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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且主人也很乐意见到他们，这使他们想起了主人以前所做过的好事。“尽你所能多行善举，”作者提到，“你便会经常遇到一些使你感到宽慰的人。”
阿格尼丝拥抱着这个使她感到宽心的善良的女人，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只能抽泣着回答善良女人和她丈夫询问的关于露琪娅的问题。
“你过得比我们好多了，”唐阿邦迪奥说道，“她现在在米兰，已经脱离了危险，而且还远离了那些残忍的恶霸。”
“神甫先生和你们是在逃难，对吗？”缝纫工问道。
“是的。”神甫和佩尔佩图阿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噢，多么不幸啊！”
“我们正在赶往……城堡。”唐阿邦迪奥说。
“这是个好主意，在那里就像在教堂里一样安全。”
“你们继续待在这里不感到害怕吗？”唐阿邦迪奥问道。
“请听我说，神甫先生，您也知道，他们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上帝保佑，我们离他们行军的路线太远了。最坏他们也只是到此处抢劫一番，但上帝禁止他们这样做。不管怎样，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们得去那些遭受不幸的村庄打听一下，因为他们会到那里去驻扎。”
他们已经约定在此稍停片刻，休息一下，而且现在正是午饭时间。
“我的朋友们，”缝纫工说道，“请你们赏光和我们共进午餐，我们诚挚地欢迎你们。”
佩尔佩图阿说他们自己带了一些食物。在相互谦让之后，大家决定把所有东西放在一起，一起用餐。
孩子们像见到老朋友一样，高兴地围在阿格尼丝的身边。突然缝纫工叫她的一个小女儿（如果读者还记得的话，这正是先前给寡妇玛利亚送东西的那个女孩）去剥掉放在墙角里那几个早熟的栗子壳，然后拿去烘烤。
“而你，”他对自己的小儿子说，“你到园子里去摇那棵桃树，摇一些桃子下来，然后全部拿到这里来，快去吧。”他又对另一个儿子说：“你去摘几个熟了的无花果来。相信你们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做这些事了。”缝纫工自己去打开了酒桶的塞子，他的妻子用台布铺好餐桌，佩尔佩图阿把他们所带的食物摆在桌子上，把一块餐巾布和一个陶器盘子放在尊贵的唐阿邦迪奥的座位前，又从背篓里取出一副餐具。待所有食物放好以后，大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开始用餐。虽然不能说他们对此感到很兴奋，但至少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预想到那一天他们是如此快乐。
“神甫先生，对于这样的混乱局势你有何看法？”缝纫工问道，“我觉得自己就像在读摩尔人入侵法国的历史。”
“我能说什么呢？这可怕的事竟也落到了我的头上。”
“不过，你倒选择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缝纫工接着说道，“若不是上级逼迫，那些士兵是不会到那个地方去的。你们在那儿会找到一些同伴，据说已经有很多人躲在那里，而且每天都有很多人前往那里避难。”
“我真希望他们会收留我们，我认识那位先生，我曾很有幸与他共处过，他是如此谦虚文雅的一个人！”唐阿邦迪奥说道。
“而且他还请红衣主教大人捎话给我，”阿格尼丝说，“只要我需要帮忙，尽管去找他就是了。”
“真是一个伟大的绝妙的转变啊！”唐阿邦迪奥接着说，“他一直都在坚持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是吗？”
“噢，是的。”缝纫工说道。然后他开始尽可能详尽地述说无名氏转变后那圣洁的生活，说他如何从一个大众灾难变成了现在人们的榜样和恩人。
“那他手下那些人呢？还有那些仆人？”唐阿邦迪奥再次问道，他不止一次听闻过关于他们的传闻，但他不太确定事情的真实性。
“大部分都被遣散了，”缝纫工回答说，“而留下来的那些也都改头换面了。总之，那个城堡已经变成一个世外桃源。神甫先生，您是知道这些事的。”
接着，缝纫工又同阿格尼丝谈起红衣主教大人造访的事情。“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缝纫工说道，“真是个好人！遗憾的是他没待多久就匆匆离开了，我都还没能对他表示敬意呢。我多么希望能够再次从容地与他谈谈。”
午饭过后，缝纫工让他们看了看他贴在门上的红衣主教大人的画像，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示对红衣主教大人的尊敬，也是为了对其他来造访的人说，这画像并不像红衣主教大人本人，因为他曾经正好在这间屋子里近距离和红衣主教大人接触过。
“这是他们想把他画成这个样子吗？”阿格尼丝说，“衣服是有点像，但是……”
