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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相信这个社会一定会有阶级，一定会有穷人与富人。
也就是说，当你有一天说出：「哪一个社会没有乞丐？」时，就表示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然而，即使你已过了梦想的年岁，年轻时候的洁癖仍然会跟着你，在某一剎那中出现时，还是会让你寝食难安，让你想问：「是不是已经老了？是不是已经放弃当年的那些梦想？」
如果说年轻时的梦想是百分之百，过了二十五岁以后会开始磨损，也许只剩下百分之八十、七十、五十或是更少，但是孤独感仍在。即使都不跟别人谈了，仍是内心最深最深的心事。
所以在我的小说〈安那其的头发〉裡，我描写野百合学运的领袖有一头美丽的长发，而一个叫叶子的女孩迷恋着他，可是他们之间的男女情感不会激昂过革命同志的情感，因為革命是為了一个更大的、
共同的梦想。因此，叶子可以怀着身孕，仍然在广场上没日没夜任劳任怨地做着所有学运的事情；可是背后有一件事连叶子自己都搞不清楚：她迷恋的是头发，还是头发下面的信仰？
在古老的基督教神话中，大力士参孙的头发被剪掉之后就失去力量；而军队、监狱管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光头－－我清楚地记得上成功岭的第一个晚上，当所有人的头发都被剃光时，我感觉到大家都变一样了。
头发好像是个人独特性的一部分，一旦失去头发，个性就消除了。有人跟我说，监狱裡再厉害的老大，一剃掉头发，就少了威势。头发好像有一种魔力，像是符咒一样的东西，影响人类的行為。
我在这篇小说裡用了超现实的处理；在月圆的晚上，一阵风吹来，领袖缓缓拉下那一头异常美丽的头发，竟是一顶假发‥‥从来没有人发现。
其实克鲁泡特金是一个秃头，他在瑞士写《一个反叛者的话》时，拍下一张照片，当时他已经没有头发了。这让我想到把头发的意象和革命者的孤独结自在一起，於是写下〈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
革命者的自觉
我个人很喜欢这篇小说裡的一段是关於夜晚的广场，这个场景是
我在参加野百合学运时，坐在夜晚的中正纪念堂上得到的感受。在白昼的激情过后，到了夜晚，广场上年轻革命者的叫嚣都沉睡了，我看到广场上一个一个的睡袋，一张一张稚嫩的脸，有的睡袋裡是男女朋友相拥而眠，我突然有了另一种省思，并且感觉到自己与这些年轻生命的关联。如果说我爱上了革命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刻。
做為一名女子，如果对所爱恋的男子的意见不断猜测，相信是坚决的要那其主义者的他所鄙视与反对的吧。
有一次叶子问起他有关女子头发长短的问题时，他有些不屑地回答说：「解放的安那其的女性是不会以男子的悦乐為自己生存的目的的。」
他说完之后，似乎也自觉到对问话者不屑的表情。长久以来和平的安那其主义的内在训练使他立刻对自己的行為有了反省。他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有些抱歉地抚爱起叶子的一头长发，安静地说：「叶子，有关头发的问题，并不是安那其主义的重点。」
叶子同时感觉着党人的与男子的爱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大部分时间，她仍然无法调整好那来自肉体的悸动的贪恋与头脑思想中理性信仰的关系。
但是，结果她还是把一头长发剪短了。
她这样想：头发既不是為了取悦男子而存在，过去存留长发的许多近於梦幻的联想其实可以一併剪除。头发的确如领袖所言是最接近人类思考部位的產物，也因此沾带了最多与思想有关的意识型态的辩证在内。
叶子对着镜子，把一片及腰的长发拉成一綹，吸了一口气，决绝地一刀剪断了。叶子剪完头发，看着镜子裡的自己，有
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彷彿被剪去的不是头发，而是她属於过去没有觉悟的女性的种种。
「革命，真正的革命并不是动刀动槍，而是革除掉脑中腐败、霸道、堕落的部分。」
党人们不是常常这样说吗？
叶子因此觉得从女性中解放了出来，第一次感觉着安那其不仅要解除人类在歷史伽锁中有开「家庭」、「国家」、「民族」、「阶级」等等腐败堕落的观念，也同时连带地要将歷史加诸於性别上的差异与主从性质也一併解放了。
