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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受害者。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某个财力颇丰、向来慷慨大度、乐善好施的人发起的有组织的救助行动，此人就是善良的费德里戈。他精心挑选了六名富有仁爱之心并且体格强壮的神甫来执行这个任务，并把他们分为两人一组，带着一些搬运工，带着各种食物和有效的速成滋补品，分别负责城市三分之一的区域。每天早上，这几组人员便在各自所负责的地方巡逻，给予难民所需要的帮助。有的人濒临死亡，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根本无法进食，神甫便给予他们最后的救助和安慰；对那些需要食物的人，他们就分发一些汤汁、鸡蛋、面包或葡萄酒；对于那些因长期饥饿而精疲力竭的人，则分发滋补胶剂和浓葡萄酒，让他们恢复力气，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为他们提供酒精饮料。同时，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他们则分发一些衣物。他们的救助并不仅限于这个地方，这位善良的大主教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长期救济那些贫困的人。对于那些经过初步救助恢复了力气能够站起来行走的穷苦人，大主教则赐给他们一些钱财，以免他们因为贫穷或得不到别的救助而再次陷入以前的悲凉处境。对于其他的穷苦人，神甫们则在附近的住户为他们寻找栖息之地。大部分富裕的家庭在红衣主教的建议下，或出于慈爱、或出于怜悯，都热情地收容了这些难民；有些人家有这个心思，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神甫们就请求他们为这些难民提供食宿，在谈好价钱之后，便立刻先付了一部分给他们。然后，这些神甫把寄宿在别人家的难民告诉其教区神甫，好让他们前去探望一番，他们自己也会再回来看望这些可怜的难民。
不言而喻的是，红衣主教大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关心局限于这种遭受极端痛苦之人，也没有等这些事严重时才采取措施。他对穷苦人民炙热的关怀和慈爱触动了所有人，他的慈爱行动从各种事中体现出来，就连他不能到达的地方他也尽力施加帮助，并按照不同的需要采取各种不同的救援形式。事实上，当他把自己所有资产拿出来时，还实行了最严格的节约制度，放弃那些如今无关紧要的善举，并想尽各种办法筹集资金，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救济难民。他购买了大量的粮食，分配给他所在教区中最贫困的地方，由于这种救助根本无法满足需要，他还分发了大量食用盐。里帕蒙蒂在描述这件事时这样说道：“借助这些食用盐，人们会把地上的青草和树皮都当作他们的食物。”他还把粮食和钱财发给城市里的教区神甫，他自己也亲自去每一个地区视察，并分发救济金，暗地里帮助了很多极度贫困的家庭。根据当代著名医生亚历山德罗·塔迪诺在他的《关于米兰大瘟疫的源起和概况的报告》中所说的（以后我们还将经常引用），在大主教的宫殿里，每天都要做大量的米饭，每天早晨都会分发两千碗米粥。
当考虑到这些慈善行为全是来自某一个人和他的个人财产时，我们肯定会说其效果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就通常而言，费德里戈先生是不会因为别人而慷慨解囊的。除他之外，还有一些个体也参与了这次行善活动，尽管投入的财力不算丰富，但其数量也相当可观。另外，十夫长委员会也同意分发救济金来应对这紧急情况，并委托粮食委员会予以分发。然而，从实际需要来看，这样的救济也只是杯水车薪。一些快要饿死的山里人在红衣主教的救济下得以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另一些人却又落到了饥饿难耐的悲惨地步。以前得到救助的那些人，用完了那有限的供给物之后又陷入了濒临死亡的境地。而一些别的地方，虽然没有被遗忘，但看上去并不是特别贫困，因此便区别对待这些地方，但贫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正可谓饿殍满道，人们从各个方向涌向城市。比如说，有两千个身体比较强壮、动作比较敏捷的饿汉打败了其余的竞争者，跑到前面拿到了一碗汤，那么他今天便不会饿死。而还有数千名受饿的人落在他们后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比他们幸运的人，但是，在那些落后的人群中，不是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父母吗？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一些极度贫困的人得到了救助，恢复了精力，还能站起来，生活暂时得到了保障，然而，在别的地方，由于没有得到救助和慰藉，更多的人由于长期受苦而命丧黄泉。
