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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连腿都抬不动了。叫我最费劲的是个律师的老婆。她让我领教了匈牙利女人的本领。在那过程里她咬我的鼻子，整夜不让我合眼。
“你才开始通信……”上校亲密地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些我们都明白，你就甭说了吧。对这整个事件我有我的看法：你跟她缠上了，她的丈夫出面了，而你那位笨蛋帅克就……
“不过你知道，中尉，你那位帅克毕竟颇有性格。他在你那信上玩了那么个花头，这种人真值得人同情。我说呀，这是个培养问题。我就喜欢那混蛋这一点。一定得让这方面的处理停下来，中尉，你在报纸上受到了诽谤，用不着在这儿再呆下去了。一个礼拜以后要送一个步兵营上俄国前线。你是11连资格最老的军官，你就去带兵当连长吧。旅部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告诉管后勤的军士长，让他给你另外安排一个勤务兵代替那个帅克。”
路卡什中尉很感激地望着上校。上校却说了下去：“我把帅克派给你做连传令兵。”
中尉的脸刷地白了，上校站起身来，伸出手说：
“好了，现在一切都解决了。祝你好运，在东线作出杰出的成绩吧。要是有机会再见面，来跟我们一起玩。不要像在布杰约维策那样回避我们……”
路卡什中尉在回家路上一直重复着：“连长，连传令兵。”
他眼前生动地浮现出帅克的形象。
路卡什中尉命令后勤军士长范涅克给他另外物色一个勤务兵代替帅克时，范涅克说：“我还以为你很满意帅克呢，长官。”
范涅克听说上校任命帅克作11连传令兵时，不禁破口叫道：“上帝保佑咱们！”
在营房里用栅栏隔出的一个院子里，他们按照条例早上七点起床，把原来堆在地面尘灰里的草垫整理好。没有床，他们在长厅的一个隔间里折叠着毛毯，按照条例整齐地放在草垫上。整理完的人坐在沿墙壁放的长椅上，有的捉虱子（前线下来的人），有的谈各种不同的冒险，消磨着时光。
帅克和老工兵佛迪士卡跟一群士兵坐在门口的一张长椅上。几个士兵是从不同的团队和军事单位来的。
“你看看坐在窗户边的那个匈牙利人，伙计们，”佛迪士卡说。“你看那家伙向上帝祈祷的样子。他希望万事如意。你想不想打破他那臭嘴，让它从左耳破到右耳？”
“可他是个好人，”帅克说。“他来到这里只因为他不愿意参加战争。他是某个教派的人，反对战争，因为不愿意去杀人，曾经坐过牢。他遵守上帝的戒律，但是他们偏要拿上帝的戒律折磨他。打仗以前有一个人叫做内木拉伐，住在莫拉维亚。他连在肩膀上扛枝枪都不愿意。被征召时他说扛枪是违背他的原则的。因此他给关了起来，关得脸青面黑。然后他们带他去宣誓，但是他说他不宣誓，因为宣誓违背他的原则。他一直坚持下去，终于脱了身。”
“他肯定是个愚蠢家伙，”老工兵佛迪士卡说，“他可以就宣誓算了，然后让什么都滚蛋，包含誓言。”
“我已经宣过三次誓了，”一个步兵插嘴说，“现在是第三次到这里来了，因为逃跑。要是我没有一份医院证明，说我十五年前发疯时打死过我姨妈，说不定在前线就给枪毙三次了。但是我那死去的姨妈总能帮助我摆脱困境。说不定我还可以终于平安无事地逃脱这场战争呢。”
“你干吗杀你姨妈，老兄？”帅克问。
“人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快活的人回答。“你可以自己猜去。当然是为了钱。我姨妈有五个银行存折，那个老保守。我去看她时，他们正好给她送来利息，而那时我正好山穷水尽。我在上帝这整个的世界里除了她已经没有别的人。于是我去问她愿不愿意给我点照顾。那老家伙却说我年轻力壮，应该出门干活去。于是你一句我一句争吵起来。我只用火钩打了她脑袋几家伙，但已经把她那脸打得血肉模糊，认不出她是不是我姨妈了。于是我坐在她身边的地上，不断对自己说：‘你是我姨妈吗？这不是我姨妈吗？’第二天早上邻居们见到我时，我就是那样坐在她身边的。然后，我就给关进了纳-斯路匹的疯人院。后来，战争要开始时他们把我们全体都送到波赫尼策一个委员会面前。我被宣布为已经痊愈，便只好马上去补足欠下的部队服役时间。”
