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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的诡异气氛颇为吻合。
弗兰克，这位只以一本《美国人》（1985，法国Delpire出版）就奠定大师地位，而与布列松分庭抗礼，成为各执报道摄影两大派别之牛耳者，自然在影史上是个不可捉摸的异数。
他的创作生涯极短，前后只有十年（1948—1958），而完成《美国人》这本划时代巨作的时间更短——只有两年（1955—1956）。然而他的每一张照片都像一枚炸弹，把传统的摄影法则都炸碎了。他拍摄的手法极其随兴、草率，品质极其粗糙，焦距也不很精准，构图也极不稳定——换句话说，充满了缺憾。然而正由于这股“缺憾”的特质，才完全反映了作品的内容——破碎的美国、孤立的美国人、无情的人间、绝望的年代。
至于弗兰克在声誉日正中天之际，毅然放弃摄影的真正原因，始终没有较合理的解释。不过有一件巧合的事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当他的一架使用多年的莱卡相机丢掉时，他就干脆把其他相机也锁在储藏室里，与静照挥手告别，次年（1959）发表了一部电影《拉扯我的雏菊》。也许从电影中得到了创作的满足吧，弗兰克从此很平均地每两年出产一部影片，而在摄影圈内销声匿迹。直到这批新照片出现之前，大家都以为他绝对不会再发表静照了。
我们很难理解弗兰克再度露脸的真正用意，他到底打算东山再起呢，还是兴之所至地玩那么一票而已？不管怎么样，弗兰克又在影坛上掷下一枚炸弹，这次的威力更大，令人不得不重新对他注目——罗伯特·弗兰克宝刀未老。
罗伯特说弗兰克
1924年10月9日出生于瑞士苏黎世的弗兰克，是个极不愿谈自己的人。在当代大师之林的专集里，不管是哪一本，文字介绍篇幅最少的一定是他，甚至连自己唯一的《美国人》影集，也只请了好朋友——“垮掉派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写了千字不到的序文，其中有关他个人性情的描写，我们几乎只能找到这么可怜的一句：
罗伯特·弗兰克，瑞士人，不碍事，友善，带着可单手举起并按快门的小相机，吸吮着一首美国的哀诗，映在底片上，足与世上的悲剧诗人齐名。
他的年表更是奇特，一定注明着“弗兰克说弗兰克”——法文版，或“弗兰克写自己”——美国版，更特别的是其中还有很大出入：
美国版：1947年前往美国，1950年在纽约结婚；
法国版：1950年前往美国，1954年在纽约结婚；
美国版：1955年出版《美国人》；
法国版：1958年出版《美国人》。
连自己写的生平都有这么大的出入，实在叫人无从捉摸。不知道他以后出的其他版本又会是怎样的说法？笔者就两个版本综合得到下面的答案（不知是否无误）：
弗兰克的第一任太太名叫玛丽，生有巴比罗和安德烈两子。
1960年（三十六岁）那一行这么写着：“决定把我的相机放在储藏室。观察够了，猎取够了，也捕捉够了（有时）。什么是‘黑’？什么是‘好’？上帝在哪里？我拍电影去了。如今我得和经过镜头前的人说话。这并不容易也做得不特别成功。”
1969年（四十五岁）：“玛丽和我分居了……生活舞蹈在……琼和我去住在Nova Scotia（注：在加拿大）——一条路的尽头。我们盖了间房子，俯瞰海洋，我花很多时间往外看。相机仍在储藏室。我等待。”
1974年（五十岁）：安德烈于12月28日因飞机失事丧生。
1975年（五十一岁）：“在加州有份工作：教书。琼和我结婚，现在我们回到这儿，俯瞰着冰冻的水面。活着不是很美妙吗……正在拍一部电影，有关一群在岛上简陋小屋里的人们，赤手空拳谋生存，而冬天就要到了。岛顶端的灯塔看守人正讨论着气候，以及以前的气候……我母亲把我有时忘在一旁的照片整理并保存起来，我要感谢她在我还是刚起步时就对我满怀信心。”
