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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被安置在金国北方边境的五国城。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西北，是当时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生女真”五个部落的会盟之城。徽宗的晚年再也无法浪漫，在囚禁生活中常常衣食不继，连金人都有所怜悯。他的郑皇后，在迁入五国城后三天病累而死；他的一群女儿——大宋朝的帝姬( 公主)，被金国贵族哄抢一空。宗室八百余人在迁移路途中多有因饥饿而死的。
如此悲惨不算，还要不时向金国皇帝上表，感谢金帝的“深恩厚泽”。
——亡国之君的苦酒，他喝得是太多了！
落魄后的徽宗异常悔恨，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绍兴五年的四月二十一日，他在拘押地病死，终年五十四岁。他死后，仍有一批被囚禁在各地的北宋旧臣坚持不降金，宁愿一世流落在金国做贱民。宋旧臣洪皓为徽宗写了一篇祭文，字字泣血。大宋旧臣们读了，无不流泪。
“五国城”从此成了历史上永久的隐痛！后世民间一直传说，徽宗父子在这里是被拘押在一口井里的，每日只能坐井观天。以至五国城遗址至今仍有一景叫做“坐井观天遗址”。
笔者幼年时曾经看过《岳飞传》的连环画，里面徽、钦二帝最后的形象，就是他们蓬头垢面坐在一口枯井里发愁的样子。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南唐后主的这一曲悲歌，徽宗在他生命的尽头，怕是吟味得最多的一段文字吧？
李纲听到这个消息，自是悲不自胜；当年任调解使、迎回道君的往事一如昨日！他上了个札子，建议高宗化悲痛为力量，“推广孝思，益修军政”。
绍兴七年春，高宗巡幸建康，对伪齐做出一个强硬的姿态。李纲借此机会，接连上了四个札子，请求皇帝加强战守之备、建立中兴之功、任用直谏之士等。
直到这时，李纲也还没放弃对高宗的说服，企图以利害打动高宗，雪国家之耻，报父兄之仇，免蹈靖康之覆辙。
高宗是徽宗的第九子，是钦宗的弟弟。靖康巨变中，他不仅父兄被俘，而且亲生母亲与妻子也都落入金人之手。父母、兄长及其他亲属的悲惨命运，理应在高宗心中激起强烈的复仇情绪。不要说贵为天子，即使一般平民遭此厄运，也会奋起雪耻。可惜，做了十年皇帝的高宗，到此时大志全无。近些年虽然对伪齐的态度比较强硬，但实际上只想保住现有地盘。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对金人永久妥协的机会。李纲的中兴之论，在他不过是东风吹马耳罢了。在高宗看来，一个前任宰相，唱唱恢复高调也无妨；一方面可装点一下南宋的门面，另一方面也可构成对金人的心理压力。
因此，李纲的反复劝说，就像石头扔进深潭里，无声无息。高宗那里既不接受，也不恼怒——朕知道你忠心就是了！
这年三月，伪齐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使南宋一下摆脱了近在咫尺的威胁。当月，南宋方面的一员猛将郦琼叛变，率三万人投降伪齐。困窘之中的刘豫大喜，授郦琼以节度使职，两人商议要再次出兵南宋。刘豫新添了羽翼，雄心勃勃，便向金人请求援助。哪里知道，大金方面对伪齐的态度已发生重大变化。原先坚决支持伪齐的金国权臣宗翰已死，新即位不久的金熙宗本来就不大买宗翰的账，对伪齐就更是厌恶了。好几年都搞不定南宋，这使金熙宗深感厌倦；现在又见刘豫跃跃欲试，更是怕刘豫势大难制。他于是产生了废除伪齐、全面与宋妥协的全新战略设想。
随后，金人便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先是通知刘豫：郦琼靠不住，恐是诈降，强令刘豫解散了郦琼叛军。
这时候的刘豫全然不知道金人已经开始对他用计了，仍坐在汴京城里做灭宋的美梦。——早在建炎四年，金人就已占领了汴京，并于绍兴二年，将伪齐的首都从大名迁到了汴京。
此时，金将领完颜昌、完颜宗弼以南下攻宋为名，率军至汴京，将刘麟先哄出城来，一举擒获。而后，金军骑兵一拥入城。
宗弼本是沙场能征惯战的悍将，对付刘豫简直是杀鸡用牛刀，他只带领三名随从，就闯进了东华门去捉拿刘豫。
当时刘豫正在讲武殿练习射箭，宗弻便呼刘豫出来。伪皇帝见主子来了，连忙下殿相迎。宗弼下马，一把拉住刘豫的手，拉扯着走到宣德门，让他骑上一匹瘦马，令军士以刀剑挟持，带出宫城，囚禁于城西的皇家园林金明池。
次日，两员金将对伪齐百官宣读了金帝诏书，宣布废黜刘豫。又派出铁骑兵数千围住宫城，巡逻街巷。对伪齐军队，一律解甲遣散；对伪宫里的宫女，也一律听其嫁人。
一个傀儡政权就这样可悲地烟消云散了。
