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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后来」了。虽然有时候生命有「后来」反而是更大的难堪。
我想，青春的美是在於你决定除了青春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也不管以后是不是继续活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挥霍。
我在翻开早年的日记时，吓了一跳，我竟然曾经在生日当天写下：「我决定不要活过二十一岁，活过二十一岁是很可耻的。」我在十几岁时写下这句话，可以说我后来都是「可耻」地活着。
年轻就是会有这样的梦想，相信青春逝去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会让你动心的事情了，所以会有一种挥霍的心情，对於现实完全不在意。所以秋瑾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都是相信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我当时会把他们当作偶像，就是因為他们带给我一种青春揉杂着悲剧的感动，就像一首最美的诗。
如果你看过秋瑾的照片，你一定也会觉得：「怎麼那麼美？」而且你注意一下，她的美是超越性别的，很少有人的美可以超越性别。照片中的她英气逼人，穿着日式和服，手裡拿着一把匕首；我不知道她是以什麼样的心情拍下这张照片，但这张照片一直放在我书桌玻璃垫下。那是一种把生命活出极致的美！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
不幸福才会去革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前面提的克鲁泡持金、托尔斯泰都是如此。
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是伯爵，不要忘记托尔斯泰拥有广大的土地、眾多的农奴，可是他内心有一个无法完成的梦想：他想要与人分享他的财富和地位，最后他只能对自己进行颠覆和革命。
活出自我的秋瑾
很少人提到秋瑾的家庭，她其实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有个朋友写秋瑾的剧本时，把她的先生写成一个很坏的人，我向他抗议，请他重新去查资料。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的社会裡，一个丈夫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我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裡封闭的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的準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也唯有年轻才不会在意杀不杀头。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作弱者，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
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麼一张照片，象徵女性的解放。
而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在一堆不成材的男性团体裡，女性要解放非常困难，她会被男性的观念所綑绑，由此推测，徐锡麟、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
不过，秋瑾觉察到自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鑣，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裡，所以她為自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这裡有个很有趣的对比，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向来强调夫唱妇随，鲜少有夫妻不同政党，或是太太去革命、丈夫去选举的事例。我们在政治圈中几乎找不到第二个秋瑾。
当然，秋瑾的孤独不论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少有人能理解。
幸运的是，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决定凑钱买下来送她，当他们在小酒馆裡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貲，耗尽千金，以至於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不起酒钱，於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
在秋瑾这首〈对酒〉诗中，第一句是男性对女性的馈赠，第二句是女性对男性的回报，由此可以看出这群年轻革命者的情感。而最后两句：「一腔热血劝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意思是即使有一天热血全部流尽，也会变成惊涛骇浪，对社会產生巨大的影响。这就是革命者，这就是诗人呀！
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动，随时準备革命。心思縝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她隐藏了同盟会的身分，摇身一变為军校的校长，这所军校是受命於清朝官吏直接统辖，而这名官吏就是她的乾爸爸，你看她多厉害！
这是一个女性革命者的智慧，她可以柔软的身段同时扮演多重的角色，不若男性革命者的刚烈。
然而，很少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裡巨大的孤独感。我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衝动起义，因為没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徐锡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裡有一部分的孤独感，也许是和爱情有关。
在革命裡纠缠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们
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劝珍重」的方式，走向诗的最颠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我第一次到绍兴，几乎是為了秋瑾而去，在那个街市口，我站了非常久，现在那裡还有一个秋瑾的纪念碑。
我想，她是一个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一定会变成传奇，变成歷史的传奇，变成如荆軻、屈原的不朽人物，因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
卷三 革命孤独(3)
生命最后的荒凉
前面提过，鲁迅的小说〈药〉就是以秋瑾為主角。鲁迅也留日，且是绍兴人，他从小就在秋瑾被砍头的街市口走来走去，其内心受到的震撼不可言喻。所以，我认為鲁迅是一个非常了解革命者孤独的小说家。
鲁迅自己却不走向革命。当时每个党都希望鲁迅能加入，因為他