写这一篇小说时，我其实没有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我想很多读者对这一个领域相当陌生，原因之一是台湾在二次大战后，思想是被垄断的，缺乏不同信仰之间的辩论，在戒严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我高中的英文老师陈映真先生，因為翻译了一篇马克思理论的小序言，印给他的朋友，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缺乏思想思辨的习惯。不如巴黎人在午餐、晚餐、下午茶时，谈到一个政治事件就能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甚至夫妻之间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当年参与学运的领袖都不一定拥有思辨的习惯。学运成功得非常快，大部分的学运领袖可能叁十出头岁就变成政府重要的官员，他们没有时间继续保有革命者的孤独，去酝酿对其社会理想进行思辨的习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下子从受压迫者变成执政者，没有办法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孤独感。
当我重读这篇小说，有一个待别的感触：一个社会裡的失败者角
色，其意义与重要性為何？司马迁的项羽、司马迁的荆軻，留在歷史上，使失败者知道他就是该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使他能发言去对抗成功者，才有所谓的思辨。
对於台湾学运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会庆幸对一个保守到开始腐败的政权，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社会的反省与检讨；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立刻取代旧的，反而无法延续反省与检讨。所以在小说中，叶子怀孕后离开领袖，她好像发现了原来自己是因為爱上领袖的头发才变成安那其的党人，当她离开后，又开始穿起小碎花的裙子、蕾丝边的袜子，回復到受安那其主义批评為「小资產阶级」的小可爱女性形态，但她觉得，她还是要回来做自己。
我当时隐约觉得，如果革命者不是因為充分认识自己而產生的自觉，革命会变得非常危险。
佛学与革命的纠结
清代末年有很多动人的革命者形象，其中之一就是谭嗣同，他是康梁政变六君子之一。他是学佛的人，却走向激烈的革命，康梁政权失败，满清政府在逮捕党人时，他其实有充分的机会可以逃跑。但他对梁啟超说：「你一定要走，我一定要留。没有人走，革命无以成功；没有人留，无以告所有曾经相信这次革命的人。」他决定扮演走向刑场的角色。
我相信，谭嗣同内心裡有一种空幻、一种虚无、一种无以名状的孤独，使其将佛学与革命纠结在一起。当他觉得生命是最大的空幻时，他会选择用生命去做一件最激情的事情，如同我在敦煌看到六朝佛教的壁画那些割肉餵鹰的故事，我想，那是非常激情的。
谭嗣同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的革命者最高的典范吧！其性格延续到了共產党成立时另一个有趣的革命者：瞿秋白。台湾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号人物，他的书《饿乡纪程》在台湾也不容易买到。瞿秋白是一个学佛的文人，会刻印、写书法、搞诗词，但是他突然对文人世界的委靡感到不耐，决定出走，所以在一九一七年听到俄国发生革命时，儘管对俄国一无所知，他还是进了同文馆开始学俄文，然后坐火车一站一站慢慢到了俄国。《饿乡纪程》就是记录这一段过程，描述与他同行的清朝官吏在车上打麻将，和小太太玩得一塌糊涂时，他却在苦啃俄文，相信俄国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也一定能成。
我们看到一个学佛、浪漫唯美的文人，却是最早翻译共產党宣言，把共產党最重要的一首歌〈国际歌〉翻译為中文（原来是法国巴黎公社的歌曲，后来译成各种语言為全世界共產党党员所传唱）。瞿秋白回到中国以后，就变成共產党的领袖；但他终将成為《史记》裡的失败者。在他成為领袖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领袖，他是爱美的、他是柔弱的，他也闹出了一些「传闻」，听说他和沈从文、丁玲、胡也频等人在一起时，共產到连婚姻爱情都共產。
八一年我在美国见到丁玲，曾经亲口问他这件事，她矢口否认。不论传闻真假，革命者之间的感情原本就是世俗之人难以理解的。
胡也频后来被国民党槍杀，丁玲被安排化装成一名农妇连夜送到延安，蔡元培和瞿秋白都是保护她北上的关键人物。后来在剿匪时期，瞿秋白因為领导无力在福建被抓，关在长汀监狱，这时候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作品，后来在八○年代由香港明报登出，叫做《多餘的话》，这是他临终前的作品。
现在谈瞿秋白很少人知道，在台湾他是一个共產党，在大陆他则被当作共產党的叛徒，就是因為他写了《多餘的话》。在《多餘的话》裡，他谈到自己根本不适合作為共產党，更不适合当一名领袖，他无法拋弃内心对唯美的追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饿乡纪程》和《多餘的话》这两本书，就能看到瞿秋白从坚定的信仰到信仰的幻灭，竟有这麼大的落差。我想，如瞿秋白一样的人，将来都会是新《史记》裡的重要角色，他们都是矛盾人性的组合，在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其丰富的性格是最值得书写的。