“这画不像他，对吧？”缝纫工说道，“我一直都是这样说的，但是这也没什么，这画上有他的名字，就当作一个纪念品吧。”
唐阿邦迪奥急着要走，缝纫工说为他们找一辆马车把他们送到山脚，于是他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说马车马上就来。然后他转向唐阿邦迪奥，对他说：“神甫先生，如果您愿意带上几本书，好在那里消磨时间的话，我很乐意为您效劳。这些书都是些方言写成的，也许不合您的口味，但是，或许……”
“谢谢你，谢谢，”唐阿邦迪奥回答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去想我们所面对的事情了。”
他们相互致谢，彼此祝福，缝纫工邀请他们再次来做客，而他们也承诺返回之时会再来拜访。这时，马车已经停在了门口。他们把背篓放进马车里，随后也上了马车，怀着沉重的心情开始了后面的旅程。
缝纫工对唐阿邦迪奥说的关于无名氏的话是真实的，从我们不再谈论他那天开始，他一直坚持按照自己的打算行事：弥补过失，寻求和平，解救穷苦的人。总之，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行善积德。以前，他的勇气总体现在欺负他人和保护自己上，如今，他的勇气却不再表现在欺负他人和保护自己上了。他总是独自一人散步，不再携带任何武器，时刻准备着面对自己之前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带来的恶果。此刻，他觉得，自己曾欠过很多人的债，倘若自己再犯什么杀戮以此来保护自己的话，那不啻又多犯了一条新罪。他还觉得，人们对他所做的任何伤害都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可对他自己而言，却是理所应当的，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报应。尤为重要的是，他比这世上任何人都更没有权利去报复那些伤害自己的人。然而，以前他为了保护自己，豢养过很多暴徒杀手，自己也全副武装，可如今，他手无寸铁，但其安全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他昔日的凶猛残忍仍然历历在目，而如今的温顺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者使得众人总想报复他，而后者却又令这一报复变得容易起来。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两者令众人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感，而这也恰好成为了他人身安全的主要保障。他就是当初那个任何人都无法使其屈服的人，可如今他却愿屈辱自己。从前他那可鄙的行为激怒了众人，众人惧怕他、憎恶他，可如今，人们看到他如此的谦卑，之前的种种怨恨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那些遭受他欺负的人出乎意料地便消除了一切危险，顿时很满足，这是一种即使他们最成功地报复了他也无法得到的满足，是一种看到一位沾满血腥的人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满足，也可以说是一种同他们一起对之前的那些罪过感到愤慨的满足。曾经，许多人对他的怨恨，因为时间太久的缘故，因为痛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无法比他更强大，都无法对他的某些重大的罪过实行报复，而变得愈发强烈，愈发刻骨铭心，可如今看到他独自一人，徒手而行，毫无反抗的迹象，他们顿时便对他肃然起敬。他那发自内心的自贬，使得他的举止和行为自然而然地透露出更加优雅、更加高尚的特征，同时也可更加清楚地看到，蕴含了比之前更加坦诚的蔑视危险的气魄。那些视其为不共戴天的仇敌的人，看到公众对他这位诚心改过自新的人的敬畏，也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愤怒和怨恨。人们对他的敬畏、赞扬竟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使得他总是想要去躲避这些。他不得不小心自己的面貌和举止，一方面既不能对自己心里的内疚显得过于清楚，另一方面又不能过分地谦卑，以免受到过多的赞赏。他总是坐在教堂的后面，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去坐这一位置，因为，这样会被视为霸占荣誉的一种行为。另外，倘若有人冒犯他，或者不尊敬他，不仅会被视为粗暴无礼和品性恶劣，更会被视为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即使对于那些能够借助别人的这种情感来约束自己的人，也或多或少地默认了这一感情。
