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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城一片纷纷扰扰的时候，皇帝带着皇后嫔妃及文武官员继续南下，经过丹阳、常州，来到苏州。
此时的苏州，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天堂之城。这里河网密布，农业发达，号称“天下粮仓”“鱼米之乡”。有宋便称“苏湖熟，天下足”。
皇帝带人视察了太湖和农业生产，秋收已经差不多了，但田间的事还是不少的。地方官府正在组织丁壮进行水利设施建设；农妇们更不会闲着，现在是养殖桂花蚕的好时机，这也是今年最后一茬蚕。大家抓紧时间采桑养蚕织布，片刻也不得清闲。
江南地区的人民显然殷实很多，不管是气色还是肤色，都明显透着滋润；富裕些的农民甚至穿上罗衣。
苏州人民对于明朝的观感其实不太好。
当年张士诚占据苏州，礼贤下士，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深得百姓拥戴，称为“张王”；太祖因此心存忌惮，对苏州征收重税。据《诸司职掌》记载，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是宋朝的七倍、元朝的四倍。
前些年田赋改革，苏州等地的田赋虽然还是比其他地方多出一倍，但比以前少了不止一半，尤其加上漕运的部分，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
面对皇帝略带关切的询问，农人虽然还是紧张，到底利索很多，老老实实的回每年的收成、税赋，极力称颂朝廷的恩德。郑广是前些年做漕军，朝廷改革之后，这才回乡从事生产的。当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皇帝说起从前的遭遇：“那真是和《运河柳》说的一样。漕船是岸上有人挽拽的，大船甚至有二三百人，遇到急流险滩，缆绳中断，舡随粮摧，一舟撞损，后面的三五艘船相继沉没，抢救不及时就有可能葬身鱼腹；运气好船只是磕了碰了，但也让当差的下令沉了——因为船沉了就不用赔钱，不沉就要自己贴补赔偿；就这样，日子越过越惨，差点流亡。”
他的邻居们也纷纷称颂：“从前漕运一项，运费甚至比田赋还多；还有修造等各项杂课，也闹不清名目，如今可好。听说是什么公司运粮，咱们只把粮食交到官府就成。这都是太后皇上的恩德啊。”
皇帝看着他们质朴的笑脸，屋里屋外都看了一遭，觉得心里踏实。
皇后则带着嫔妃们参观了震泽镇，这是天下蚕桑的中心。“千家城廓蚕桑地，万顷烟波鱼米香”。
听知府邱霁恭人谢氏说：“如今正是蚕茧丰收的时候。蚕农请戏班在先蚕祠唱戏，酬谢蚕花娘娘，称为‘谢蚕花’，有的人家把演出用的纸幕拿回去，待下一个蚕季来临时，裱糊在蚕匾上。这种纸叫‘蚕花纸’，蚕农相信，这是再获丰收的吉兆。”
锦鸾回宫，和皇帝说起这里的风俗，又提到了那首唐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皇帝点头：“民生多艰呐。”
他的目光飘到很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办完这些事，这才召集了才子们观看昆曲，品尝了清淡香甜的苏帮菜和苏式糕点、苏式小吃、苏式蜜饯；给苏州进贡的“吓煞人香”赐名“碧螺春”。
苏州多才子，前些年被朝廷收割了一轮又一轮，如今见了皇帝，有悲愤，有憋屈，也有期待。
沈周自陈年老多病，去年汪太后赐金放还。如今故人重逢，皇帝拉着他的手叙说寒温，称赞他书画又有进益，可追步王羲之、吴道子，又赐了罗绮白金，沈周道谢，作诗颂圣，士子们也跟着唱和，一起称颂皇帝英明睿哲，祖宗江山有人；皇帝也品评文章，吩咐有赏。
一片和乐。
可惜此时光福山的梅花尚未开放。这里的梅花衍亘五六十里，窈无穷际，堪称海内第一。好在这里诸峰连绵，重岭叠翠。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常春之景。此时枯荷听雨，桂香浮动，仍然是无限风光；皇帝听邱霁说起：“每当冬末春初，梅花凌寒开放，一眼望去，如海荡漾，若雪满地。”欣然赐名“香雪海”。
昆曲发源于元朝昆山人顾坚，嘉靖年间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大胆改革，形成了新的声腔，广受欢迎。万历年间，昆曲出现爆发式发展，涌现了大量优秀的剧本，演出也非常繁荣。
