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就是每天早上给那渊博的教授四个嘴巴。而他也总是很认真很准确地完成任务。”
“你在基辅的所有朋友我都认识,”反间谍组织的雇佣兵不疲倦地说下去。“跟你在一起的不是有个很胖的人和一个很瘦的人吗?他们叫什么名字?是哪一团的?我都不记得了……”
“这你就不用急了,”帅克安慰他。“记不起所有的胖子和瘦子的名字,记不起他们是哪个团的,这是谁都可能出现的问题。当然,瘦子比较难记,因为世界上瘦子多,因而,正如俗话所说是‘多数’。”
“老兄,”皇家王室流氓语调凄凉地说,“你信不过我,但是我们俩毕竟得面对同一种命运。”
“我们来当兵,不就是为了牺牲么,”帅克满不在乎地说。“我们的母亲就是为了这个才生下我们的——为了让我们穿上军装后可以化作肉泥。而我们也乐意这样做,因为大家明白,我们的骨头是不会白白腐烂的。我们将要为皇帝陛下和国王王室战死在沙场。黑塞哥维纳就是我们为陛下赢来的。对,有人会拿我们的骨头制造骨炭,给制糖厂用。多年前齐默中尉就告诉过我们这事。‘你们这群猪猡,’他说。‘你们这些粗暴的野猪!没有用的懒猴!两条腿绞来绕去,好像一文不值。可你们要是在战场上倒下了,每条腿却可以炼出半公斤骨炭来。一个人可以炼出两公斤多——连腿骨带爪子。到了糖厂他们就拿你们的骨头过滤糖,混蛋傻瓜们。你们是丝毫不明白自己死后对后代子孙会有多大用处的。你们的孩子喝咖啡,加的就是用你们的小腿骨过滤出来的糖,你们这些上帝不要的傻瓜,你们。’他这话引起我的思考。齐默中尉问我思考的是什么。‘启禀长官,’我说,‘我一直在思考,用你们军官先生的骨头炼的骨炭肯定要比用我们普通士兵的骨头炼出的骨炭值钱得多。’为了这话我给关了三天单人禁闭。”
帅克的伙伴捶门跟警卫商量了一会儿,警卫去了办公室。
不一会儿来了个参谋处的军士长把那人带走了,剩下帅克独自一人。
那条爬虫出门时指着帅克对参谋处的军士长说:“他是我基辅时的老朋友。”
除了给帅克送东西吃,来过人之外,帅克一个人过了整整二十四小时。
到了晚上他倒确信了几个问题:俄国大衣比奥地利大衣暖和,也更宽大;睡觉的人半夜有耗子到耳朵边嗅嗅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在帅克听来,那也就像温柔的耳语。那声音在灰白色的晨曦里把他惊醒了。这时他们来把他带走了。
帅克在那个叫人丧气的早晨被带到了法庭面前,可直到现在他也弄不清那是个什么法庭。军事法庭是没有问题的。不用说上校、少校、中尉、少尉、军士长和步兵了,那儿甚至还坐了个将军。那步兵别的事不做,只给人点烟。
对帅克提出的问题不多。
更感兴趣的是一位说捷克话的少校。
“你犯下了背叛皇帝陛下的罪,”他对帅克大吼。
“背叛罪?耶稣玛利亚呀,什么时候?”帅克叫喊起来。“我对皇帝陛下,我们最沉稳的皇帝,犯了背叛罪,这是什么意思?为了皇帝陛下我受了多少苦呀!”
“收起你的废话。”少校说。
“对皇帝陛下犯下背叛罪可不是废话。我们部队的人是发过誓要忠于皇帝陛下的,而且,正如他们在戏院里唱的,‘我履行了誓言,忠心耿耿。”。’〔11〕”
“材料俱在,”少校说。“都是你的犯罪证据,都是事实。”他指着厚厚一摞文件。
主要材料就是塞进帅克牢房里来的那人提供的。
“那么你仍然不肯招供?”少校问。“归根到底你自己也承认了:你以奥地利武装力量现役军人的身份自行穿上了俄国人的军装。我最后问你一次:你是被迫穿上的吗?”
“没有被迫。”
“是自愿的?”
“是自愿的。”
“你知道你失踪了吗?”
