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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在伦敦南部的其他地区创办类似的刊物。每个人都留在原位——除了我。”
“为什么？你喜欢这份工作。”
“过去是。但是现在我能够做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了。”
“什么事情？”
“经营我自己的电影院。”
“但是你已经做了啊。”
“我的意思是，一所真正的电影院——独立的公司，可以上映新片，当然，也同样看重经典影片，包括一些现在很难看到的影片，比如《彼得·艾伯特逊》，1934年加里·库珀主演的电影，或者是法斯宾德的《佩特拉的苦泪》。这就像一个迷你的英国电影协会，有演讲有讨论。”侍者端来了香槟。
“我猜，也会有一些现代放映机？”
丹点点头：“贝灵巧公司的放映机只是好玩。圣诞节过后，我会开始寻找新场地。”我们点完了菜。
“太好了，丹，”我取起酒杯，“祝贺你。你冒了很大的风险。”
“是的——但是我非常了解马特，我相信他会做出一份好报纸，然后我们走了一个大好运。这杯酒敬给‘古董衣部落’，”丹端起酒杯，“谢谢你，菲比。”
“丹……”过了一会儿我说道，“我对一些事情很好奇：烟火大会那天，你和我说起你的祖母——说多亏了她，你才能够投资这份报纸……”
“是的——但是那时你得走了。哦，我想我告诉过你除了那只银色的卷笔刀，祖母还留给我一幅极其丑陋的画。”
“是的。”
“这幅可怕的半抽象画作，曾经在楼下的厕所里挂了35年。”
“你说过，你觉得有些失望。”
“是这样。但是后来，我取下包着画作的牛皮纸，发现后面绑了一封祖母的信。她在信中说道，她知道我一直讨厌这幅画，但是她认为这幅画‘也许值点儿什么’。因此我就拿着它去了佳士得拍卖行,发现它竟然是埃里克·安塞姆的作品——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上面的签名已经不可辨识了。”
“我听说过埃里克·安塞姆。”当侍者把我们的鱼派端上来的时候，我说道。
“他是当代的小劳森伯格和通布利。佳士得拍卖行的女人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非常兴奋，说埃里克·安塞姆被重新发现了，她估价这幅画也许值30万英镑……”这就是钱的来源。“但是它卖了80万英镑。”
“天哪。这么说来你的祖母对你真是大方。”
丹拿起叉子：“非常大方。”
“她收集艺术作品吗？”
“不——她是一名助产士。她说这幅画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一次非常危险的生产之后，一位感激涕零的丈夫送给她的。”
我再次举起杯：“献给鲁滨逊奶奶。”
丹笑了。“我经常向她敬酒——顺便说一句，她很漂亮。我用了一部分钱买下目前居住的屋子，”我们一边吃着鱼派，他一边说道，“之后马特告诉我，开办《黑与绿》的筹资有困难。我和他说了这笔意外之财的事，他问我是否准备投资报业。我思考过后，决定冒险一试。”
我笑了：“明智的决定。”
丹点点头：“是的。总之……很高兴见到你，菲比。最近我几乎没怎么见到你。”
“嗯，我纠结于一些事。不过现在……好了。”我放下叉子。“我能告诉你一些事吗？”他点点头。“我喜欢你的卷发。”
“真的？”
“是的。与众不同，”我看了看表，“但是我得走了——时间到了。谢谢你的午餐。”
“很高兴和你一起庆祝，菲比。你想什么时候看场电影吗？”
“哦，好啊。最近有什么好电影上映吗？”
“《生死攸关》。”
我看着丹：“听起来……不错。”
所以周四我开车去了西斯格林——库房里坐满了人，丹给了我这部电影的简短序文，说这是一部集奇幻剧、浪漫剧、法庭剧为一体的片子，讲述了二战中一个飞行员逃脱死亡的故事。“彼得·卡特没有降落伞，被迫跳出燃烧的战机，奇迹般地生还，”丹解释道，“结果发现这是由一个本来应该被修正的大错造成的。为了活下去和心爱的女人在一起，彼得上诉到天堂的法院。他会胜利吗？”丹继续往下说。“他是看到真实的景象呢，还是伤痛引起的幻觉？你决定。”
他调暗灯光，拉开窗帘。
电影过后，我们中一些人留下来吃晚饭，谈论电影情节，聊导演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使用色彩的方式。
“天空采用黑白二色，大地则是彩色，说明生命最终战胜了死亡，”丹说道，“战后的观众对此深有感触。”
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这些天来我第一次觉得如此开心。
