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百年经典第06卷：英国现代戏剧_第1节

哈佛百年经典第06卷：英国现代戏剧

内容简介

本卷收录了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戏剧作品， 包括约翰德莱顿的《一切为了爱情》 、谢立丹的《造谣学校》、高士密的《屈身求爱》、雪莱的《钦契》 、罗伯特勃朗宁的《徽章上的污点》以及拜伦的《曼弗雷德》。

一切为了爱情 主编序言

在英国历史上，伊丽莎白时期因众多原因被人铭记，而最主要的体现是在文学上；在文学领域，又尤以戏剧为盛。随着自发性的衰落，大量创作戏剧的潮流一直持续到1642年国会关闭剧院。1660年，大革命时剧院得以重新开放，这一时期的戏剧只是忠实反映了查理二世时期上流社会的道德沦丧。

约翰·德莱顿（1631—1700）是十七世纪后期文学界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主要趋势。1658年，他发表自己第一部重要的诗作《奥利弗·克伦威尔之死》，并引起关注。两年过后，他创作了另一首诗来表达自己对归来国王的忠诚。德莱顿娶了皇室女子伊丽莎白·霍华德，事实上他的整个余生都追随着托利党。1663年，德莱顿开始了戏剧创作，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几乎尝试过当时所有的戏剧形式。为庆祝英荷战争中英国海军的胜利，他创作了《神奇之年》（1666），这使得他在1670年获得了“桂冠诗人”的称号。同时，他开始创作大量优秀的文学评论，都发表在他的《寓言》序言以及维吉尔诗作翻译的献词里。这些文学评论不仅展现出了其深厚透彻的判断力，同时也使他成为第一位现代英语散文大师。

《押沙龙与阿齐托菲尔》讽刺了辉格党领导人沙夫茨伯里伯爵，这部作品使得德莱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本身也获得了“政治讽刺诗作最佳作品”的称号。继这部作品之后，德莱顿发表了另外一部优秀的讽刺辉格党的作品《麦克·弗莱克诺》，讽刺的是自己的对手和敌人沙德威尔。为奖励他的贡献，英国王室聘其为御用诗人。

在戏剧、文学评论和讽刺作品三个领域获得成功之后，德莱顿在作品《宗教信徒》中展示了自己作为宗教诗人的天赋。这首诗从外行的视角揭露了英格兰教会的种种教条。同年，凯萨琳·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德莱顿加入罗马教。两年后德莱顿发表诗作《牝鹿与豹》，以寓言的形式描绘了两只分别代表天主教和英国国教的动物间的争论，旨在捍卫自己的新宗教——天主教。

1688年的大革命结束了德莱顿的光荣时期。在转向戏剧创作后不久，为维持生计，德莱顿开始从事翻译。他已经在这一领域做出了一些成就，在翻译了一系列尤维纳利斯、佩尔西乌斯和奥维德的作品后，63岁的他开始着手将维吉尔的所有作品翻译成英语，工作量十分浩大。至于在这一方面他有多么成功，《埃涅伊德》的读者们在读过这一系列经典作品之后会自行判断。德莱顿的作品，以及被命名为《寓言》的叙事体诗集发布于1700年。德莱顿于同年去世，被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

德莱顿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反对宗教理想主义的时代，无论是他的性格还是他的作品都印有那个时代的悲剧英雄色彩。但整体看来，他是一个诚实、开放、和蔼、率直和谦逊的人。诗歌和散文风格虽粗犷，语言却清晰、简洁、有力。

德莱顿时期，英国出现了三种戏剧风格——幽默戏剧、阴谋戏剧和风俗戏剧，而德莱顿的作品使他得以跻身同时代佼佼者的行列。德莱顿是英雄剧的推广者，他的《格拉纳达的征服》将这种不无夸张的戏剧推向巅峰。随后，因不满这种文学形式，德莱顿按照拉辛的模式发展了法国古典悲剧。他将这一模式与法国人对戏剧表演的惯常观念相结合，在描述中充分展示出自己对莎士比亚的信仰。这种混合风格的悲剧作品中最优秀的要数他的《一切为了爱情》。在这部作品里面，他敢于向大师挑战。诺伊斯教授的评论很好地揭示了他所取得的成果，“与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不同，我们至今仍然能跟随德莱顿的视角，从这个故事中挖掘出大量的乐趣”。

