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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鲫鱼就为一种想法所占有：厨工拿它活生生地剖开肚子，很不愉快。杀公鸡宰脑袋是往制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原则迈进了一步。那原则是：非专业人士不能割开家禽的喉咙。
“石斑鱼在油煎时扭动的样子证明，它们在以其死亡的惨状证明是在对被放到人造黄油里活活炸死提出抗议。为追逐火鸡时……
“这时老板打断了我的话，问我是不是多少懂得一点家禽、狗、兔子、蜜蜂饲养，是不是知道一些有关动物世界的零碎知识。问我会不会从外国杂志剪下画片复印，会不会翻译外国杂志里有关动物的专家文章，会不会查阅布雷牟的著作，使用布雷牟的书写社论，写与天主教圣徒日有关的动物生活，写有关不同的季节的社论，写有关赛马、打猎、射击、警犬训练、国家和宗教假日的社论——总而言之，我是否能像个记者那样俯瞰全局，利用全局写出言简意赅内容丰富的社论。
“我宣称对于怎样办好像《动物世界》这样的杂志已有了许多创意。他说的那些问题我都烂熟于心，那些栏目和观点我完全能够应付。我的努力将把杂志提高到一个异常高的标准。我将重新组织杂志的内容和体系。
“我将引进新的栏目，例如‘快乐的动物’，‘动物周围的动物’，我将永远仔细考虑政治环境。
“我将不断地给读者以惊喜，让他们从一个动物到另一个动物读得喘不过气来。我要让‘跟动物相处的一天’与‘解决农场动物问题新纲要’和‘牲畜粪便’之类的栏目交替出现。
“他再次打断了我，说我这策划非常好，即使只能执行一半，他也会送我一对上过柏林家禽展览的微安道特矮脚鸡。那是得过一等奖的好东西，为主人赢得过优秀选择育种金奖的。
“我可以说尽了最大努力，竭尽全力坚持了我办这杂志的行动计划。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我写的文章超越了自己的能力。
“为了给读者一些崭新的东西，我发明起动物来。
“我从一个基本的假设出发，比如大象、老虎、狮子、猴子、鼹鼠、马、猪之类的动物已经是《动物世界》读者太熟悉的东西，因此必须用新鲜的材料，新鲜的发现来刺激读者。于是我拿‘硫磺腹鲸鱼’做了个实验。我这个新品种动物有鳕鱼大小，用充满蚁酸的尿脬和一种特别的泄殖腔武装自己，可以向它想吃的小鱼喷出一种麻痹性的毒酸。有一个英国科学家（我给它取了个什么名字我已忘了）把它这种酸称做鲸酸。鲸鱼脂肪是谁都知道的，但是鲸酸却引起了不少读者的注意。他们问起制造这种酸的工厂的名字。
“我可以向你保证《动物世界》的读者一般都是很具探索精神的。
“在‘硫磺腹鲸鱼’之后不久我又发现了一连串其他动物。其中我愿意提提灵巧的袋鼠科哺乳动物‘技能繁荣兽’；古代奶牛原形的‘食用牛’；还有‘乌贼纤毛鼠’，我指出后者的特点近似阴沟里的耗子。
“我的新动物一天一天越来越多，我在这方面的成功使我自己也惊讶到极点。我从来没有想过必须为动物界增加这么多的成员，让布雷牟在他的《动物生命》之外漏掉了这么多的生灵。布雷牟和他的追随者知道我在冰岛发现的蝙蝠‘辽远蝙蝠’，还有乞力马扎罗山巅的家猫‘易怒性巴祖吉鹿猫’吗？
“以前的动物学家有过‘库恩工程师虱’的概念吗？那是我在琥珀里发现的，它全盲，因为它靠吃史前时期一种地下鼹鼠为生。那种鼹鼠也全盲，因为按我的写法，它的高祖母跟泊斯度密雅岩洞里的一种地下的盲洞螈交配。那时候那种洞螈一直繁衍到今天的波罗的海。
“这一件小事引起了《时代》与《捷克人》〔34〕之间的一场广泛的争论，因为《捷克人》在它专栏的杂文里引用了我所发现的虱子，而且说：‘上帝凡创造必完美。’《时代》当然要以纯粹的现实主义方式把我的虱子跟郑重的《捷克人》一起撕个粉碎。从那时开始，我作为发明家和新物种的发现人的幸运之星似乎开始遗弃我。订阅《动物世界》的人开始烦恼了。
“那是我关于养蜂与家禽饲养的种种新故事引起的。我在那里面发展了新的理论，造成了真正的慌乱。因为有名的养蜂家帕奏瑞克先生一听见我那些简单的劝告就中了风，而苏玛瓦和泊克隆喜的养蜂业则完全垮了。家禽也遭到一种害虫的袭击。总而言之一切都开始崩溃。订阅人写来了威胁性的信，拒绝接受杂志。