白天，大街小巷到处都传来嗡嗡的哀求声，到了晚上，则传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这声音还不时被一声哭诉所打断，这哭诉声突然爆发，像是一阵阵抱怨声、哀求声，或荒凉的尖叫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正饱受如此极端的痛苦，尽管人群中抱怨连连，但他们始终没有一点造反的意图，或发出一点造反的号召，至少看不到任何造反的迹象。然而，在那些活着的或者死去了的人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是不甘心忍受的，事实上，他们当中的数百人在圣马丁节那天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我们绝不能这样想：那四个不幸之徒已经用自己的死代众人受了惩罚，因此才使他们不敢再次轻举妄动。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他们早已感觉自己已经受到惩罚，并且正在受罚，且不说那些现实中的刑罚，就说他们对刑罚的回忆，又能对他们的心灵产生什么影响呢？通常来说，人类就是这样：我们只是用暴力反对一般的罪恶，而当面对极端的罪恶时，却总是默默地低下头。我们不是屈从，而是在受到了那么多无法忍受的痛苦之后已经变得麻木不仁。
在这可悲的人群中，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亡，同时又有很多人来填补空缺：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先是来自附近村子，稍后是来自周围各个乡村，最后是来自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同时，每天也有很多老居民离开米兰这个城市——他们当中，一些人不愿意看到如此的灾难而选择离开，另一些人是住所被新来的难民所抢占，最后绝望地离开，想去别的地方寻求救助——任何地方都可以，至少去的那地方乞讨的人不是那么多，竞争也不会那么激烈。这些难民沿着不同的路线行走，在半路上却迎面相遇，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啊，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不祥的预兆。然而，他们还是各自继续往前走，就算不再怀着改变自己悲惨遭遇的希望，至少不会再回到那个已经让他们感到憎恶和绝望的地方。有的人饥饿无比，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最后栽倒在地上，静静地死在那里，这对他们同行的伙伴来说是何等悲凉的场景，而对于别的路人来说，却使他们感到恐怖，有人甚至还对此抱怨不休。里帕蒙蒂写道：“我看到城墙周围的大路上有一具女尸……她嘴里还含着啃了一半的青草，双唇似乎还在用尽全力地……她背着一个包袱，手里抱着一个婴儿，双手护着他，婴儿痛苦地哭喊着闹着要吃奶……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到她的面前，抱起小孩，给他喂了点食物，就这样完成了母亲的职责。”
盛装华服与衣衫褴褛、奢侈富足与贫困潦倒的对照，是平常日子里司空见惯的景象，而那个时候却荡然无存了。衣衫褴褛和贫困潦倒几乎充斥世界。表面的节俭成为鲜明的特色。可以看到贵族们衣着朴实无华，有时甚至穿着寒酸、破旧的衣服在街头行走。对于一些人来说，引发贫困的共同原因，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或者迫使他们原先已经动摇了的家业破产；而另外一些人，害怕豪华会激发大众的绝望，或者因为自己亵渎了大众的绝望情绪而感到羞愧。那些权豪势要，既受人尊敬，又让人憎恨，平时出门总是由一群强人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如今几乎总是独自悄悄地外出，低垂着脑袋，脸上流露出和解的，或者请求和解的表情。
也有另外一些富裕的人，他们曾经是那么的仁慈，举止是那么的优雅，在看到如今这连绵不断的灾难后，也显得迷惑、惊慌失措，好像是被时时刻刻见到的贫困所征服，这贫穷不仅粉碎了救济的可能性，而且也几乎粉碎了同情的力量。那些还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人，也不得不在不同程度的饥饿之间和不同程度的需求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他刚对其中一位可怜的乞丐伸出援助之手，其他的乞丐也纷纷伸出手向他乞讨。那些多少还有点力气的人，赶紧蜂拥前来祈求更多的施舍；那些虚弱的老人和孩子只能远远地伸出自己瘦弱的手；而那些在人群后的母亲，有时也高高地举起用破布包裹着的哭泣的婴儿，以便让施舍之人看见。
人们就这样度过了冬天和春天。一段时间以来，卫生委员会向粮食委员会禀报说，由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聚集着大量的乞丐，该城市很可能染上瘟疫，并且建议应该将所有的行乞之人聚集在不同的收容所。正在当局考虑此项建议，审批这项建议，制订实施方案的方法、途径和地点时，街上的尸体急剧增加，每天都会死很多人，随后还发生了其他的灾难。粮食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更适用、更迅速的解决方案，即将所有的乞丐，不管是健康之人还是患病之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传染病院，由传染病院治疗和收留，所花的费用全由政府承担。这一方案被采纳了，尽管卫生委员会对此持反对意见，说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定会增加他们正想避免的危险。