刘豫惊恐异常，只是哀求保命。完颜昌对他哧之以鼻：“宋帝赵桓（钦宗）离京，百姓哭泣挽留。而今废汝，无一人怜汝，还不自责么？”当年十一月，金正式废除伪齐政权，废刘豫为蜀王。其后把刘豫父子打发到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去呆着，让他们又多活了一些时候。
这一年，李纲仍然密切关注着局势。三月郦琼在淮西兵变，带着自己的队伍，裹胁都督府和庐州的官吏、兵民等共二十万人投降伪齐，这是一件足以撼动南宋边防的大事，但朝廷却无任何补救措施。——事情的严重程度超出了高层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又不肯自我问责，于是就有这种反应迟钝的表现。
李纲心急，上了《论淮西军变札子》，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源在于大将刘光世治军不当。他列举了五条教训，感叹道：“军旅之事，机会之来，间不容发。措置一失，祸患随之，而况五条乎？”
他说，近来士气稍振，国势渐强，眼看就可以定恢复之谋了，可惜淮西军因处置不当跑掉了。他劝高宗：要赶快谋善后之策，思己之过，坚持抗战，不要轻易改变。
他认为：现在有人担心，刘豫得此叛将必会重用；而建康离淮南不远，今后恐怕这一线大概都不得安宁了。其实不然，现在有韩世忠、张浚、扬怡中、岳飞等大将屯兵在前方，兵力数十万，又有长江天堑之险，情况还不至于太糟。
只要措置适当，安抚好将士，“贼马”是渡不过长江的。皇上千万不要为避敌而离临安，因为“车驾一动，大事去矣”。那样的话，立刻就能引发一场全民的大溃逃。
高宗对李纲仍是不断有恩赏。先是因李纲在地方上干满了一年，盗息民安，给他升了金紫光禄大夫。后又因李纲奏淮西事宜“切中事机”，再次给予表扬。同时还给李纲加食邑，增补尚未当官的子侄为官。平心而论，高宗在后期对李纲还是很不错的，大概有悔过、补偿的意思在内。但李纲见高宗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也就不甚领情。这年九月，他把自己在江西所完成的政绩，列出六项清单交给高宗，仍是“请祠”。
李纲在这一时期写的诗，很准确地反映出他此时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很少，只有几首迎送宾朋的诗作，里面不乏“顾我已甘华发老，羡君犹戏彩衣轻”、“ 自惭老病无长策，徒奉藩条牧细民”、“羽书正报淮淝捷，想见胪传设九宾”这样很失意的句子。
是啊！ 前方紧张，他自是夜不能寐；前方大捷，于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痛苦？
这年九月，张浚因对郦琼叛变负有责任而罢相，提举宫观，贬居永州（今属湖南）。台谏有人继续论奏他，穷追不止，还举汉武帝诛杀王恢为例，要求高宗杀掉张浚。
说起来，张浚与李纲的恩怨由来已久。
原本李纲与张浚同气相求，观点是很一致的。当宗泽被排挤出朝，以七十高龄去收拾汴京的烂摊子时，李纲、张浚都去相送。三人在郊外长亭摆酒，各抒报国之志。座中张浚年纪最轻，两位长者都对他寄予厚望。张浚痛泣道：“晚辈誓与金人不共戴天，天地为鉴，此生决不辜负二位先生教诲。”
但后来，张浚出于私怨附和黄、汪，论奏李纲独断专行，导致李纲罢相。但李纲非常赞赏张浚的主战派立场，并未结怨在心。绍兴四年三月，在台谏的攻击下，张浚罢知枢密院事，在福州居住。李纲当时正在家闲住，就专程去探访他，两人相逢尽释前嫌。李纲对情绪低落的张浚多有鼓励。
不久，张浚再次被起用为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升任右相兼枢密院事，便推荐李纲去江西主管军事，同心抗金。
现在，张浚再次下台，连性命都有了问题。李纲便仗义执言，写了札子奏陈利害，认为决不可因一时失误而诛杀大臣。
到十一月，高宗终于同意让李纲休息了，让李纲提举临安府洞宵宫，由端明殿学士李光接替他的职务。李纲特地给李光写了一封信，把各项事务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打道回府了。
绍兴八年正月，李纲回到福建家中，在家乡办起了“义庄”，也就是原始的农民公社，扶助贫苦乡民共同富裕。
这一年，宋金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伪齐垮台，宋金关系有所松动，宋廷趁机派王伦出使金国，要求迎回徽宗的“梓宫”（骸骨及棺材）。
王伦在入见完颜昌时提出，请金国归还占去的陕西、河南之地，两国从此交好。完颜昌欣然同意，让王伦直接去请求金熙宗。当年八月，大金派出使者到江南，正式与宋朝议和。
宋朝这方面，高宗早就得知了王伦传回来的消息，便提拔“金人所喜”的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专主与金议和事宜。
