似乎疯疯癫癫的母亲陪伴着。至于其他的人，我就不认识了。这些人都主张把巴尔贝赶走。米歇尔没有把她去窑子的事看得太严重，但又不能由着一个孩子的保姆干这种事。他让来访者玩了一个小花招，这可能是因为他性格懦弱，但心肠好，做事又果断，或许因为我在前文中讨论过的奇特的无所谓态度。第二天我们全家出去游玩。我们分乘两辆汽车。我感到奇怪的是，巴尔贝没有与我们一起去。大人们告诉我，她马上就会赶上我们。
我回忆不起来我那天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晚上才回到家。我一进大门就喊巴尔贝，跑着上了小塔楼的楼梯。我们两个人的床靠在一起。她的床收拾干净了，也不知道她的被褥哪里去了。我跑到走廊里，头靠在装饰着深暗色铜版画的墙上。我最后走到诺埃米的房间，现在是米歇尔的卧室。他拉着我的手说，巴尔贝被她家的人叫回去了，可能要在家里住几个星期的时间。她的老家在比利时的哈塞尔特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之间。他还叫我不要这样大声哭。在以后的几天里，我给巴尔贝寄了几张明信片，叫她回来。明信片上的字有很多拼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