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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体的现实，又是最不可捉摸的奥秘，这就是时间。毫无疑问，永恒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述的相同事物，但我们与这两种观念所处的关系，就像一个圆的直径与圆周的关系，一方面在尽可能地往一起靠拢，另一方面永远也不可能靠拢在一起。如果不是陷入目光短浅的怀疑主义的泥潭，人们必须承认，玛丽已经跨进了一道门槛，但她本人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而且也不记得已经跨入了这道门槛，就像大数的保罗所说的，她“模模糊糊地看着镜子”，已经发现了自己面对的是死亡。动物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就像她的倒下那样，这种说法令人震惊与痛心。之所以令人震惊，这里指的似乎是那天早晨发现的那群野猪，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总有一天都无法逃脱玛丽暴卒的命运；之所以让人痛心，因为对所有创造物来说，这反映了基督教灵魂的狂妄自大。根据《传道书》的说法，“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谁能告诉玛丽，动物被人打死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理智，没有爱情地倒在地上，因为它们别无选择”？她应该知道，动物对子女的爱经常是壮烈的，狗效忠主人，马对难友一往情深。她有什么权利超越其他还活着或死去的人呢？但是她一无所获；她依然与她周围的人的看法不谋而合。
几乎同样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对祭献的说法。这种过时的说法乍看起来是高尚的，但与一个上帝或多个上帝的令人厌恶的观念是紧密相连的。以撒被送去祭献，伊芙琴尼亚险些死在祭坛上，只能说明人类丧失了理智。但玛丽的死并不是一种祭献。她预料到了自己的死，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她是心甘情愿地去死。她不像美国天主教徒为了换取越南的和平，在做弥撒的时候心甘情愿地集体自杀，而且视死如归，死得果敢。玛丽遵循上帝的意志，没有违抗，没有害怕，这已经足够了，她应该感到满意了。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她所希望为“亲爱的人们”获取的功绩，不一定会有所回报。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天主教徒完全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他们的确是死了，但越南战争还在长时期地进行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要继续打下去，他们的死并未换来伤痕累累的和平。我还将在后面描写发生在玛丽亲爱的人们身上的一些情况：他们似乎像所有人一样，仅仅是好歹活着而已。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祭献是密教所宣扬的。首先，在寂静的夜间举行红色断境施身法仪式，被接纳入教者怀着一片虔诚之心将生命献给众生，准备让众生分食其躯体，然后，一年之后又回到原地完成黑色断境施身法，这时他会发现自己一文不值，再也没有什么可祭献的了。
我当时还没有出世。在我漫长的生活中，我断断续续地观察着玛丽亲爱的人们的生活情况，并且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玛丽早已被古怪离奇的幻觉所惹怒，本来希望死后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用自己的死换取他们的幸福。这些人获得的恩惠并不显眼，他们的日子过得似乎并不比当地同一阶层同一时代的大多数人更幸福，但也不比他们更寒酸。玛丽在遭受不幸的那天用手牵着的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都已经长大成人，都已经年老了，都已经去世了。艾内斯特在一九一四年当了兵，多次立功受奖；我后来又见到过他。他是应我父亲邀请到勒杜彦家做客。他为人热情，为了出席贝尔日尔游乐园的揭幕仪式，准时地告别了主人。他已经是六十岁高龄的人了，仪表端庄高贵，但有点儿外省人的气质，人们每每谈起他，就像过去谈论他父亲一样，也就是说，把他看作一位法国绅士。让娜嫁给了“我们的家族”中的一个小伙子，生活在图赖讷，还留下了几个继承人。我所知道的她的情况仅此而已。当时茜茜乐还太小，那一天没有同她母亲一起离开房间。