“于是我又投身于野鸟的研究，到今天我还能记得跟《农民地平线》编辑部主任、教权代表兼辅导员约瑟夫·M. 卡多恰克之间的问题。
“我从英国杂志《乡村生活》上剪下一幅画，画上是一只小鸟栖息在胡桃树枝上。于是我给了那鸟取了个名字‘胡桃夹子’——若是有鸟站在杜松子上，按照逻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写作‘杜松子鸟’或‘杜松子夹子’的。
“那以后还有什么没有发生呢？我遭到了卡多恰克先生的攻击。他写了一张平常的明信片告诉我，那鸟是‘鲣鸟’，绝对不是什么‘胡桃夹子鸟’，‘胡桃夹子’是对德语Eichelhaher〔35〕的误译。
“我给他去了一封信，阐述了我关于胡桃夹子的全部理论，其中夹杂了些斥责之词和只凭想像‘引用’的布雷牟的话。
“作为回答卡多恰克先生在《农民地平线》上发表了一篇社论。
“我的主管福赫思跟平时一样坐在咖啡馆里读省里的报纸，因为他最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搜集对《动物世界》上我那些刺激性作品的评论。我进去时他指了指桌上那份《农民地平线》，用最近从没有离开过他那眼睛的悲伤神色平静地望着我说话。
“我在咖啡馆大庭广众之间大声读了起来：
“尊贵的先生：
我已请你注意到了一个事实：你的杂志正在引进着非同寻常却无法证实的术语。它对捷克语言的纯洁性表现了太少的尊重，而且发明了各种不同的动物。试举一例。你的编辑不是使用长期普遍惯用的‘鲣鸟’这个词，而是用了‘胡桃夹子’，而‘胡桃夹子’来源于对德国名字Eichelhaher——鲣鸟的误译。
“‘鲣鸟，’报纸老板气急败坏地重复我的话。
“我继续平静地读了下去：
“然后我收到你的《动物世界》编辑的一封信。那信是无法容忍地粗野，个性化而且蛮横。它把我罪恶地称作无知的混蛋骡子——那是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的。这不是体面人回答客观的学术性评论的方式。我倒想明白我们俩究竟谁是更大的骡子。也许我不应该在明信片上进行谴责，而应该写信。因为工作压力很大，我忽略了这种细节，这是事实。现在，在你的《动物世界》编辑发动了那番粗野的进攻之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把他当街‘戴枷示众’。
“如果你的编辑想像我是头骡子，对于鸟类的命名没有观念，也没受过教育，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从事鸟类研究多年，不是从书本上研究，而是通过观察大自然研究。我在我笼里养的鸟儿比你那编辑一辈子见过的鸟儿还要多得多。他一辈子也就只是在布拉格的豪华酒家与普通酒店里混混而已。
“但这些都只是需要考虑的次要问题，虽然如果你那位《动物世界》的编辑在拿起笔发动进攻之前先费点工夫了解一下他要指责为骡子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肯定不会有坏处。他也可以避免指向了莫拉维亚的密斯切克附近的富瑞兰德。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那地方有你们刊物的一些订户。
“这不是一场跟什么糊涂傻瓜的个人论战，而是一场事实之争。因此我要再次重复：我们语言里分明有着众所周知的名字‘鲣鸟’，却要通过翻译去发明什么新的名字是不能容许的。
“‘是的，鲣鸟。’我的主管的口气更沮丧了。
“我不容许打岔，我继续平静地读着。
这样的行为出自超级傻瓜和文化破坏者之手索性就是无赖。有谁把‘鲣鸟’叫‘胡桃夹子’了？《我们的鸟类》148页就有它的拉丁文学名ganulus〔36〕 glandarius B. A. 那就是我的鸟儿：鲣鸟。
按照D. 贝尔的说法‘胡桃夹子’叫做mucifraga〔37〕 carycatectes B。这个‘B’并不是你那编辑在给我的信里所说的某个字〔38〕的第一个字母。捷克的鸟类学家只知道普通的鲣鸟，肯定不知道你们那‘橡实夹子’〔39〕。‘橡实夹子’是你们那位先生脑袋的产物，按照他的理论，第一个字母就应该属于他〔40〕。那是个私人的粗野的骂人用语，并不能改变事实。