第二天早晨，母亲来店里说她决定买下那件Jacques Fath长服。“贝蒂告诉我，她和吉姆20号晚上要举行一个圣诞酒会，我想要一件新衣服——一件新的古董衣。”她改口道。
“以旧变新。”安妮欢快地说道。
母亲掏出信用卡夹，但是我不忍心收她的钱。“这算是提前的生日礼物吧。”我说道。
母亲摇摇头。“这是你的生意，菲比。你这么努力工作，而距离我的生日还有6个星期。”她掏出信用卡。“250英镑，是吗？”
“没错，但是你有20%的折扣，所以是200英镑。”
“真超值。”
“这提醒了我，”安妮说道，“我们有新年促销活动吗？人们一直在问我。”
“我想应该有吧，”我把母亲的衣服叠进购物袋时回答道，“其他商家都会做，这也有助于清空库存。”我把袋子递给母亲。
“我们可以试卖一下，”安妮提议道，“广泛宣传一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发掘途径来给店里作些宣传，”她一边整理手套，一边说道。我总是被安妮为古董衣店献计献策的热情而感动。
“我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母亲说道，“你应该举办一场古董服饰秀——你可以对每件衣服作一些简短的评论，那次我听到你上电台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你可以谈论每件衣服的风格，时代背景，还有设计师——亲爱的，你应该对此了如指掌。”
“理应如此，我已经在这一行12年了，”我看着母亲，“我喜欢您的想法。”
“每位来宾你可以收取包括酒水费在内的10英镑的门票，”安妮说道，“持门票的人购买你店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抵扣掉票价。当地报纸上肯定会有此次服装秀的报道。你可以在布莱克西斯大厅举办这场服装秀。”
我脑海中出现了那个有着拱形天花板和宽阔舞台的大厅：“那可是一个大场馆。”
安妮耸耸肩：“我肯定到时候大厅里会人满为患的。这将是一个轻松了解时尚历史的机会。”
“那我得找一些模特儿——花费很贵。”
“你可以让咱们的顾客来做模特儿，”安妮提议道，“她们说不定会受宠若惊的——这会是很有趣的经历。她们可以穿上从店里买走的衣服，也可以展示现在的存货。”
我看着安妮。“的确。”我已经能想象到四条蛋糕裙轻快地在舞台上走着猫步。“盈利可以捐给慈善事业。”
“就这么办，菲比，”母亲说道，“我们都会来帮你。”接着她和安妮和我挥了挥手，离开了。
我开始做这个服饰秀的笔记，打电话给布莱克西斯大厅的工作人员，询问了租金色大厅的价格。这时电话响了。
“这里是古董衣部落。”
“是菲比吗？”
“是的。”
“菲比——我是苏·瑞克斯，照顾贝尔夫人的护士。今天早晨我和她在一起，她要求我给你打个电话……”
“她还好吗？”我急切地说道。
“嗯……我很难回答你。她非常焦虑，一直说想马上见到你。我已经提醒她，你也许没有空过来。”
我扫了一眼安妮：“事实上今天我有助手帮忙，所以我能过去——我马上就过去。”我拿起包的时候，感到一阵恐惧的颤抖。“我出去一下，安妮。”她点点头。接着我就离开店里，向帕拉冈走去，我的心像预料到什么似的怦怦直跳。
我到达之后，是苏来开的门。
“贝尔夫人怎么样了？”我进屋就问。
“有点儿意识不清，”苏回答道，“而且非常情绪化。一小时前开始这样。”
我就要走进客厅，但是苏指了指卧室。
贝尔夫人躺在床上，头靠着枕头。我之前从没见过贝尔夫人躺在床上的样子，虽然知道她病得很严重，但是看到她在毛毯下消瘦的身体，仍然震惊了。
“菲比……终于……”贝尔夫人松了一口气，露出了笑容。她的手里握着一张纸——一封信。我盯着这封信，脉搏加速。“我需要你为我读一下这封信。苏主动要为我读，但是除了你，别人不能胜任。”
我拉开一张椅子：“您现在读不了信了吗，贝尔夫人？是您的眼睛？”
“不，不是的——我能读。大概20分钟前，信一送到，我就已经读过了。但是现在，你必须读一读它，菲比。拜托了……”贝尔夫人将这张两面都密密麻麻写满字的淡黄色的信纸递给我。它的寄信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
亲爱的特蕾莎，我希望您不会介意这封陌生的来信——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我的名字是莉娜·桑兹，我是您的朋友莫妮可·黎塞留的女儿……
我看着贝尔夫人，她浅蓝色的眼睛闪着泪花，然后我把视线又转回信上。