查尔斯·艾略特

一切为了爱情 原版序言

继莎士比亚之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死已经被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智慧治愈；不同的是，他们的例子给了我信心，让我在众多追求者中尝试用尤利西斯的弓，通过自己的测量来瞄准目标。我毫不怀疑是同样的动机使得我们都在尝试；我指的是道德上的优点，主要代表人物都属于著名的不合法的爱情模式；因而他们的结果都是不幸的。所有理智的人很早以前就总结道：这诗中的主人公不应该具有完美的品德，因为那样一来，公正地来说，他不会不幸；也不会总是邪恶的，因为那样他不会得到同情。因此我走中间路线：将安东尼刻画成普鲁塔克、亚皮恩和迪恩·卡西斯允许的那样受人称赞；我也是这样观察克莉奥佩特拉的。我希望把同情推到更高点，但故事不允许；因为他们两个因爱而犯下罪行，而不是由任何必要的或致命的无知引起的，都是完全自愿的；因为我们的感情是，或者应该是，受我们的力量控制的。戏剧的戏份是足够的，其他部分也同样如此；时间、地点和行动的统一比英国的剧院要求得还要精确。特别的是，这是唯一一部没有插曲或次要情节的戏剧；这个悲剧里的每一幕都有助于整体设计，每一段都决定着主要构造。这个诡计中最大的错误似乎出在奥克塔维亚身上；因为，虽然我可能使用一个诗人的特权，把她介绍给亚历山大，但我还是没有考虑到，她对自己和孩子的同情破坏了我留给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的怜悯；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罪恶之上，当美德与天真被它压迫时，就必须减少观众对他们的青睐。虽然我把奥克塔维亚的离去全部归因于她自己，并借此为安东尼辩护，但前述那批人的力量仍然存在；把怜悯一分为二，就如同把一条河切割成多条通道，减轻了自然河流的力量。但批评我的人中没有人和我争论这个；因此如果我下定决心偏袒我自己，我早就让它过去了。我的对手发现的不足只是一些吹毛求疵的小毛病和不必要的礼仪；这应该由这些仪式的主人决定。我承认，法国诗人会严格观察这些细节：例如，他们不愿接受克莉奥佩特拉和奥克塔维亚相识；或者，如果她们遇到了，一定只有一些虚伪的客套在她们之间发生，并不渴望对方的回答，因为怕冒犯她们高尚的品德和谦虚的性格。我预见了这一异议，并在同一时间蔑视它；为自己新征服的事物而骄傲的奥克塔维亚很有可能会找到克莉奥佩特拉，并战胜她；而因此受到攻击的克莉奥佩特拉不会躲避这一遭遇：这两个愤怒的对手也不是不可能使用我放进她们嘴巴里的讽刺话语；因为，虽然一个是罗马人，另一个是王后，但她们都是女人。尽管一些情节确实自然，但不适合扮演出来；大部分的猥亵话语应当避免出现在良好的举止中。因此，表情成为我们的想法的温和外衣，因为马裤和衬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如果我把自己限定在谦虚的范围内，就会显得准确而做作；如此一来，谦虚变成了一种缺点。那些迅速理解这种事情的人出卖了自己，让所有理智的人去想象他们的而非诗人的坏处。

诚实的蒙田还进一步强调：

我们只有仪式，我们进行的仪式，脱离了事情的本质。我们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却放弃了主体躯干。我们知晓所谓脸红的女士，却只把这当作一种称呼，不惧怕做任何事情：我们不敢直接调用我们的成员，但却不怕利用他们做各种放荡的事。仪式禁止我们表达合法和自然的事情，我们相信。阻止我们做违法不良行为的道理却没人相信。

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观点使得我的敌人都在巴结评论家，而评论家也乐意让他们的牙齿来啃咬。

