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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屡建战功。建炎二年正月，金人来犯，宗泽以妙计大破之，打得金人溃不成军，辎重尽弃。自此宗泽“威声日著，北方闻其名常尊惮之，对南人言，必曰宗爷爷”！
宗泽见形势有所好转，便一连上疏二十四道，力劝高宗还京，以图恢复。可惜的是高宗对此完全不理睬，朝中的投降派也对他忌惮得很。可怜老将军不仅恢复大计难以实现，他本人还受到了投降派的监视，不得施展。
宗泽积忧成疾，疽发于背，于六月末不幸病倒。汴京军民闻讯，无不忧心。
诸将到病榻前问候，宗泽自知不起，叮嘱道：“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诸将皆流涕拜曰：“敢不尽力！”
众人退出之后，宗泽想到山河残破，壮志难酬，不禁泪水盈眶，吟出了一句杜甫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翌日，也就是七月初一日，风雨昼晦，暗无天日。宗泽再无他言，只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呼罢，伸臂怒目而逝。声声泣血，神人共悲！噩耗传出，城中军民顿时哭声震天。
宗泽死后，他生前聚集的二百万义兵，因为对朝廷不满，全无斗志，很快也就解散了。
如此，南宋苦撑的局面越发艰难。
绍兴二年初，李纲又出山了。这一年，李纲年届五十，到了“知天命”之年，他的次子又给他添了一个孙子。
这次出山的原因在于：钟相死后的大楚义军越战越勇，屡败官军，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均大乱。二月八日，高宗不得不起用李纲来“灭火”了，他任命李纲为观文殿学士、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并令李纲从广南两路筹集军饷。
李纲随即建议道：“广南素号薄瘠，米谷不多，财用缺乏，加之朝廷连年征税，大觉困匮”，不主张在两广多筹军需。
闰四月初，高宗派了内侍前往福建抚慰李纲。当月二十四日，宣抚使司开司办公。
这时，李纲得到广东经略安抚使的情报，说是义军曹成部由湖南进抵广西贺州，并派兵打到了广州附近的怀集县，而广南东路的将兵经过损耗，已“不满千人”。他上奏说：“万一广州失守，其余州郡多无城池，肯定望风奔溃，其害不可预料。”他要求朝廷速调大将韩世忠应援广东。
李纲的屡次告急，引起朝廷重视，急调岳飞部前往广西击曹成，大败曹成于贺州，使广州转危为安。
此外，李纲在任上，还为广州百姓做了另一件好事。
早在绍兴元年，广东当地爆发了“广贼邓庆、龚富围南雄州”之乱，因广东兵力单薄，朝廷曾调江西副钤辖张忠彦率兵二千余人赴广东。李纲任湖广宣抚使后，张忠彦在广州“胁制州县，供应以万计，一路为之震扰”。并且这个张大帅居功自傲，拒不受李纲节制。李纲闻讯，在赴任途中即奏准，由枢密院行文，令该军回江西。但是张大帅又推托未接到公文而不肯开拔。李纲抵达长沙后，上奏道：“张忠彦现在广州招纳亡命，在军中日夜谋议，恣为不法，愈见狂悖。”但是骤然除去张忠彦容易引起兵患，因此朝廷也有所顾忌。李纲察知张忠彦有想当知州的意图，便推荐张忠彦为知岳州（今湖南岳阳），把张调离广州，待到湖南后再将他除去，为广州免去了一场可能的兵乱。五月六日，李纲起行。刚一入湖南境内，他就加强了防卫措施，迫使义军曹成部七万人离开湖南地界，又劝降了步琼、王进等五万余众。湖南自此全境平安，流民归业。
当年十一月，朝廷又令李纲为主帅，统领本部及解潜、刘洪道、程昌禹等四路大军，进剿义军。
但是还没等各路大军集结好，李纲忽然又被罢免。
这又是因为有人论奏而被罢，高宗不知道怕的什么，把荆湖广南路宣抚司撤销，唯给李纲剩下了一个湖南安抚使的职务，也就是仅领湖南一路的军事。
这也许是怕李纲声望再起、闹得朝廷再次尴尬。
这是典型的好人不得好报。其实李纲这次在湖南主军政，显示出非凡的才干，为当时的朝廷解了不少忧困。
长沙也是个兵火连年的地方。早年间李纲曾路过这里，印象中是个繁华都市，“烟雨蒙蒙十万家”；可是现在那些华丽屋宇只剩下一些残砖碎瓦了。
李纲在赴任途中，看到田野满目荆棘，一路人烟稀少，空有山川，不禁伤怀。他下得车来，招呼父老问话。
父老们未曾开口，就已涕泪横流，他们向李纲诉说：自从金人进犯长沙以来，这里就是连年巨寇如麻，血流成河。
更让百姓们不堪忍受的是——
盗贼纵横尚可避，
官吏贪残不堪说。
挟威倚势甚豺狼，
刻削诛求到毫发！