我知道，您和我的母亲是多年前在阿维尼翁的朋友。我知道，您得知我母亲被转去了集中营。我知道，战后您一直在搜寻她，结果发现她曾经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也知道您以为她死了——合理的推论。我写这封信就是想告诉您，我的存在就是个证明，我的母亲当年活了下来。
“你是对的，”我听到贝尔夫人喃喃道，“你是对的，菲比……”
特蕾莎，我希望您最后能够了解当年我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写信给您，是因为您的朋友菲比·斯威夫特，联系上了我母亲一生的朋友米利亚姆·丽普兹卡，米利亚姆今天早些时候给我打了电话。
“你是怎么联系上米利亚姆的？”贝尔夫人问道，“这怎么可能？我不明白。”
于是我告诉了贝尔夫人我在一个鸵鸟皮包里发现的那张音乐会的节目单。她盯着我，目瞪口呆。“菲比，”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道，“不久之前，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上帝。现在我觉得我信了。”
我再次看向信纸。
我的母亲很少提起她在阿维尼翁的生活——回忆总是太痛苦了。但是无论何时她提起这段日子，特蕾莎，您的名字总会出现。她满怀感情地讲起你。她记得，在她躲藏的日子里，你帮助过她。她说，您是她的好朋友。
我看着贝尔夫人。她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在摇头，显然在她的脑海中正温习这封信。我看到一滴眼泪沿着她的面颊滑落。
我的母亲1987年去世，享年58岁。我曾经和她说过，我觉得她的人生不应该这么短。她说正相反，她觉得这43年是她最棒的意外收获。
米利亚姆曾在电话中向我回忆了当年的那个事件，莫妮可被一个女警卫拉走。
这个女人——人们称她为“野兽”——把我的母亲放在下一轮“甄选”的名单上。但是在指定的那天，我的母亲和其他人一起待在卡车后厢，等着被带去——我几乎打不出这些字——火葬场。这时她被一个年轻的纳粹守卫认出来了。那个守卫为她作过入营登记，当时他听到母亲讲一口纯正的德语，便问她从哪里过来。母亲回答道：“曼海姆。”他笑了，说他也是从曼海姆过来的。后来每当他看见我母亲，总是会和她聊起那个城市。那天早晨当他看见她坐在卡车上的时候，他告诉司机这里有个错误，要求我母亲下车。母亲总是和我说起那一天——1944年3月1号——是她的第二个生日。
莉娜的信件接着描述了这个纳粹守卫如何将莫妮可转去集中营的厨房工作，在那里清洁地面。这就意味着她可以在室内工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吃到土豆皮，甚至还有一点点肉。她开始保持足够的体力能够生存下来。信中继续说道，几周过后莫妮可成为一个厨房帮工，做一些烹煮事宜。尽管她后来说道，这份工作也很艰难，因为仅有的食材就是土豆、卷心菜、人造黄油和淀粉，有时候有一些意大利腊肠，还有用磨碎的橡子制成的“咖啡”。这份工作她做了三个月。
然后我母亲和另外两个女孩被派去为一些女典狱长在她们的营房里做饭。因为我的母亲在双胞胎弟弟出生后不得不学会做饭，因此她的厨艺不错。典狱长喜欢她做的土豆煎饼、德国泡菜和夹馅儿点心。这份成功保证了母亲的生存。她过去常说，她母亲教会她的东西救了她的性命。
现在我明白了米利亚姆的评论，她说莫妮可的母亲传授给了她女儿真正的礼物。我把信翻过一面。
1944年的冬天，随着苏联人从东边靠近，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疏散了。那些还能够站着的囚徒被迫步行穿越雪地，去往德国内陆的其他集中营。这是死亡的行军，任何倒下或是停下休息的囚徒都会被击毙。在走了10天之后，两万名囚徒到达了贝尔根——我的母亲也在其中。她说，那也是人间地狱，基本上没有食物，同时成千上万的囚徒感染了斑疹伤寒。女子管弦乐队也被派去了那里，因此我的母亲才又看见了米利亚姆。5月的时候，贝尔根解放了。米利亚姆和她的母亲还有妹妹团聚，不久之后她们移居到有亲戚在的加拿大。我的母亲在一个流民营待了8个月，等待她的父母和弟弟们的消息。最后她得到几乎令她发狂的结果，他们都没有活下来。但是通过红十字会，她的叔叔联系上了她，为她在加利福尼亚提供了一个家。所以我的母亲就过来了，在1946年3月来到帕萨迪纳。
“你确实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