瞿秋白最后要槍决时，行刑者要求他转身，他说：「不必。」就面对着槍口，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结束生命。他留下一首诗：「夕陽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一个共產党领袖最后写出来的绝命诗，根本就是一个高僧的句子。
从谭嗣同到瞿秋白，他们都是失败的革命者，后面继承的人或许成功了，但就像《史记》裡的刘邦，成功的人不会可爱，可爱的一定是这些失败的孤独的人。
文学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边缘的东西，不一定是在当代论断。包皮括
我自己在写〈安那其的头发〉这篇小说时，我一直在想着从清末民初到现代学运革命者之间纠缠与复杂的关系。
如果还有文学‥‥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美丽岛事件？我当时从垦丁到高雄，正好遇到这个事件，捲入事件的人有很多是认识的朋友，包皮括小说家王拓。王拓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渔民，相继丧生海上，他在小说裡写八斗子家族的故事，却在那个年代被套上「鼓吹阶级革命」的罪名受到挞伐。我刚从法国回来，天真烂漫，就写了一篇序支持他，因此被大学解聘。这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过癮－－我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了一个无怨无悔的选择。
王拓是当时的受压迫者、失败者，原本怀抱一个苦闷的梦想，為渔民的悲苦发声，使人相信文学应该要涉足生命的领域，但是今日的文学，如果还有文学，它的触手应该伸向何方？
前阵子，我打开电视看到两个人，一个是王拓，一个是诗人詹澈。詹澈在台东农会，是二○○二年农渔民大游行的总干事，我在编《雄狮美术》「乡土文学」时认识他，向他邀稿，当时在服兵役的他每次放假就会穿个军装跑到雄狮的办公室来找我，我们会一起谈他写的诗。后来他娶了女工叶香，回到台东从事基层的农工运动。在电视新闻裡，我看到王拓和詹澈同时出现，前者代表执政党，后者是民间的声音。看到这个画面，我有一种好深好深的感触，他们都是我非常好
的朋友，可是目前他们代表的其实是两种对立的角色。
这个社会当然需要不同的角色，也必须要有「务实」的人，可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人的对比立刻反映了角色的荒谬性。
二○○二年的选举，我看到选前宣布退选的施明德，想到在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天天急着看报就想知道他有没有被抓到？他一直在逃，就像一个小孩子与一个巨大机器的对抗，他的逃亡变成我的一种期待，我好希望他不要被抓。我想如果我要写新《史记》，我该如何定位这一号人物？他究竟是一个荒谬的过气人物，沾带着一个被人嘲笑的梦想，还是代表一个巨大梦想破灭后孤独的失败者？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就我所相信的安那其信仰而言，安那其永远不会存在於权力之中，永远是在一个边缘、弱势的对抗角色。就像施明德，在那个年代曾经一度被喻為「廖添丁」一样的人物。廖添丁也没有做过什麼事，不过是劫富济贫，可是民间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可爱，因為他用了一种顽皮的方法去对抗统治者这座巨大的机器。
巨大政治机器的角色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可是谁会是下一个廖添丁？或者，大家以為像廖添丁的角色是可以不存在了吗？
我不在意政党政治，我在意的是在家庭、在学校、在社会、在政治中，那个克鲁泡特金自称的「反叛者」角色，还在不在？
反叛者不会是政党裡、家庭裡、学校裡、社会裡那个「听话的人」，而是一个让你恨得牙痒痒的人，他扮演的是平衡的角色和力量。有的
社会认為反叛者是急欲除之而后快；有的社会则是把反叛者视為「你」和「我」互动所形成的推力，我想，后者是比前者可爱多了。
同时，反叛者也不应该是被当政者所讚扬，或者说「收买」、「收编」的。《水滸传》裡一百零八条好汉都是因為各种遭遇而了解到自己与政权之间绝对对立的关系最后被逼上梁山。可是，在小说最后作者留下一个很有趣的谜：到底宋江有没有接受招安？
有人认為宋江接受招安，成為政府的正规军，也有人认為他继续在梁山上替天行道；这两种结局使得一百零八条好汉的角色定位有了分际。
安那其主义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梁山泊，你自己知道内心裡那个反叛者的角色，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