这次金使南来虽有议和诚意，但人家不可能轻易放弃强势地位，而是打算狠狠压大宋一头。他们派出的议和使，不叫议和使，而称“诏谕江南使”。这个奇特的名义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把大宋看成是对等国家，而只看作藩属，所以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二是不说是来“议和”的，而说是来宣谕诏旨的，把大宋当成了臣属。过去，宋被迫对辽对金称“伯”而自称“侄”；在堂堂国书里，起首就自称什么“大宋侄皇帝”。这已经是千古奇耻了，现在则要进一步沦为“江南”，要大宋天子向金主稽首为礼，那还得了！朝中臣僚一片哗然，反对议和者无日无之。枢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反对曲膝称臣。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更是舍得一身剐，上疏请斩秦桧、王伦等，以谢天下。
汉唐以来，若非执政大臣或者言官，不得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而朝臣上书，若皇帝还未批出来，其内容是不能向外泄露的，否则要受到严厉处分。胡诠却不管那许多了：一个八品芝麻官儿，丢了官帽子又能如何？他把奏疏誊写了无数副本，广为散发。另有忠义之士为他的勇气所感染，索性把这个奏疏刊刻成了印刷品，满街张贴。
胡铨的奏疏义正词严，堪称千古“正气篇”。他说：“三尺童子，可谓至为无知，假使令其跪拜仇敌，则怫然而怒。我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难道无童子之羞么？陛下可忍心如此么？“倘不得已而用兵，我军难道必不如敌？今无故而称臣，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沮！”
他表示：“臣虽为枢密院属员，但义不与秦桧等共戴天。因此请求，斩秦桧等人头挂于街头，然后扣押金使，责以无礼，再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振！否则，臣愿赴东海而死，岂能处小朝廷而活耶！”
胡铨，是一条汉子！他的言论字字堪比金石。因为这个上疏，他得罪了高宗和秦桧，立刻被贬，后来又被流放到海南岛上的吉阳军。这份奏疏的内容一公布出来，临安城里立即喧腾如沸！据说“勇者服，怯者奋”，士民日夜议论，几天都不得安宁。后来有人做诗，回忆其轰动朝野的盛况：“百辟动容观奏疏，几人回首愧朝班！”金人闻讯，急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相顾失色，连呼：“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
当时的宰相赵鼎是一位在原则上主张抗战的大臣，但是他不够坚定，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
伪齐垮台之后，其治下军民纷纷投宋，因此绍兴八年初的形势对宋极为有利。当时赵鼎对议和颇为犹豫，便对高宗说：“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宜于进兵。于今议和，恐日后有议论，谓朝廷错失良机。是否召诸大将商议一下再说？”
高宗却自有他的一套思路，坚持要议和。他说：“不必虑此！今日梓宫、太后（高宗生母）、渊圣皇帝皆未还；不和，则无可还之理。”赵鼎不敢再坚持，但也不愿意承担千古罪名，于是表示：议和之事请另择高明。在这个背景之下，高宗才选中了秦桧。
秦桧这个家伙，早先在朝中，曾留有主战派的美名。他在靖康年间作为割地使出使金国，在战乱之中逃离了敌营，跑了回来。其后，立场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向，成了最坚定的投降派。可是当时的他面目还不很清晰，所以，任命他为右相的诏书一下，朝士皆相庆贺，以为朝廷用人得当！
就这样，将士们在前线的流血牺牲，再次成了和谈的砝码。在命运为南宋敞开了收复失地的大门时，高宗又一次选择了走向屈辱。他这样做，是不是出于一个长期流行的说法——怕恢复失地、迎还二圣之后，他自己的皇帝就做不成了呢？
否！
当时被拘在五国城的“二圣”，其实已只剩下“一圣”。这一圣即使被放回来，也不过是政治僵尸一具，不可能对高宗的皇帝位置构成威胁。而且，主战也并不是钦宗能回来的必然因素。
因此我认为：高宗之所以胆小，没有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胆小鬼！在高宗的坚持下，从绍兴八年的年初起，议和就成了南宋的基本国策，无法逆转了。
回到故乡的李纲，听到金人欲将大宋降为“江南”，也不由愤然，写了洋洋五千字的《论使事札子》，其风骨与胡铨一般无二。他在札子里直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