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前后屋之间的拱廊下。后屋里成排的书架上码放着图书。带绿遮光罩的电灯,长长的拉绳开关,悬垂于中间的过道。阿瑟还记得几年前镇议会里有人发起过一个议案,希望用60瓦的灯泡取代40瓦的。那位图书管理员也在呼吁者之列,后来他们照办了。
在临街的屋子里,报纸和杂志摆放在木质架子上,几张笨重的圆桌,带着配套的椅子,便于人们坐下阅读。玻璃后面厚重的深色封面图书成排摆放。可能是些词典、地图册和百科全书。两扇高大堂皇的窗户朝向大街,阿瑟父亲的照片则位居两窗之间。屋里其他画都挂得太高,模糊的说明文字挤作一堆,苦了抬头辨读的人们。(后来阿瑟在图书馆里待了不少时间,还和管理员商量了那些画的事情,他知道了其中一幅画的是弗洛登战役[6],画中苏格兰国王冲下山坡直闯烟幕,有一幅画的是罗马少年皇帝的葬礼,还有一幅是奥伯龙和泰坦尼亚的争执,典出《仲夏夜之梦》。)
他选了一张可以望向窗外的阅览桌坐下。拿起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原本就搁在那边。他背对着图书管理员,觉得这样比较得体,因为她看起来有些焦躁。有人进来,她开始和他们说话。她的声音现在听上去差不多正常了。他一直觉得自己该走了,却迟迟没有起身。
他喜欢看那高大洗练的窗户充盈着春日黄昏的余晖。他喜欢屋里那种肃穆和秩序。那些来来往往的成年人如此专注于阅读,使他感到某种愉悦的困扰。一周接一周,一本接一本,如此这般,一生不辍。他自己偶尔会读上一本别人推荐的书,通常都挺喜欢,但读完后他会去翻杂志,免得自己落伍。如果没有别的书跟着盲打误撞过来,他是不会想到读下一本的。
偶尔有几回,屋里只剩下他与图书管理员。
有一次她走过来站在他身旁,开始给报架换新报纸。换完之后,她跟他说话,语气里有一种按捺着的紧迫感。
“那份事故报道,印在报纸上的—是不是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瑟回说那或许写得太清楚了。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提到公众对骇人细节追逐不休。难道报纸应该去迎合吗?
“哦,我想那很自然,”管理员答道,“想知道最糟的消息是人之常情。人们就是希望能想象出那种情形。我自己也是。对机械我一无所知,很难想象发生了什么。连报纸也帮不上忙。那台机器突然失灵了吗?”
“不,”阿瑟说,“并不是机器把他拽进去的,不是像野兽吃人那样。是他操作失误,或者说多少有点不小心。然后他就出事了。”
她沉默不语,但也没有走开。
“你得时刻警醒,”阿瑟说,“一刻都不能走神。机器是你的仆人,一个很棒的仆人,可它也会让主人变成傻瓜。”
他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或是自己的独创。
“难道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吗?”图书管理员说道,“但你一定都清楚。”
然后她就离开了他。有人进来了。
事故过后天气突然变暖了。夜晚的变短和白天的宜人暖意宛若意外之赐,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长年以来寒冬并非如此告退。大片泛滥的河水神奇地退至沼泽,泛红的枝条上迸出新芽,谷场空地的气息飘散到镇上,带着丁香的味道。
在这样的夜晚,比起去户外走动,阿瑟发觉自己更想到图书馆,而且往往最后就动身去了那里,坐在他第一次就选定的那个位置。他一坐就是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浏览伦敦的《画报新闻》、《国家地理》、《周六之夜》和《科里尔》。这些报刊他自家都订了,他大可以坐在那儿,在自己舒适的书房里,眺望由老阿格纽大致打理好的带有树篱的草坪,还有花坛里那些品类荟萃、花色烂漫的郁金香。他似乎更中意大街上的景致,偶尔驶过的一辆外观轻巧的新款福特,或是顶着灰蒙蒙的布车篷、突突作响的老式汽车。他更中意那家邮局,那座钟楼的四面会分别报出四个不同的时间,而且就像人们说的,没一面靠谱。还有人行道上的过客和闲人。有人正在修理饮水台,虽说那要到7月1日才会启用。