这一次，因为朝廷的鼓励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加上一大批士子因为各种原因落拓江湖，只能以小说戏曲谋生，昆曲提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仅苏州一地，专业演员就达六千人。除了民间作家，朝堂之上程敏政、李东阳、倪岳等人都写过昆曲剧本，风靡天下；甚至还有李莹、卢允贞等女作家。
士大夫和江南才子的合流，造就了昆曲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的特点，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达到了戏曲表演的高境界。
如今的昆曲，不仅剧本多种多言，演出的场合也各式各样：家里、别墅里、草台乡间，甚至楼船上也能演昆曲；不仅女眷们喜欢外出观剧，甚至和男人一起看剧。大型演出中，万人齐声呐喊也不足为怪。
看着台上演出的最新剧目《清河公主》。改编自和亲王世子妃沈琼莲的同名小说。这部三年前刊刻的皇皇巨著，以晋惠帝之女清河公主跌宕起伏的人生为线索，再现了西晋由盛而衰的历史。气象宏大，人物鲜明，情节跌宕，语言优美，不仅和亲王世子赞不绝口，更引发抢购热潮，一时天下传抄，洛阳纸贵。
锦鸾对皇帝赞叹：“沈妃真不愧是才女，写得出这样的巨著，天家真是济济有人。”
皇帝点头：“我家有这样的才女，太祖皇帝在天有灵，该瞑目了。”
他沉吟了一下：“连金枝玉叶都颠沛流离，不知道当时的士民百姓，又是何等命运。”
他的目光飘远：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在苏州稍事停留，前往江南省的省会松江府。当初到底是把江南省的治所定在淮安、扬州、苏州还是松江，朝廷上下很是争论了一阵；汪舜华也是犹豫不决，一边感叹江苏就是不一样，备选项这么多，换做其他省份，估计就一棵独苗，充其量花开并蒂。
最后定在松江，这里底蕴不及前面几个，但是经济发展不相上下，尤其占据海运的优势，未来潜力无限。
因为已经基本走遍了江南省，该汇报的江南省的领导们也早就跟皇帝汇报了；这回皇帝除了视察农业和织造业，主要去看了上海港，这是天下第二的进出港口，仅次于广州。
因为朝廷的鼓励，松江府提前迎来了繁盛时代；尤其是经过十年前徐贯的治理，水患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实现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繁盛。
皇帝早就听说过“衣被天下”，如今亲眼见到，才知道所谓“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绝不是虚妄。
历史上的松江，在弘治时期，每年贡献赋税八十万，仅上海一县达十六万；如今，这个数字直接翻倍。
松江府是重要的粮食产地。白粳、薄稻贡献朝廷、皇室；除此之外，谷物品种就有五十余种之多，其中播种期最短的六十日稻，三月种，五月熟；质量最佳的箭子稻，粒长而细，色白味甘；糯稻品种繁多，都是酿酒上品。
松江既是水乡，又多旱地。因地制宜，豆类作物也不少。皇帝听知府李恒介绍：“南园地最贵，民间莳葱薤于盆盎之中，植竹木于宅舍之侧，在郊桑麻，在水菱藕。几乎把每寸土地，都充分利用起来，生产出了大批粮食。”
近些年来，朝廷在江南地区推广双季稻。虽然晚稻口感并不如早稻，产量也差不多少一半，但于百姓来说，已然是不小的收入了。因此，在建极初年试种成功后，百姓相继开始种植双季稻。
按照户部的估算，如今江南地区的水稻亩产大约为1.6石；而松江府亩产最高2.5石，平均２石左右。官府在册的垦田约600万亩，每年出产水稻1200万石，这还不包括春花作物的产量，也就是是指小麦与豆类等作物；而按照当时的说法，“春花之利居半。”
手里有粮才能心里不慌，没有什么比粮食安全更重要。皇帝看着稻田里立秋前才插种的秧苗此时一片青碧，不由想起那句民谣“苏湖熟，天下足。”
汪舜华执政以后，放宽了对人丁的限制，农民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尤其棉花方格育苗移栽技术的推广，单产翻倍，农民的热情被完全激发了。目下仅上海县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种棉，接近150万亩。除了官办的纺织工厂，民间家家都纺纱织布，每天民间织出的布匹，就以万计；市场交易高达千万匹。这里的纺织品，产品精美，品种繁多，花样新颖，冠于全国，驰名中外。