朝廷远在九重天上，哪里能知道这些民间疾苦？派来了解民情的大员，也因纵容地方官而失察不报。
李纲听了这些哭诉心如刀搅。
他到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行文各州县，要求尽罢对民间过分的征缴，严惩奸滑官吏。其中的巨蠹大恶一定要下狱追究，要把这些危害国家的“社鼠城狐”一扫而光！
李纲来到长沙，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年纪，奋身忘我，投入了剿贼安良、重建地方的工作。
他向四路军民宣示朝廷威德，依次平定“诸盗”，收编了起义军精锐一万二千人，配属地方军，大大增强了各地的治安力量。他还针对湖南没有水军的弱点，创制了先进战舰数十艘，招募和训练了水军三千。
他创制的战舰上下三层，两侧有轮，以人力踩动，行驶如飞。绍兴三年二月十八日，李纲在长沙清湘门检阅水军，“旌旗戈甲一新，观者如堵”。湘人从来没见过这个，都叹为鬼斧神工！李纲也是豪情大发，看见满眼旌旗风浪里，才觉得守不住荆州的刘景升，真是与鸡豚无异！
在他的治理下，荆、湖、两广四路从满目疮夷到安稳如山，不到半年就换了一个天地。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测。到了绍兴三年三月左右，连湖南的军事也不让李纲管了，给了他一个提举西京（洛阳）嵩山崇福宫的虚衔，又让他回老家待着去了。
这次李纲的起复时间不算短，但是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李纲自靖康以来，两次主政，担负的都是整个国家的抗金大任，其地位之高，可以左右国家决策；但这一次，高宗只是让李纲参与地方平乱，不敢再让李纲涉及抗金大事了。
李纲的信念之坚定与威望之高，高宗都领教过。高宗宁肯被金人追得狼狈不堪，也不想再让李纲的意志左右朝政。
免职就免职，李纲还是像以往那样宠辱不惊，从醴陵取道江南，游览了武夷山之后，才回到福建老家。
李纲离开长沙的时候不仅将士感恩，老百姓也不分老幼，拥轮不舍。李纲此时也是伤感。他本来希望高宗对他就像魏文侯赏识乐羊那样，用而不疑，但是不成。眼下这样子，“大将呼来如小儿，片言罢去复何疑”——还有什么可说？说了能有什么用？
他想：才干仅及李牧、廉颇就已连遭诋毁；假如功高似韩信、彭越，那岂不是有杀身之祸了？
不过，转念他也就释然了，山林之趣，本是久已向往，此去正好遂了心愿。一离长沙，他便写下“鱼归江海身方适，鸟出樊笼意已舒”的诗句，又是一腔好兴致了！
归路上，他看见烟雨中农家已有新犁破土，心中大感安慰。只想着赶回去，要与昔日老友相聚，共约老于林下了。
绍兴四年，在李纲晚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家族则是人丁兴旺。这年七月中，他的第三子又给他添了个孙子。
而在江淮前线，这一年却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光彩之年。当年的五月，已升至蕲州、舒州制置使的岳飞，率部北上讨伐伪齐，连克数城。伪齐刘豫顶不住，向金求援。金与伪齐联军于十月，分道渡淮，大举来攻，此时，朝中主战派舆论已占上风，高宗在主战派官员的鼓动下，也有了相当的胆气，于十一月初下诏讨伐伪齐。他亲率六师（禁卫军），进驻长江一线，准备渡江亲征。宋军各路将领韩世忠、王师晟、张琦、岳飞等，在江淮各战场上连战皆捷！
实践屡次证明：两军对抗中，大宋只要态度强硬，金军劳师远征，群众基础又不好，一般是持久不了的。这次，在宋军的攻势下，金军率先撤退，伪齐军统帅闻讯也慌忙抛弃辎重，连夜奔逃。
在战争之初，李纲不能安坐，上了《捍御三策》，为前线战事出谋划策。其中关键一条是：“伪齐悉兵南下，境内必虚。倘出其不意，电发霆击，捣颍昌（今河南许昌）以临京畿，彼必震惧还救，王师追蹑，必胜之理。”
十一月初六日，他在家乡得到高宗圣旨，圣旨说：“以公所陈，皆当今急务，已付三省与枢密院实施。”不久，又有褒扬令下来，表扬了李纲的忠诚和睿智，说他的“三策”是料敌于千里之外的超级谋略。随后，李纲又写了更详细的实施方案交上去。
绍兴五年的正月，高宗下诏，问李纲咨询有关边防事宜，李纲奉命，写了六条呈上御览。
二月，高宗起复李纲为观文殿大学士。七月，又给李纲亲笔写了褒扬令，内有“首陈三策，恰为退敌之机；继上六条，实乃经邦之略。虽在休闲之中，不忘报国”之语。