“知道。91团的人肯定已经在找我了。但是长官,你能不能允许我谈谈有人是怎样自愿穿上了别人的衣服的?1908年7月的某一天,布拉格市扑里齐纳街的书籍装订工波热切其到兹布拉斯拉夫去洗澡,那是贝龙卡河的老河道。他把衣服脱在杨柳树丛里,到了水里洗得非常惬意。后来又来了一位先生跟他一起洗。两人吹起牛来,吹得很快活;又彼此泼水,躲来躲去,一直闹到黄昏。然后那陌生人出了水,说是必须回家吃晚饭了。波热切其先生又在水里坐了一会儿,然后才到柳树丛里拿衣服。可他在那里发现的是流浪汉的一身破烂,还有一张纸条,写了以下的话:
我想了很久:我们在水里玩得那么快活,我该拿吗?不该拿吗?我只好扯一朵雏菊的花瓣决定。最后一瓣说的是‘该!’因此我就跟你交换了衣服。你不用害怕穿它,一个礼拜前它在多布瑞喜的地区宪兵站灭过虱。下一回跟人洗澡可得小心。到了水里每个光着身子的人都像国会议员,可他很可能是个杀人犯。你就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一起洗澡。好了,黄昏时的水是最好的,再下去泡泡吧,让头脑清醒清醒。
波热切其先生没有办法,只好等到天黑,然后他穿上流浪汉的破衣往布拉格方向走去。他回避了地区的大路,只走穿过田野的小径。在路上却碰到了从胡霍来的宪兵巡逻队。巡逻队把他当做流浪汉抓了起来,第二天送到了兹布拉斯拉夫的地区法院,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布拉格扑里齐纳街16号的书籍装订工约瑟夫·波热切其。
听不懂几句捷克语的文书以为被告在交代同案犯地址,又用德国话问了一次,“地址没错?布拉格扑里齐纳街16号的约瑟夫·波热切其先生?”
“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住在那里,”帅克回答。“但1908年是的。他装订得非常好,但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他要先读完全书再照内容装订。他要是给那书装上黑边,意思就是那书谁也不用读,你就知道那小说的结局很糟糕。你说不定还要更多的细节?顺带说一句,他常常坐在乌—伏雷库里,把人家送来装订的书的内容告诉别人。”
少校走到文书身边,跟他悄悄交换了几句意见。文书在记录里画掉了那位被认定的新的阴谋家约瑟夫·波热切其先生。
然后那奇怪的法庭程序继续下去,其方式跟芬克·冯·芬肯什坦将军所主持的那次简易军事法庭审判相同。
正如有人有收集火柴盒的爱好一样,这位先生的特殊爱好就是主持简易军事法庭〔12〕审判。尽管在很多情况下那都是违背军事条例的。
这位将军常说他不需要什么军法检察官,他只要宣布开庭,不出三个小时罪犯就得吊起来晃荡。只要他在前线,就不会少了简易军事法庭审判。
正如有些人每天都需要下棋、打弹子、玩牌,有条不紊一样,这位杰出的将军需要的就是主持简易军事法庭审判。他一主持审判总是非常严肃快活地把被告“将死”。
谁要是喜欢伤感是可以这样写的:这人有几十条人命压在良心上,特别是在东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加里西亚的路丹尼亚人〔13〕中跟很凌厉的俄国宣传作战的。不过,从他自己的观点看来,倒也难说他在良心上会对谁的生命负疚。
在他看来,良心简直就不存在,即使他在他那简易军事法庭的判决中把一个教师、一个女教师、一个正教徒神父或是整整一家人送上了绞架,回到住处他也依然心安理得,有如一个爱打玛利亚什牌的赌徒从酒店回家时一样。他回想起别人怎么叫“翻倍”,他怎么样叫“再翻倍”,别人怎么再叫“八翻”,他怎么再叫“十六翻”,别人怎么再叫“三十二翻”,他怎么全赢了过来,用王牌7得了个一百分。他把绞刑看作很自然很简单的东西,就像日常的面包。宣判时他常常忘记了皇帝陛下,甚至省去了:“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判处你绞刑”的说法,径直宣布:“我判处你。”
有时他甚至能看到绞刑的滑稽的一面。有一回他给在维也纳的妻子写过这样的信:
……又比如,我亲爱的,你不能想像我最近笑得有多么开心。几天前我以间谍罪宣判了一个教师绞刑。我有一个受过训练的刽子手,是个军士长,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绞死人像玩游戏一样。宣判以后,这位军士长就到帐篷里来找我,问我他应该在什么地方绞死那教师。我告诉他:在最近的一棵树上。现在你想想,这环境有多么幽默!我们驻扎在大草原正中,极目远眺,除了青草什么都看不见,若干英里见不到一棵树。可命令总是命令,那位军士长带了警卫人员押了那教师,就去找树。