李诞不无自得的夸耀：“棉布天下都有，但织造就属松江。”
皇帝看着松江府目不暇接的牙行和商贾，堆积如山的货物和来来往往的商人，想到史书中有关汉唐盛世以及宋朝富庶的描述，似乎不遑多让。
这样的地方，皇帝是要好好看看的。
松江府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作物的栽培技术有重大进步，使作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先进行“外延式开发”，即建造规模较大的圩田，圩田中间还有河渠、池塘和不少的荒地。然后逐步进行“内涵式开发”，消除“内部边疆”，实行干田化，把一个个大圩分成众多小圩。不仅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大圩内尚存的荒地，而且能够有效地排出农田积水，使之干燥化，不仅有利于水稻种植，还能面种植冬季旱地作物，使得水旱轮作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部分农民开始进行追肥技术改进的探索。尽管大家一直重视施肥，但主要是施基肥，即在下种或移栽以前给稻田施肥。掌握水田适时追肥情况与时间极为复杂，难以为农民所普遍掌握，直到清朝才得到普及。而如今，因为农民负担减轻，渐渐富余，开始进行探索。他们发现用红花草作为基肥，第一次追肥用的“猪践”，也就是猪栏中经猪践踏过并泡进了大量粪便的稻草或其他干草，肥力极强；第二次用豆饼，即大豆榨油后的副产品。
江南人民非常注意精耕细作，如耕耘除草，已讲究三耘，即在插秧之后进行“三荡”，数日后曰头荡，越十日后曰二荡，又越十余日后曰三荡，以便补苗护苗，清除杂草。
与此同时，铁搭、耕荡等农具也开始推广使用；棉花移栽技术的成熟也在刺激农民探索其他的套作间作技术，不断提升产量。
江南地区种植业的成功经验，在其他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开始推行；皇帝此前多少听说过，如今眼见为实，又有对比数据，自然表示很满意。
除了实地走访，还要好好看看并支持这里的水利工程。
《明实录》称：“苏松地方延袤千里，财赋所入为天下三分之一，由外滨大海，内阻江湖，大河环列于郡县，以吐纳江海之流；支河错综于原野，以分析大河之派，寸土尺地皆获灌溉，此东南财赋之源也。”
对于松江的水利工程而言，其要有三：一要防止海潮浸蚀、壅塞；二要防江湖泛滥；三要治沟恤灌溉。
好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官府手里的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多，自然是要拿来用的，水利工程就是最大的用项。
如今皇帝亲自视察江浦合流，也就是吴淞江和黄浦江合流工程。吴淞江古称松江，源出苏州吴县以南的太湖口。松江、娄江和东江是当时太湖的三大泄洪水道，而其中松江是太湖流域最大的泄洪水道，也是上海地区最大的河流。因河道深广，松江唐时“阔二十里”，外洋及内地的船只进出频繁，云集于大港青龙镇。北宋中期以后，受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带来的地理影响，上游来水流势减弱，泥沙淤积较快，河道越来越窄，太湖口逐渐淤没，松江遂以瓜泾口为正源。
可以说，上海港口的兴衰，关键是解决吴淞江下游出海口的泥沙淤塞问题。永乐二年，户部尚书夏元吉接受叶宗行建议，疏浚吴淞江南北两岸支流，引太湖水入浏河、白茆直注长江（“掣淞入浏”），又疏浚上海县城东北的范家浜（即黄浦江外白渡桥至复兴岛段），使黄浦从今复兴岛向西北流至吴淞口入注长江，此后吴淞口实际成了黄浦口，故有“黄浦夺淞”之说。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吴淞江成了一条波澜不惊的内河，吴淞江和黄浦江完成了一次干流变支流的的位置更换。
江浦合流，不但畅通了泄水道，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更促进了交通和航运事业的发展。松江地区以上海为中心，逐渐形成了内河航运、长江航运，及沿海的北洋、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五条航线，使上海成为“襟江带海”的国际化大都市，并在去年后来居上成为江南省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