她在二十五岁那年出家修道，进了罗马的一家法国女修院，现在已经退休——因为神职人员享受退休待遇——又回到法国，直至去世。她去女修院之前，我只见过她两三次。她似乎为人粗俗，难以相处；我是她表姐，比她大十三岁，她对我并不感兴趣。她在晚年似乎成了一位开明理智的修女。她有时通过艾内斯特的一个儿子向我转达一句友好的问候。艾内斯特的儿子也是教士。当兵和修道可能是玛丽对子女的愿望，也可能因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天主教环境中的缘故。至于保尔，他差不多在两年以后又与一个邻近城堡的女人结了婚。玛丽在世的时候，对这个女人的高傲自大不屑说三道四。这个女人出身高贵，结婚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她说话的口气和生活的方式都自诩属于上流社会；她说话语调很高，因此可以说，她好像喜欢高语调，说话故意抬高嗓门。他们有两个孩子，生活和睦；妻子像丈夫保尔一样也赞同《法兰西行动报》的观点。他们晚上一起读报，就像一些虔诚的新教徒夫妇一起读《圣经》一样。正如教会从前所说的，德·萨西先生溺爱妻子，他两次结婚，夫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种肉欲的关系，在一些小事上更是对第二个妻子采取迁就态度，但他本人总是躲藏在自己冷漠荒寂的领域里，保持着客气然而暴躁的性格。毫无疑问，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才感到自由。在一九一四年战争期间，格兰渡是被占领区，他们夫妇住在巴黎的大公寓里，室内家具豪华，但色调昏暗。夫妇俩一致同意把木柴放在洗澡间。在当时，木柴是宝贵的。当然，德国人是不光彩的，尽管人们对德国这个强大的国家组织保持着某种敬意（在这个高贵人士的阶层中，人们还不至于无耻到谈论“威廉”），但是，法国所承受的大部分痛苦，是由于世俗观念和共和国的老一套习俗做法造成的。置身于毋庸争论的爱国主义和拼命主义的氛围里，人们早已通过几乎难以察觉的裂痕，看出了法国在一九四〇年所具有的某些方面的精神状态。
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的公寓、保尔的公寓与我们的公寓都在安坛大街，相隔只有几百米，因此，她时常穿梭于这三套公寓之间。我们的公寓也很宽敞，不太昏暗，但几乎没有什么家什。落地窗对着一幢早已不复存在的楼房的内院。墙上挂着常春藤图案的壁毯，黄杨木地板上雕刻着百合花。米歇尔在五年前卖掉黑山城堡之后租了这套公寓，只置办了一些主要生活用品。
德·萨西夫人见到米歇尔的时候，他身穿旧大衣（安坛大街十五号的暖气也被关了），正在看书，身边还堆放着一摞书籍。有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读的外国书太多了），有歌德的《亲和力》（此时还读德国作品），更可怕的是，还经常读罗曼·罗兰的《超乎混战之上》（“这个瑞士人竟敢对法国说三道四！”在当时，罗曼·罗兰经常被看作是瑞士人，体面人想象不到，一个法国人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区分法国和德国的责任，因而玷污了自己的名誉）。米歇尔给我看过这本书，使我开始产生了反潮流的思想。这本书成了米歇尔在谎言的大海之中航行的一只锚。在这个谎言的大海之中，一些被收买的记者，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一些歇斯底里的家伙，拉帮结派，把广大人民拖入深渊。因为一个法国人起码是勇敢的，受欺凌的，坚决抵制这种欺诈行为，令他对法国更增添了一点好感。他还阅读侦探小说，那是德·萨西夫人借给他的。
但是，尤其使来访者极为愤慨的，还是我摆放在写字台上的那些书。有希腊文字典和拉丁文字典、一部逐字逐句翻译出版的柏拉图的《对话集》和一部维吉尔的诗集。人们知道，拉丁文不忠于原意，毫无疑问，希腊文也一样。米歇尔告诉这位夫人，希腊文是《福音书》的文字。但是，德·萨西先生的第二位夫人已经发现了于斯曼的《大教堂》和《修士》，我正是通过这两部著作，开始对教堂的彩绘玻璃和中世纪的绘画有了解。她像任何没有文化的人一样，只是从只言片语去判断一部书，就以为理解了作者的思想，哪怕这句话是从喝得醉醺醺的看门人嘴里说出来的。但是，德·萨西夫人过去不读书，以后也不会读书。她只是发现了一段对话，说的是有一个人，他所使用的语言既矫揉造作，又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是一种当时颇受欢迎的语言，几乎成了于斯曼的商标。他抱怨吃了“精神疯牛肉”。来访者作了一个鬼脸，这正好证实了她不读书（“难道这就是您给您女儿的精神食粮？”）。她对右翼分子巴雷斯倒感到放心，邓南遮和福加扎罗又一次成了外国人，而托尔斯泰则冒充农民。然而，当她得知米歇尔就此问过我，但并不打算给我施坚振礼后，她亲切和蔼的派头竟全然消失了。她打算在圣菲利普迪鲁尔教堂举行的仪式也付诸东流了。但米歇尔希望我自由地生活着。