他并不是想要跟人交际才去的。他不是去那里聊天的,遇上叫得出名字的人他仍会打招呼,那儿大多都是他叫得上名的人。他可能会和管理员稍稍聊上两句。不过通常不外乎进门时的“早安”和离开时的“晚安”。他不麻烦任何人。他感觉自己现身此地显得亲切、友好,更重要的是显得自然。看书、沉思,在这里而非在家里,他自觉在贡献着些什么。对此人们能有所指望。
他喜欢这样的称呼。公仆。那位正从高处望着他的父亲,双颊晕染着婴儿特有的淡粉色,一双呆滞的蓝眼睛,一张老人逞性的嘴,从未想到他会变成这样。他父亲更看重自己公众人物、捐助人的身份。他按自己想到的那套来管理厂子,我行我素。生意淡的时候,他会去厂里走一圈,一个接一个地告诉工人:“回家,现在就回去。有活了你再回来。”他们便听话地回家。他们会打理花园,去外面猎兔子,赊账买些生活必需品。他们并不作他想。学他吆喝仍是他们的一个乐子:“都回家去! ”他是工人们的主心骨,阿瑟可及不上。但如今他们不准备照老规矩办了。大战期间,他们习惯了好工钱,活儿总是源源不断。没人想过士兵回来后劳力会过剩,不知道红火的生意时刻要靠运气和智谋,一旦缺了这些,一年甚至一季都好过不了。他们不喜欢变化—眼下转产自动钢琴让他们心生不快,尽管阿瑟确信那是前景所在。阿瑟会恪尽职守,不过方式却与他父亲相反。非不得已必居幕后,处世不失尊严,待人恪守公正。
人们盼着你打点周全。整个镇子都这么盼着。工作会有的,就如每天按时升起的太阳。工厂要缴的税增加了,同时用水不再免费。道路养护的责任从小镇转嫁到了工厂。循道宗教堂在募集一笔不小的款子,用于建新的主日学校。小镇冰球队要换新队服。竖立在战争纪念公园的石头门柱。还有每年送毕业班里最聪明的男孩子上大学,要蒙杜德一家的美意。
求就必得着。[7]
家中也不乏期许。贝亚吵着要去私立学校,费尔利太太留意到了新上市的一套搅拌厨具,外加一台新洗衣机。整栋楼的镶边饰条到今年得重新刷一遍。那些裱花蛋糕形的装饰要耗费大量涂料。开支中还包括阿瑟为自己订的新车—一辆克莱斯勒小轿车。
这是必需品—他必须开一辆新车。他必须开一辆新车,贝亚必须离家上学,费尔利必须买最新款的厨具,镶边饰条必须白得像圣诞节的初雪。如若不然,他们将自尊不保,自信不保,他们会想是不是在走下坡路了。这些都能安排妥帖,只要好运相随,一切都能安排妥帖。
父亲去世后几年,他觉得自己成了他的顶替者。这种感觉并未持续,但时不时会冒出来。现在它消失了。他坐在这里,感到它已消失了。
事发当时他在办公室里,在与一位镶面板的销售员交谈。他察觉到噪声的某种变化,是变强而非减弱。他未曾警觉,倒是有点气恼。因为事故发生在锯木车间,那些商店、窑房、院子里的人不会马上知道消息,那几分钟里人们会接着干活。事实上,在办公桌前弯腰看着样品的阿瑟可能是最后一个明白过来的。他问了销售员一个问题,可他没有回答。阿瑟抬头看到销售员大张着嘴,一脸惊恐。销售员的自信消失无踪。
接着他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惯常的“杜德先生!”和看着他长大的老工人们喊出的“阿瑟,阿瑟!”。他还听到“锯子”、“头”,以及“老天,老天,老天!”。
阿瑟但愿那一刻能安静下来,但愿那些喧哗和物件都能可怕地、令人释放地退去,好让他定下神来。人们胡乱地嚷叫、打听、奔跑,他夹在人群中心,被推搡着进了锯木车间。一个男人晕了过去,若是没有提前关掉电锯,他昏倒的地方也会要了他的命。那是他的身体,倒在地上但是完整的,阿瑟误认为那是遇难者。噢,不,不。他们还在推他朝前走。锯末是猩红色的,因浸透了血而鲜亮。那堆木料上溅满了鲜血,锯刀上也是。一团工作服吸饱了鲜血,横在锯末中,阿瑟明白过来那是尸体,连着四肢的躯干。鲜血如此之多,它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变软了,变得像一摊布丁。
他首先想到得把那儿盖起来。他脱下外套就那样做了。他必须靠近一步,鞋子在血泊中扑哧作响。别人都没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都没穿外套。
“叫医生了吗?”有人嚷道。“去叫个医生来!”一个挨着阿瑟的男人说。“头缝不上去了吧—医生。缝得上吗?”