米兰的传染病院（或许有的读者读到该故事时，既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过有关它的描述）是一个由栅栏围起来的四方形的院子，地处城外，位于东门的左侧。它与城墙之间有护城河、环形大道和一条环绕医院的水渠。医院的纵向两侧约有五百步之长，另外两侧较短，也许只有十五步路。这座一层楼的建筑，从外面被分割成很多小房间。在里面，沿着平房三侧的墙，是一条曲折的拱形走廊，饰以一排排小巧的石柱。
该病院曾经共有两百八十八间房，有的房间要比其他房间大。不过，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座建筑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入口。在正面的一侧，面对大陆，有一个较小的入口。为了开设这两个入口，都不知摧毁了多少小房间。在我们所叙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该病院只有两扇门，一扇在侧墙的中间，面对城墙，另一扇在与它相对的另一侧。在里面的场地中央，有个八角形的小教堂，该教堂至今仍然存在。
整个病院于1489年开始兴建，它最初由私人捐资，后来又获得政府的拨款和许多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资助。它最初的用途，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是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收容染上瘟疫的病人。在那一段时间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年里，瘟疫时常流行，有时一年内就会发生两次、四次、六次，甚至八次，有时发生在欧洲的一个国家，有时肆虐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时甚至势不可当地席卷整个大陆。在我们所讲述的这一故事的年代里，这里是检疫货物的场所。
目前，为了尽快将该院腾出来，也顾不上严格遵守卫生法规，只能匆忙地将所有的洁净物品搬出来。每间房屋里都铺满了稻草，尽可能地安放好买来的一定种类和数量的食品。然后广泛张贴告示，邀请所有的乞丐前来住院。
许多乞丐十分乐意接受该项帮助，因生病而躺在大街小巷或者是广场的所有乞丐全被人抬到了此处。才几天的时间，人数便超过了三千。不过，还有更多的人留在了外面。或许，他们每个人都期待其他人去那儿，这样，留下的少数人可分享城里的施舍；或许，他们生来便对禁闭有一种厌恶之感；或许，是穷人对权贵之人的所有建议都感到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总是同那些感受到它的人和诱发它的人的无知、同贫穷之人的数量、同法律的非正义性始终是相称的）；或许，他们确实明白，他们提供的善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或许，所有这些原因均有；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大多数人依旧在城市各处闲荡乞讨。面对这一状况，政府觉得只能将邀请改为强制。于是大批警察被派出去将行乞之人赶到传染病院，有时甚至将那些反抗的乞丐捆绑起来送入病院。每送一人，他们可得到十里拉的赏金。所以有句话说得没错，即使在财政紧缺的年代，政府的公费也总会花在不当之处。不过，就像人们所猜想的，尽管粮食供应委员会的意图如此明显，可还是有一大批乞丐逃到了城外，或者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以求至少能在那儿自由、随意地死去。然而该强制手段是如此具有成效，以致在短短的时间里，在传染病院避难的乞丐人数——不管他们是自愿还是被抓到这儿的——达到了一万之多。
尽管当时的记录丝毫没有提及，但我们仍可想象到那些妇女和孩子定被安置到了其他地方。诚然，此处确实不需要维护良好秩序的法规和举措。不过，读者可以试想一下，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处于那样的情形，能够建立和维护怎样的秩序呢？因为在那儿，既有自愿来此避难的乞丐，同时又有被迫抓来此地避难的乞丐；既有被迫乞讨，忍受着痛苦和悲伤之人，又有以乞讨为职业之人；还有很多诚实之人，他们曾在田间或者仓库做过工，他们同许多四处闲荡、耍流氓、嘲笑他人、打架斗殴之人，乱糟糟地住在一起。
就算我们并没有正面材料证实，但是，他们就这样吃住在一起，其伙食、居住的条件究竟如何，大家都可以猜想得到。更何况我们还有这一正面材料。在每一间小房子里，居住着二三十个人，他们挤在一起睡觉，睡不下的，便只得躺在走廊下去睡，有的睡在那些腐烂、恶臭的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