在结束这段叙述之前，我还要讲一件有关我个人的事。我刚满十四岁。时间在流逝。几个月以前，即在战争爆发之后三年，为了表达姗姗来迟的兄弟般的永恒友谊，美国向德国宣战（“拉法耶特，我们来了！”）。阿拉伯的劳伦斯占领了亚喀巴。依珀尔第三次战役、伊松佐第十次战役和凡尔登第二次战役，都是炮火连天，血肉横飞。黑山城堡在四年以前被一个英国司令部占用，不再属于我们了，最终也被炮弹摧毁；这座砖结构建筑变成了一堆废墟，但更悲惨的还是那些粗大的树干被炸得东倒西歪，断枝满地。米歇尔几乎没有再谈起此事。他觉得，灾难不仅已经降临于世，而且还在继续，把人类的理想也都炸得烟消云散了。我本人受到的损失不大。巴黎也笼罩着战争的气氛。一些到巴黎短期休假的军人，穿着破旧的天蓝色军装，坐在香榭丽舍大街的长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巴黎人。巴黎男人的生活习惯几乎没有变化，女人不论是美是丑，反正他们觉得都很漂亮。妓女打扮得如同寡妇，一般在晚上才出现，都站在半明半暗的地方。
米歇尔为了弥补对里维埃拉及其赌场的思念之情，决定去昂吉安休养几天，享受一下那里的自然风光。那里绿树成林，绿草如茵。当他利用战争时期的筹码有节制地去碰运气的时候，我正由卡米伊陪着在树林里散步。卡米伊是一个比利时小女孩儿，是我们保留下来的惟一女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米伊是姨妈让娜送给我的礼物。我姨妈是布鲁塞尔人。在战争初期的艰苦年代，卡米伊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在一次去比利时海滨拜访我的同父异母兄弟的时候，她逃到英国，艰难度日，后来又来到巴黎。她是工人的女儿，年方十七，小个子，棕红色的头发。她像一只小山羊，性格开朗，活泼可爱。她已经陪着我生活了五年，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或者几乎相仿。她与一位休假士兵订婚了。她寄给他的情书还是我帮她写的。她对其他的事想得不多，几乎不去想未婚夫会遇到什么危险。战争没能阻止我们在小湖周围的树林里玩耍。我们踏着小路上闪动着的树阴，踩着秋天遗留下来的枯叶，发出唰唰的声响。透过稀疏的树枝，可以看见洁净的小湖，一只只白色的小船系在湖边，多数都用帆布遮盖着。船的主人无疑都在林间的小道上漫步。小道上突然走来两个人。是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身穿黑色衣服，好像是孝服，风度高雅。那位女士似乎一直在留心地看着我，在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了下来，她问我：
“您是不是玛丽·德·萨西的女儿？”
“不是，夫人，我是她侄女。”
“我们和她是好朋友。我记得她有一个哥哥。”
我尽量向她作了解释。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只有玛丽似乎还留在他们的记忆中。
他们走远了，穿黑衣服的女人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看见了什么？有一张当时拍的照片，上面的我靠在一只巴黎游船的舷墙上，手上拿着一本书，我头戴钟形草帽，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马尾辫。身穿蓝白相间的条纹布长裙，长短也就到我的膝盖。由于戴着草帽，脸看不太清楚。我把玛丽三十岁前后的一些照片与我相同年龄的照片作了对照，只能看出她的某些特怔。她与米歇尔一样，都像父亲米歇尔-夏尔：眉毛浓重，目光炯炯；高颧骨，宽额头，有点方。相反，脸的下部却不相似。总而言之，我们只有一点儿相像，但并不明显。岁月的流逝，也改变了这张面孔的容貌。
?Dunkerque，法国北部的海港城市。?法兰克人的王朝，存在于476-750年间。?即吉卜赛人。?Judith，传说中的犹太女英雄，在祖国危难时巧入敌营杀死其主帅。?Ethelred Ⅱ（968-1016），英格兰人的国王。?Libourne，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城市。?Medusa，希腊神话中的美女，因触犯女神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人若瞧之，立即化为石头。?Aventine Hill，罗马城内的七丘之一。?Nazareth，耶稣洗礼之前的居住地。?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派风景画家。?Georges Ohnet（1848—1918），法国小说家、戏剧家。?Tarsus，土耳其南部城市，《圣经》中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