然而，在这种细微的礼仪中的确包含了法国诗歌的优点。他们的英雄都出自民间；但其良好的教养很少延伸到一个词的意思上；他们所有的智慧都在他们的仪式中；他们需要天才来使我们的舞台有生气；因此当他们不能被取悦时，他们就必须注意不要冒犯。但一群人中最有教养的人通常也是最乏味的，作者也是如此，当他们害怕让你欢笑或哭泣时，就会纯粹出于礼貌让你睡着。他们小心翼翼，避免激怒一个评论家，这使得他无事可做；于是他就忙于打扫和做清洁，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以指责或赞美的：当整首诗都显得平淡时，没有哪一部分是值得我们去反对的；就如同当尝出酒无味时，我们不会一杯一杯去检查。但当人们要操心琐事时，他们往往无力关心主要问题。因此，他们的希波吕托斯在礼仪上一丝不苟，他宁愿死，也不愿向他父亲指责他的继母；我敢肯定，批判我的人会为此赞扬他。但身处忧虑中的我们往往认为，这种过度的大方是不可行的，只有傻子和疯子才会这样。这是带有报复性的优良举止；观众倾向于关注这位令人钦佩的英雄的不幸。但把希波吕托斯和他的诗歌配对隔开，我想他会认为这是好马配好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同时宁愿选择和一个坦率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也不愿和一个无耻乱伦的恶棍一块儿去死。同时，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当向我们展示一个古代人物时，诗人应该把他保留到哪里，他该在何时向我们展示一个具有亚马孙血统、粗鲁而又快乐的年轻猎手画面，由于他的职业和他早期爱上一个与自己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人，他选择把他变得勇敢，让他去旅行，从雅典到巴黎，教他恋爱，把欧里庇得斯的希波吕托斯变成到伊波利特先生。我真不应该自找麻烦，去打扰法国诗人，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评论家们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判断。但对我来说，我希望通过我自己国家的法律的检验；因为法国人征服这里之后，应该在这里制定法律，这一点对我来说不公平。我们这些跟随他们的小十四行诗人，灵魂狭隘，无法判断诗歌。诗人们自己是最合适的，尽管我的结论不包括单纯的评论家。但直到一个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没有实践过便通晓所有的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的天才出现，我会赞成一个技工对自己的艺术的判断有助于另一个人观点的形成；至少，他未被利益贿赂，或带有恶意的偏见。这个，我认为可以直接归纳出来：首先，不能推定人们有不止一个整体直觉，来断定什么能让他们开心，什么会让他们不开心：每个人都会同意我这个观点；但是，对自己特别善良的人，他会划清界限，把自己与众人分开，而其他人可能认为他是他们中的一个。但是，如果我接近那些是聪明人的人，要么通过其品质优势，要么靠常见的名声，并确认他们也不适合独自决定诗歌，我还要有一个遵从我的意见的强大的同盟；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排除余下的，无论是一些聪明人，或者至少是一些有能力的判官。但他们又再次放纵自己；每个认为自己聪明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会假装自己会在同一时间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进一步来讲，风趣的男人有许多，诗人却很少；也不是所有的诗人都喜欢悲剧。就是在这块岩石上，他们每日分裂。诗歌是自然的图景，通常必须使人愉悦；但不能把它理解成，诗歌的所有部分必须取悦每个人；因此，悲剧是不能由诙谐的人来判断的，他们的口味也仅限于喜剧。也不是每个喜爱悲剧的人，能够正确判断的；他必须了解它的缺点，否则他只会是个盲目的崇拜者，而不是一个批评家。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关于诗人的讽刺和针对他们著作的指责流传国外。那些愉快的谈话（至少如此认为），被赋予了一种细小的幻想，会说一些零星的拉丁语的人，野心勃勃地要用诗歌把自己与绅士们分开——

Rarus enim fermè sensus communis in illa.

Fortuna.

不满足于命运为他们所做的，放下身份，静静地坐下来，但他们必定会说自己的智慧有问题，没有必要赤裸裸地暴露给公众看，难道这不是一种可怜的矫揉造作的行为？他们并不希望得到清醒人士同样的认可，这是三瓶酒过后从他们的奉承者那里发现的。如果话语中的一个闪光点已将他们传递给了我们，还有必要让世人醒悟吗？一个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地产，仍归他所属；他会自愿把它带到威斯敏斯特检验吗？我们写作的人如果缺乏天赋，可以以糊口为借口进行创作；但对于不是因贫穷而潦草创作，纯粹只是竭力使自己显得荒谬的人，该如何为他们辩护？贺拉斯肯定是正确的，他说：“没有人对自己的状态满意。”诗人不高兴，是因为他没有钱；有钱人不满足，是因为诗人不愿承认他们。这样的情况很难出现在作家身上：如果他们没有成功，他们一定会饿死；如果他们成功了，一些恶意的讽刺就对准了他们，敢于请求他们离开。但当他们渴望破坏别人的名誉时，他们的野心就体现在他们的参与上；他们要创作一些自己的诗，奴隶需要俯卧在地上，这样君主的出场可能会更加威严。狄奥尼修斯和尼禄有同样的渴望，但他们所有的权力永远不会让他们这样做。是真的，他们用小号声来宣称自己是诗人；作为诗人，他们将死亡的痛苦强加给不这么称呼他们的人。观众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