看来，高宗在大捷之年，又想起李纲这位老主战派的好处来了。果然，到十月六日，有诏下，任命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这是李纲晚年第二次被任命为地方大员。这次的任职地靠近临安，是首都的屏障，官职虽然不如上一次显赫，但地位却更重要一些。可是两次任职之间，已有两年多的时光过去了。前线打得轰轰烈烈，却让一个心怀大志的老臣在家里赋闲，如此反差，情何以堪！命运对待李纲未免过于残酷了！
有一种精神千秋万古不灭
应该说，在南宋的初年，一直到绍兴十年，关于南宋以何种对外策略立国的问题，朝廷始终处在战与和的摇摆之中。高宗本人也一直是对国事抱着苟且态度。
对于恢复失地高宗不敢有妄想；但面对金人的咄咄逼人，他又深感屈辱。且金人周期性的入侵，也使得南宋常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无法向国人交代。
多年赋闲在家的李纲，在深山老林里也并未忘记国仇。对于南宋这个多难之邦，他是一个头脑极为清醒的“国医”。
绍兴五年时，李纲曾应高宗垂询，上过一道奏章，对南宋的国防之弊有过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大宋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所致。
李纲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朝廷一味采取的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他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
他建议，朝廷应将淮南、荆襄建成东南的屏障，在两淮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有了这些措置，则大宋中兴之期，指日可待。
可惜，这些透彻之论不可能入高宗之耳。
这位胆小皇帝即使偶尔挺起了腰板儿，也是为挣脱一时的困境，从来没有收复幽燕之志。
既然如此，李纲的苦口婆心也就完全无用。
绍兴六年正月，李纲在赴洪州之任前，应召前往临安行在，高宗要见见他。
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一日之内，三次召对。李纲不失时机，分两次递进三个札子，纵论国事，催促高宗拿出点儿祖宗的勇武之概来，进兵江北。高宗对李纲当然已全无猜疑，但是仍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对“恢复”二字没有任何兴趣。
四月一日，李纲到了洪州上任。
这一年，又是南宋的好年景。十月，伪齐感觉宋军有可能大举渡江，于是纠集三十万民兵，分三路南下，准备与宋决战。开战前，刘豫担心实力不够，向金求援，但大金君臣已开始厌恶伪齐的无能，不愿意出手相助。
刘豫无奈，只得硬着头皮，让自己的儿子刘麟、侄子刘猊等率军击宋，结果又是大败。
李纲在战事紧张时，又有《论击贼》等两道札子呈上，献计献策，而高宗照例又是下诏表扬。
在洪州的这一年，李纲可是没有闲着，他积极赈济饥民，招抚流亡，增补军额，修建营房，催发钱粮，招捕盗贼，忙了个不亦乐乎。为长远计，他还募集工匠造了战舰数十艘，以巩固江防。
到了绍兴七年，洪州已经治理得像模像样，高宗又再次表扬。李纲对高宗的用人心理，摸得透透的。这种“大材小用”式的用法，不是大气君主之所为，李纲甚为失望。管理江西一路，他当然不会敷衍，但是他也不屑于长期给高宗充当这种“救火队员”。
年初，李纲看到边疆无事，用不着他在洪州继续张罗了，就准备“请祠”。所谓请祠，是大宋官员的一种退职请求，即：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给个“提举宫观”的虚职回家养着。
在这期间，李纲的老朋友、左司谏陈公辅，以辨冤为由，向高宗提出辞职。陈公辅在靖康年间被李邦彦等人诬为煽动“民众闹事”，至今犹未昭雪。如今时过境迁，陈公辅觉得，如果不采取较为激烈的行动，在有生之年怕是要永远说不清了。李纲紧跟着也提出“请祠”，算是对老朋友表示了一种声援。李纲说：“臣当年遭谤尤甚，虽蒙渊圣皇帝下诏澄清，宣示四方，但仇怨者至今以为借口。”
高宗不愿翻这个陈年老账，只是下诏不允李纲辞职，并安慰了一下：“伏阕之往事皆无根之浮辞。朕力排邪议而用卿，卿也请守夙心而自信，无虑人言。”
这一年初，道君皇帝赵佶在两年前病死的消息传到朝廷，高宗给道君上的庙号，就是“徽宗”。
徽宗在做了俘虏后，一路迁播，颠沛流离，辗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