鲣鸟还是鲣鸟，哪怕《动物世界》的编辑对他怒气冲冲地撒尿。而这也只能说明有时人写东西能轻佻和主观到什么程度。虽然那位草包大言不惭地‘引用’了布雷牟的话，厚颜无耻地写道，按照布雷牟452页所说，鲣鸟属于鳄鱼亚科，可是他所谈的452页讲的却是小灰百劳和普通百劳（拉丁文：lanius minor L. ）。然后这位超级草包（恕我使用这个赞词）又引用了布雷牟作为权威依据，说鲣鸟属于第十五科，可事实上按照布雷牟的分类，乌鸦分在第十七科，其中包括了白嘴鸦和寒鸦科。他那么粗野，竟然把它列入了寒鸦（colaeus）科，属喜鹊、蓝鸦属和无能白痴亚科〔41〕。虽然同一页写的是森林鲣鸟和花斑喜鹊……”
“‘森林鲣鸟！’我的杂志老板双手抱着脑袋，叹了口气。‘报纸还我，我好读完。’
“老板读下去时我担心是嗓子坏了，‘土耳其乌鸦翻译成捷克语永远是土耳其乌鸦，正如鸫鸟永远翻译成鸫鸟。’
“‘鸫鸟应该叫做杜松子夹子，’我插嘴道。‘因为它吃杜松子，而杜松子是拿来做酒的。’
“福赫思先生把报纸扔到桌子上，钻到台球台子下面去了，喘着气叫出了他读到的最后的话：
“‘鸫鸟，土耳其乌鸦。’
“‘没有鲣鸟，’他在台球台下号叫道。‘胡桃夹子，我认输了，先生们！’
“他终于被拽了出来，两天之后他在家人的怀里咽了气，得了脑流感。
“他最后的清醒时刻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不是我个人利益的问题，而是公共利益的问题。请从那个观点接受我的判断，那是很客观的，就像……’——可是他咽了气。”
志愿兵停了停，对中士不怀好意地说：
“我讲这话只有一个意思：谁都会遇见这种或者那种赌运气的时候，犯下大错！”
总之，中士能从这一切理解到的东西只有一点：犯大错的就是他。于是他又朝窗户转过身去，情绪低沉地望着飞逝的景物。
帅克对故事表现了更多的兴趣。押送组的人彼此傻呵呵地望着。
帅克开口了：“世上的东西都是隐藏不住的，最终都得暴露。你们听见了，甚至像那样的白痴鲣鸟最终也还不是胡桃夹子。有人居然会上了这种当，这倒很有意思。确实，发明动物是很困难的。但是，展览已经发明的动物却还要困难得多，真的。几年前布拉格有个叫美思特克的人发现了一条美人鱼，把它放到维诺赫拉笛的哈伏里采克街的一个帷幕后面展览。帷幕上开了个口，大家能在朦胧的光线里看见一张普通沙发或花园沙发。一个从日支科伏来的女人靠在沙发上，绿纱裹住双腿，据说代表尾巴；头发染成绿色，手上戴了手套，手套上安装了纸板做的鱼鳍，也是绿色。背脊上还有背鳍，用绳子固定。十六岁以下少年不许入场。十六岁以上买了票的人看见美人鱼的大屁股上写着‘再见！’高兴得了不得。至于乳房么，却没有可叫喊的，垂在肚子上，像个憔悴的娼妇。晚上七点美思特克结束了展览，说：‘美人鱼，你可以回家了。’美人鱼换上了衣服。晚上十点你却看见她在塔波尔思基街上走来走去。她对遇见的男人很机灵地说，‘亲爱的，来跟我玩玩“爱罚”〔42〕怎么样？’她因为没有登记证件，在德拉日纳搜捕时，跟别的妓女一起给抓了起来。美思特克的生意就垮了。”
这时高级神父从长椅上掉了下来，可仍然躺在地板上睡觉。中士傻呵呵地望着他，见大家不出声，又把他扶回了长椅。别的人谁也没有帮忙。他显然已经完全没有了威信。到他低声绝望地说“你们也可以伸把手吧”时，押送组仍然呆呆地望着，连一根指头都没动。
“你应该让他在那儿继续迷糊的，”帅克说。“我对我那随军神父就一向这么办。有一回我就让他在厕所里睡觉，有一回他还在衣柜上睡过，还有一回他睡到别人家的水槽里。他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睡过？只有上帝知道。”
中士突然心血来潮，下定了决心表明自己是这儿的主人，粗暴地说：“闭上你那臭嘴，少废话！勤务兵就是废话多，你比流氓还讨厌。”
“对，当然呀，中士，你是上帝呀！”帅克平静地说，像个想要缔造世界普遍和平，准备进入唇枪舌剑的辩论的哲学家。“你是七重苦难圣母〔43〕呀！”
“啊，上帝，我们天上的父，”志愿兵绞着手叫道，“请用对一切军士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望着他们不再厌恶吧。保佑我们坐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