阿瑟还是差人请来医生,他想那是必要的。只有医生才能宣布人死亡。之后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展开。医生、殡仪员、棺材、鲜花、牧师。一件连着一件,让他们有事可做。铲走锯末,清理锯刀。把当时就在近旁的那些人送去洗澡。扶那个晕倒的人去食堂。他没事吧?吩咐女勤杂员备茶。
他需要的是白兰地,威士忌也行。但他有约在先,办公区里禁酒。
还缺了什么。它在哪儿?那边,他们说,在那边。阿瑟听到不远处的呕吐声。不是自己捡就是让别人捡。呕吐声护佑了他,稳住了他,让他近乎轻松地做出决定。他捡了起来。小心稳当地捧走,仿佛手里是一只丑陋但又贵重的罐子。把脸那侧朝里,似要让他舒服些,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血濡湿了衬衣,布料贴在他的皮肤上。它是温热的。他感觉自己是个伤员。他意识到人们在看着他,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位不可缺少的演员,或是牧师。该拿它怎么办?它正贴在自己的胸口。这个答案也浮现出来了。把它放下,放在原先该在的地方,当然不是严丝合缝,不是用线缝上。只是大概的位置,然后挪一下外套,重新盖好。
他现在没法问这个男人的名字,只能在别的时候打听。刚亲手打理完这一切,如此无知是一种罪过。
但他发觉自己其实知道—他想起来了。他把夹克的一角拉到那只耳朵边,耳朵在那儿依旧朝上,看起来气色还好,还能用的样子—一个名字浮现在他的脑海。他的父亲是上门打理花园的那位,这位园丁并非总靠得住。他是那个退伍后重回工厂的年轻人。结婚了?他觉得是。他得过去看她。越快越好。穿一身干净衣服。
图书管理员时常穿一件暗红色的衬衫。为了搭配,她涂了些口红,头发剪短了。她不再年轻,但也有动人之处。他还记得几年前他们雇她的时候,曾觉得她总让自己显得很严肃。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没剪短—而是盘在头上,有些老气。我还记得是和过去一样的颜色—让人愉快的暖色,就像树叶—橡树叶,还是秋天的。他试着回忆起她薪酬多少。不多,当然。她靠这些钱把自己打理得不错。那她住在哪里呢?某栋宿舍楼—和学校老师在一起?不,不是那儿。她住在商务旅馆。
眼下又想到了些别的。不是某件特别的事。你拿不出什么来证明她的名誉有问题。但那名誉也非纤尘不染。听说她会和那些旅行推销员喝酒。或许其中就有她的男友。一个或两个。
好吧,她已够年龄随心所欲了。这和做教师还不一样,成为榜样也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她工作表现一直不错,而且有目共睹。她和别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比起老而乖戾的玛丽·坦布林,安排一位美貌女子在这儿不是更好吗?镇子外的人或许偶尔造访,他们是根据眼前看到的给镇子打分的。你需要一位好看有礼的女子。
停。谁说你不需要呢?他幻想有人要撵她走,自己正为她争辩,可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
她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提到机器的那个问题。她想说什么?是狡黠的问责吗?
他和她聊起那些画儿和灯光,甚至谈到如何把工人派到这里,出工钱让他们帮图书馆做书架。但他从未说起那个瞒着她把书顺走的男人。每次一本,大概吧。藏在大衣里?然后用同样的办法带回来。他一定是把书又带回来了,要不然他会有满满一屋子的书,他的妻子一定受不了。算不上偷窃,临时占用罢了。无害的怪癖。自信可以做一点奇怪的小动作而不被发觉,自信不会大意到被机器挂住袖子锯掉脑袋。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可能,可能有联系。都是态度问题。
“那个老兄—你知道就是那个—那次事故—”他对管理员说道,“他那样把喜欢的书带出去,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人就是这样,”管理员说道,“他们撕书页。因为有喜欢的内容和不喜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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