这些原因同其他原因一起使得政府赦免了对无名氏的惩罚，保证了他的安全，尽管他对自己的安全并不在意。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的家庭，一直以来就是他的保护伞，如今对他更是有益，因为如今在他显赫的、狼藉的声名外，又增加了其痛改前非的荣誉和对其堪称典范的行为的赞颂。地方政府和显贵人士也同众人一样，对他的这一改变表示由衷的高兴。因此，要是此时去冒犯这样一位备受关注的人物，定会显得极不合适。除此之外，政府深深陷入了对活跃的、反复滋长的动乱所作的斗争之中，而且是持久的、又常常是失败的斗争；如今，政府已摆脱了那最难以制服、最令人烦心的动乱，当然会深感欣慰；再加上由这位无名氏自愿改过自新引发的救赎行为，更是政府不曾见过的、求之不得的。惩罚一位圣人，显然并非一个有效的手段，却足以勾销无力处置罪犯的耻辱。要是开了这种处罚的先例，只会产生一种效果，那就是阻碍其他像无名氏这样的暴徒悔过自新。或许是由于红衣主教费德里戈帮助无名氏皈依了上帝，所以无名氏的大名便也同费德里戈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成为了他神圣的保护伞。那时的基督教当权者同世俗当权者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彼此间老是争斗，可是却又不会专门毁掉彼此，而且他们还总是交替使用敌对与赞扬，抗争与尊重的手段，他们有时甚至联手去干同一件事，但从来不会有讲和的意思。因此，在这样的情势和观念的影响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便会形成这一局面：教会的宽恕，虽不能使当权者赦免无名氏的罪行，但也使得人们逐渐忘记此事，前者所产生的效果正是双方所期盼的。
事实就是这样，要是某人突然垮台，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角色都会争着去践踏他一番，而要是那人是自愿屈尊倒地，那众人反倒会尊重和宽恕他。
当然，也有很多人对无名氏这一轰动的悔悟并不高兴。他们中不少人原是被雇来做犯罪之事的，还有很多是同他一起犯事的伙伴，如今他们都失去了曾经早已依赖习惯了的大靠山，或许此时，他们有的正在筹划某种阴谋活动，只等着他的命令便可行动，可是就这样突然中断了。然而当他在宣布自己已皈依上帝时，我们也看到了同他在一起的那些暴徒手下们的不同反应：惊讶、悲伤、沮丧、烦恼。确实是什么情绪都有，除了鄙视和仇恨。那些被派遣到各处的暴徒手下和一些地位颇高的同伴初次得知这一消息时，都深有同感。不过，就像我们从援引里帕蒙蒂的说法中所发现的那样，他们的仇恨全都集中在了红衣主教费德里戈一人身上。他们将他视为干预他们这事的罪魁祸首，因为无名氏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谁都无权埋怨他的这一选择。
慢慢地，无名氏家里的大部分暴徒手下都不能适应新的纪律法规，并看到这并没有改变的可能，于是便纷纷各奔前程去了。他们有的去寻找新主子，或许，这些主人正是无名氏的一些老朋友；有的去了西班牙或者曼图亚第三军团或者其他交战国当兵；有的沦落街头，独自干着拦路抢劫的勾当；还有人却满足于随心所欲地敲诈勒索，过着乞丐般自由自在的生活。那些遍布在其他不同地方的手下也做了类似的选择。而那些设法让自己适应或者自愿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人，大部分来自本地，他们或回家种地，或重新操起自己早年学会，后来因为干着罪恶的勾当而荒疏了的手艺，那些外乡人则留在城堡当家仆。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乡人，都同主人无名氏一样，受到了众人的祝愿，过着满意的生活，他们既不欺负他人，也不会被他人欺负，他们虽然手无寸铁，可却得到了众人的尊重。
然而，当德国军队挥军南下时，那些居住地被威胁或者遭到入侵的逃难者便纷纷来到城堡，请求无名氏的庇护。无名氏甚感欣慰，因为那些弱势群体和被压迫者老是将他的住所视为一个巨大的魔窟，不敢靠近半步，而如今大家却将此视为避难处，纷纷赶来。无名氏非常高兴并且十分感激地接纳了所有这些背井离乡的难民。他甚至还传出话说，他愿意时刻敞开大门，欢迎那些愿意来他的城堡避难的人。他很快又命令手下，不仅要守卫好自家的城堡，而且还要守护好山谷，防止德国军队或者威尼斯轻骑兵前来捣乱、抢劫。他重新召集那些仍然留在他家的仆人（就像托儿蒂的诗歌所说的那样，数量虽然少，但却个个勇敢无比），对他们说这是上帝给予他们和他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其来保护那些曾被他们欺压和侮辱过的人，他以十分随和的、坚信别人都会顺从的语气对手下吩咐着。他大概宣布了他要他们去做的事，尤其是指示他们有必要好好检点自己的行为，务必使那些到此来寻求庇护的人们只将他们看成保护者和朋友。随后，他命人从一个楼阁里拿下了那些放置已久的火枪、刀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