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可是，从头到尾，鲁迅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他保持高度的清醒。只是写文章感念年轻的革命者，他的学生柔石、胡也频都是在白色恐怖时遭到逮捕的年轻诗人，鲁迅為文时，甚至不能写出他们的名字，只能以散文〈淡淡的血痕中〉追悼。
一九一七年俄罗斯列寧革命前，帮助列寧的也多半是诗人，其中包皮括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寧，他们在革命前奔走呼号，写了几首诗让大家在酒酣耳热之际可以高声朗诵，激动人心，但是在革命成功后，这两个人相继自杀了。
有一段时间，我的书桌玻璃垫下压着叶赛寧自杀后的照片，太陽穴上一个窟窿。我不知道為什麼这麼做？大概是警告自己，这就是革命者的下场，或者，是纪念诗人与革命者的孤独之间非常迷人的关系。
这些人的诗句多年来感动着每一个人，而他们的生命却多走向了绝对的孤独。
何谓绝对的孤独？就是当他走上刑场时，他感觉到自己与天地之一切都没有关联了。
而这部分，歷史不会说。
后人讲到林觉民、讲到秋瑾、讲到徐锡麟、讲到陈天华，是从一个政治的角度称他们為「烈士」，所以他们慷慨赴义，死而无怨，歷史不会写到他们也有孤独的一面，更不会提到他们生命最后的那种荒凉感。
秋瑾是在黎明之前被拖到绍兴的街口，对她而言，不但再也看不到真实的日出，也看不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日出，漫漫长夜何等煎熬，这是生命最后的荒凉。而她的尸首曝晒数日，是不能去收的，谁去收谁就是同党，直到一两个星期后，她的好友吴芝瑛冒着九死一生偷回尸体，把尸体运到杭州埋在西湖岸边。
吴芝瑛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秋瑾很多资料能保留下来，就是归功於她一生的知己吴芝瑛。这些清代后期的女性，其所作所為，我们今日读来都要觉得瞠目结舌。
回到九○年代台湾的学运，当时我在东海教书，担任系主任的工作，从电视新闻与报章媒体得知有那麼多的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过夜，有那麼多的学生占据台北火车站，发表演说，要求与政府高层对话。而再晚一点大陆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一批学生集结，大家是否还记得？吾尔开希穿着睡衣去与李鹏对话的书面。
他们让我想起在巴黎的年代。
一旦革命成功，便不可能再是诗
但是，革命者若不是最后画下一个漂亮的句点，其实蛮难堪的。这是我一直想讲的矛盾，革命者的孤独应该有一个死去的自我，可是革命不就是為了要成功吗？為什麼所有的革命者都是以失败者的角色在歷史上留名？
革命者本身包皮合着梦想的完成，但是在现实中，一旦革命成功，梦想不能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在制度的改革，以及琐琐碎碎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上，它便不可能再是诗。
如果你坚持革命者的孤独，就必须是像司马迁写《史记》所坚持的美学意识形态。并不是说不能当刘邦，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刘邦而不是项羽，都想成為成功者而不是失败者，但是在美学之中，留下的符号总是一个一个出走的孤独者、失败者。
现在我经过台北火车站、经过中正纪念堂，十多年前学运的画面还会跃入脑海，而十多年前学生对我说：「我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参与这些东西」时，我说：「这不是政治，你那麼年轻，去旁边感受一下那种激昂吧！」
说这话时，我一直回想到二十五岁时在巴黎所受到的震撼。
这麼说好了，你的生命裡有没有什麼不切实际的梦想？没错，就是不切实际，因為青春如果太切合实际，就不配叫作青春了。
因為青春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梦想的嘉年华。
参加学运的人不一定都是為了政治目的，包皮括我在巴黎一起参加学运的朋友，有些人就是因為男朋友或女朋友参加而参加，他们甚至不知道游行的议题到底是什麼。但是，曾经感受过那份激昂的人一生都不曾忘记。
我还记得当年经过中正纪念堂时，看到一个约莫大二、大叁的男学生，有一张很稚嫩的脸，已经被推為学生领袖了，他必须向大家发言，他必须懂得组织，这麼多的学生光是吃饭问题、卫生问题就叫人头痛了。当他在台上讲话时，有时会羞怯，有时会说得不好，有时还会拨一下头发让自己漂亮一点；然后跳一个时空，这张脸可能到了立法院、总统府，仍然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这两张脸要如何去迭合？对我而言，就像秋瑾那张照片的问题。
后来这些人都变成很熟的朋友，也常常会碰到，我总是试图在他们脸上找回革命者的孤独感，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丝丝的孤独，我会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因為这个梦想，使他的官做得不伦不类？
这可能是我的问题吧！
也许我应该再写一篇有关台湾学运的小说，因為世界上很少有学运这麼成功。当年参与野百合学运的人，今天都身居要职，这时候对於学运的反省和检讨，以及对参与的革命者内在孤独感的检视，会是一个有趣的题目。為什麼十年来没有学运了？是社会都改革了吗？还是所有的梦想都不再激情了？
梦醒时分
七○年代我在巴黎参加安那其组织，带头的是一个姓蔡的香港学生，记忆中他的头发很漂亮，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男性有这麼美的头发，我发现他每次在跟大家谈克鲁泡特金的时候，旁边围坐的人都在看他的头发。就在那一剎那间，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领袖应该要很美的。
革命这东西真的很奇怪，它的魅力总是来自一些你无法说明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记得组织裡不管是男性、女性都很迷恋他，每次他讲话讲到困顿的时候，会出现一种很奇特的表情，柔弱的、自责的‥‥你可能会想，一个革命领袖怎麼会是柔弱的，应该是很刚强的呀？事实就是如此，你可以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投票给一个人，就是因為他的柔弱使你觉得心疼。
这位蔡姓领袖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学运领袖，他所带领的团体整个变成美学。我们那时候住在巴黎的一个地下室中，大家睡在一起，有一台打字机，大家轮流打字，办了一个刊物叫《欧洲通讯》，裡面有很多克鲁泡持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很多人出去工作，例如我去做导游，赚了钱回来就放在一个筒子裡，大家一起用。
我跟很多朋友讲过，后来我退出是因為发现有人偷筒子裡的钱。那大概就是我的梦醒时分了吧！我觉得，如此高贵的团体裡怎麼会有
这麼骯脏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革命者的孤独是革命者迷恋自己年轻时候的洁癖，而且深信不疑。你相信理想是极其美好的，而且每个人都做得到，你也相信每个人的道德都是高尚的，会愿意共同為了这个理想而努力。
我现在读克鲁泡特金的作品都是当作诗来读，因為他一直相信人类终有一天会不需要政府，自动自发地去缴税、去建设，不需要他人来管理。我年轻的时候相信他，现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