有个瘦骨嶙峋的士兵拿了一把扫帚经过，仿佛饱经忧患的样子。
“那原来是个教师，在上一个步兵连，”坐在帅克身边的一个步枪手说。“现在他走来走去地扫地。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是因为写了几首愚蠢的顺口溜进了这儿的。
“哈罗，老师，这儿来！”他叫那个拿扫帚的人。那人满脸严肃来到了长椅边。“把你写虱子的顺口溜念给我们听听。”
那拿扫帚的士兵清了清嗓子，念了起来：
部队长满虱子，在前线抓个不停，
我等小兵背上，虱子魔鬼样横行；
参加猎虱队伍，竟有将军大人，
虱子破坏睡眠，将军辗转不宁；
兵哥营房虱子多，施展浑身本领，
不畏军士勇猛，虱子娴熟灵敏；
奥地利公虱〔62〕大胆，普鲁士母虱多情，
双方若有胆量，喜结良缘咬人。
憔悴的兵老师在长椅上坐下，叹了口气：“整个儿也就是这么个玩意。为了这顺口溜我已经叫军法官审问了四次。”
“真是不值一谈，”帅克满不在乎地说。“问题只在这一点：法庭里的人认为奥地利公虱是谁？幸好你写上了喜结良缘那话。那可以把他们全弄糊涂、弄发疯。你只需要跟他们解释，公虱子就是虱子里的雄性，而母虱子只能跟公虱子交配，要不然你就脱不了手。你写顺口溜显然是没有攻击任何人。这是很清楚的。你只需告诉军法官，你是写来给自己开心的。而且雄性的猪既然叫公猪，那么雄性的虱子叫公虱就是理所当然。”
教师叹了口气说：“麻烦就在那军法官的捷克文不太高明。我已经费了很多力气向他这样解释，可他总对我发脾气，说捷克文的雄虱子是‘fesak’：‘你这个混蛋白痴学者，雌虱子既是“ten fes”，那么雄性虱子就应该是“ta fesak”。〔63〕’别在我这儿班门弄斧了吧！”
“简而言之，”帅克说，“你遇到麻烦了。但是，正如吉卜赛人詹内谢克在匹尔森所说，你绝不能失望，因为好转还是有可能的。1879年詹内谢克因为两次抢劫杀人让绞索套上了脖子，可他还是猜对了，到最后的时刻他们把他从绞架带走了，因为那天是皇帝陛下的大寿之日——皇帝的生日恰好落到他应该被绞死的日子。于是他们在第二天生日过完之后才把他绞死。但是你想想那王八蛋的运气！到了第三天他又得了个赦免。他那案子还得重审，因为一切事实都说明一点：犯罪的人是另外一个詹内谢克。因此他们只好又给他平了反，把他从埋葬罪犯的公墓挖出来，送到匹尔森的天主教公墓去。可后来又发现他是福音派教徒，又只好再往福音派公墓送。然后……”
“然后就该揍你腮帮一拳了，”老工兵佛迪士卡说。“那个混蛋想些什么呀！有个人跟师部军事法庭闹了纠纷。昨天带我们去审问时，那个混蛋傻瓜开始向我解释什么是耶利哥玫瑰。”
“但是解释那东西的并不是我。事情是从画家潘努什卡的仆人玛切依开始的。一个老太婆问玛切依耶利哥玫瑰是什么样子，他告诉了她。
“搞点干牛粪放在盘子里，浇上水，它就绿了，漂亮了，那就是耶利哥玫瑰，”帅克为自己辩解说。“胡诌这话的不是我。何况在去审问的路上总得想点废话说吧。我只不过想让你高兴高兴而已，佛迪士卡……”
“是为了给我鼓劲吧！”佛迪士卡轻蔑地吐了一口痰。“人家满脑子在转念头，想摆脱纠缠去找那几个匈牙利混蛋报仇，你这草包却想拿母牛粪来让我高兴。
“我要是老关在这儿，在军法官面前摆出跟匈牙利人没有仇恨的样子，我怎么找匈牙利人报仇去？这日子简直是狗过的，真的，但是只要我这爪子能抓住一个匈牙利混蛋，我就会像掐死小狗一样掐死他。我会教他们懂得他们那‘Isten, ala meg a Magyar’〔64〕是什么意思。我要以牙还牙。我不会容许他们忘记老佛迪士卡的，告诉你！”
“咱们谁也别发愁，”帅克说。“一切都会自己解决的。主要的是上了法庭什么都别承认。只要一叫他们骗得说了实话，那就永远完了，不会有好结果了。我在莫拉伏斯卡-奥斯特拉瓦干活时，那里出了一个案子：一个矿工打了一个工程师一顿，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人见证。矿工的辩护律师坚持说只要他不承认，就出不了事。但是议会主席却老劝他，老说坦白是从宽的条件。但是矿工坚持说他没有办法承认，于是他被无罪释放，因为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但是在同一天，在贝诺……”