直到晚上他才回来,教师仍然带着。他来找我,再次问我:“这个王八蛋我到什么地方去绞死他呀?”我骂了他一顿,告诉他我的命令他是知道的:在最近的一棵树上。他说明天早上再努力吧。可第二天早上他一脸煞白到我这里来了。说那教师天亮以前就跑掉了。我觉得这事很滑稽,原谅了所有的押送人员。我甚至开了个玩笑,说那教师显然是自己找树去了。所以你看,亲爱的,我们这儿一点也不沉闷。你可以告诉小威力,说爸爸带给他一个吻,很快还会给他送个活的俄国佬回来,可以像马一样让他骑的。我亲爱的,这事令我想到另外一件滑稽的事。我们最近绞死了一个犹太人。那流氓在我们旅行时挡了我们的路,虽然他的借口是来卖香烟,在那里也没有什么行为。于是他吊上去了,可是只吊了几秒钟,因为绳子断了,掉了下来。但是他立即醒了过来,对我大叫:“长官,我回家了。现在你已经绞过我了。按照法律我不能因为任何罪名给人绞死两次。”我哈哈大笑,把犹太人放了。我们这儿好玩的事多着呢……
芬克将军成为帕则密索要塞城防司令时,还没有安排类似的“马戏表演”的机会。他之所以抓紧帅克案件,对它很感兴趣,原因就在此。
于是帅克站到了这只老虎面前。那老虎坐在长桌头上,一枝枝地抽烟。他命令把帅克的交代翻译给他听,听时点头表示同意。
少校建议,既然被告的供词说他属于91团的11步兵连,他们就应该给那个旅发个电报,问问那团现在的地点。
将军反对这意见,说那就会使审判过程改变了简易的性质,使整个机构的目标归于失败。被告毕竟已经完全承认了,说他穿了俄国人的军装,何况我们还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证明材料:被告承认他去过基辅。因此将军建议休会商量商量,然后就可以宣判,立即执行了。
但是少校坚持必须确认被告的身份,因为整个事件的政治分量非同小可。这么一查就有可能走上一条路:让被告跟他过去单位的同志进一步取得联系。
少校是个浪漫的梦想家,接下去又说光是处死这个人是不够的,还得追查线索。宣判本身只不过是深挖细查的结果,而调查就联系到线索,而这些线索……他自己也多少给线索缠住了。但是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点头表示同意,其中甚至包含了将军。将军也被线索的话迷住了,想像着还可以在线索上再挂几个新的简易军事法庭审判。因此,他不再反对到那个旅的司令部去落实帅克是否真正属于91团,是在11步兵连的什么战役中跑到俄国人那边去的。
在整个争议过程里,帅克始终在两个背刺刀的士兵监视之下站在走廊里。然后他被再次带到法庭面前,再次被问起他究竟是哪个团的,然后又被送进了驻军监狱。
在这次不成功的简易军事法庭审判之后,将军回家躺在沙发上思考着怎样加速整个案件进程。
他有充分信心,很快就可以得到回答。不过这一过程仍然会缺少速度,而速度正是使他的军事法庭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宣判以后还得给被告以精神安慰,不必要地推迟行刑两个小时。
“那也没有关系,”芬克将军心想。“我们可以在宣判之前,在我们得到那个团的回答之前预支给他精神安慰。总之他是会吊起来的。”
芬克将军把随军神父马丁内茨叫到了面前。
随军神父是一位不幸的教理问答师,他来自莫拉维亚农村。因为做他上司的那位教区神父非常恶劣,他才选择了参军的。他是个衷心虔诚的人,一回忆起那位教区神父心里就痛苦。教区神父正在缓慢但肯定地堕落下去。喝起酒来多么像鱼呀,他想。有一回教区神父甚至坚持把一个流浪的吉卜赛姑娘往他的床上塞。那姑娘是神父从小酒店歪歪倒倒出来时在村子附近拾到的。
马丁内茨想像着通过执行任务,向战场上的伤员和垂死者提供精神安慰,来为人们赎罪,甚至为那位堕落的地区神父赎罪。那人晚上回来曾经无数次地叫醒他,对他说:
“延恩,延恩,我亲爱的孩子!我这辈子的快活都在胖乎乎的女人身上。”
他的希望没有实现。他们把他从一处驻军到另一处驻军乱调。他在部队除了每半个月在驻军的教堂做一回弥撒,向士兵们布一次道之外,无事可做。他还得抵挡军官俱乐部的诱惑。跟俱乐部里那些谈话比较起来,他那位莫拉维亚的地区神父的“胖乎乎的女人”简直就像是向保卫天使作的天真的小祷告。
现在战场上发生了重大战斗,需要庆祝奥地利军队胜利时,他就常常被召到芬克将军那里去。因为安排快活的擂鼓弥撒给予芬克将军的快乐不亚于安排简易军事法庭的审判。
恶棍芬克将军是个非常虔诚的奥地利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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