“耶稣玛利亚，”佛迪士卡发脾气了，叫道。“我再也受不了了。他干吗要跟我讲这些废话？我不懂。昨天在调查时我们恰好遇见一个同样的人。军法官问他参军前是干吗的，他说：‘我在十字架抽风。’他花了半小时才给军法官讲清楚，他是在一个叫‘十字架’的铁匠铺里拉风箱。他们后来问他：‘那么你当老百姓时就没有学过手艺？’他的回答是：‘我当然不会学守夜。学守夜的是富兰达·席布什。’”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和卫兵的叫喊：“又进人了。”“我们又来伙伴了，”帅克快活地说。“新来的人说不定还保留了几个香烟头。”
门开了，在布杰约维策跟帅克坐过牢、现在要送到步兵队伍去的志愿兵给搡进门来。
“赞美我主耶稣基督，”志愿兵进门时说。帅克以全室的名义作答：“永远永远，阿门！”
志愿兵快活地望着帅克，把带来的毛毯放到地上，坐到捷克种群旁边的长椅上，然后解下绑腿，取出巧妙地夹在绑腿里的香烟，散给大家。然后又从靴子里取出火柴盒的擦皮部分，一两根火柴从擦皮里面掉了下来。
他擦燃一根火柴，点燃了香烟，再给大家接上火，然后满不在乎地说：“我的罪名是搞兵变。”
“那不算回事，”帅克安慰地说。“快活一下而已。”
“当然快活呀，”志愿兵表示同意。“但是搞这么多军事法庭是不是打胜仗的办法，我真不懂。如果他们不顾一切要审问我，就让他们审问好了。大体说来，一两次审判是丝毫不能改变现状的。”
“你是怎么搞兵变的？”老工兵佛迪士卡同情地望着志愿兵问。
“我拒绝扫警卫处的厕所，”他回答。“他们把我一直带到了上校那里。上校是个很公正的猪猡。他对我大叫起来，说我是从团报告会处理下来的下贱犯人。我居然还在地球上活着，地球居然没有因为部队里有这样一个人而羞愧得停止了转动，他很惊讶。他说我这个人有志愿兵的权利，可以要求作军官，却因为行为不检受到所有上级的厌恶和轻蔑。我回答说地球的旋转并不因为上面有了像我这样的志愿兵而受到干扰。自然规律要比志愿兵肩膀上的杠杠威风得多。而且我倒想知道谁能强迫我去打扫我不在那里拉屎的厕所。虽然吃了团里给我们的肮脏食物如腐烂的白菜和泡过的盐渍羊肉我可能有权使用那厕所。我还对上校说了，他那地球干吗还载着我的论点相当古怪。因为我肯定是造不成地震的。在我整个谈话过程里上校什么事也没有做，只顾磨着他那大牙，像母马在舌头上感到冰冻萝卜太冷时一样。然后他对我吼叫起来：
“好了，你究竟打不打扫厕所？”
“启禀长官，我什么厕所都不打扫。”
“你非得打扫不可，你这个志愿兵！”
“启禀长官，我不打扫。”
“他娘的！你不但要打扫一个厕所，而且要打扫一百个厕所！”
“启禀长官，我一百个厕所不打扫，一个厕所也不打扫。”
“就像这样吵了下去：‘你打不打扫？’‘我不打扫。’厕所这字在那里满天飞，就像作家巴伏拉·穆德拉写的儿歌。上校像疯子一样在办公室跑来跑去，最后才坐下来说：‘你好好想想，我要以兵变罪送你上师部法庭。你可别想像自己是这场战争里被枪毙的第一个志愿兵。在塞尔维亚我们就冷酷无情地绞死了10连两个志愿兵，还枪毙了一个9连的。为什么？完全因为他们顽固。两个被绞死的是因为要他们在撒芭克附近捅死一个巴尔干游击队员的妻子和孩子时犹豫不决。9连那个志愿兵被枪毙，因为他不肯前进，借口是自己腿肿了，而且是扁平脚。好了，那么，你打不打扫厕所？’
“‘启禀长官，我不打扫。’
“上校望着我说：‘听着，你会不会是亲斯拉夫派？’
“‘启禀长官，我不是。’
“那以后他们就把我带走了，宣布说我受到兵变指控。”
“现在你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帅克说，“假装白痴。我们蹲要塞监狱时，有个商业学校的老师跟我们在一起。他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在前线‘持不同意见’，安排了一次可怕的审判表演，想把他判刑绞死，以儆效尤。但是他以非常简单的办法逃脱了那一劫。他开始装出得了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军医检查时他说他并没有‘持不同意见’，只是从小就喜欢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