英文版到此结束，法文版还有1977年、1978年等有关电影制作的记事。以上短短的追忆就是弗兰克认为生平中最值得一提的事了。也只有怪杰如他者，才会这样说自己，充分反映了他那不与世俗妥协的性情，这种性情也在作品中表现了出来——向传统挑战、批判世俗道德。
黑？好？上帝在哪里？
弗兰克不只在视觉影像上掀起革命，他之所以重要，更在于他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做了最深刻的批判，而与“垮掉的一代”等地下文学的精神互相应和。
No.1 伦敦，1950
No.2 巴黎，1950
No.3 伦敦，1951
No.4 巴士，1955—1956
在转向报道摄影之前的弗兰克，曾受当代最重要的艺术指导阿列克谢·布鲁多维奇的指导而替Harper's Bazaar杂志拍照。很快他就厌倦于名杂志和经纪人的僵化要求，而于二十九岁那年，与爱德华·斯泰肯前往欧洲，为“战后欧洲摄影家”的大展览挑选照片。回美后，他申请了古根海姆基金会9的奖助，由于得到伊文斯的帮助，他成为第一个获得此奖助金的欧洲人。有了财物的资助他便开始旅行整个美国，并且以空前的手法记录了绝望时代的孤立形象。
在弗兰克的照片里，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事物都是他表现的题材，如自动点唱机、空房里的电视、电梯门口一瞥、马路汽车……美国对他来说是由孤立的个人所组成的，人们对周遭的一切感到焦虑不安，遗失在个人的世界里——所谓的工业奇迹——并深为所苦。
他反对布列松的“决定性时刻”哲学，认为“摄影不该记录无所谓的刹那，摄影不必要攫取情绪最高涨的瞬间”，而采用十分不经意的手法去拍照，开创了即兴摄影的新领域。
有人批评弗兰克丑化美国人，无情地拆穿了“美国梦”。不过肯定他的人却这么认为：
弗兰克表现了社会的分裂、人类的孤立，但在绝望的脸孔中，人人有他的尊严与高贵，他的照片是对生活的肯定，出自爱，而不是恨和幻灭。
无可否认，弗兰克的即兴技巧完美地构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从他的照片上，我们可以隐约感觉到伊文斯的影响——对世俗对象意义的了解和构图的平实感，以及勃兰特的启示——超写实、诗意和记录性的手法。这两种极端的风格，在弗兰克身上有很巧妙的汇合。他曾这么为自己的作品下过莫测高深的注脚：
黑与白是希望与绝望的影像。
什么是黑？什么是好？上帝在哪里？这些问号在弗兰克的照片中一一被提出，最后希望与绝望结合在一起，成为和谐的黑白影像，令人从无可寄望的宿命中觉醒，勇敢地接受现实，并向命运挑战。弗兰克的东山再起，就是明证。
No.5 新泽西，1955—1956
No.6 酒吧，1955—1956
No.7 日安大师，1974
No.8 马里布，1981
威廉·克莱因
William Klein
1928——
摄影不是绘画。绘画是构图、修饰、改变，
该减的要减，该加的要加；而照相就是一下，
有或没有就是那么一下，死了或活着就是“砰”的一声。
William Klein威廉·克莱因1928—
重见天日的摄影怪杰
近年来，世界影坛最热门的人物，要数威廉·克莱因这位怪杰了。说他怪的理由十分充分，我们只需要举几个例子就可明白：
他是个早期抽象派画家，一度还颇有名气。他的老师就是鼎鼎大名的费尔南·莱热（1881—1955）；
他是个出名的政治电影工作者，集制作人、导演、摄影……诸工作于一身。制作过的十八部片子，由16mm到35mm不等，黑白、彩色都有，长短也从十二分钟到三个钟头不等，其中的一部《自由先生》（35mm彩色，120分钟，1968），还引得法国内政部下令要将他驱逐出境，经由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签署抗议书向政府申告，才保住其居留权，并解除影片上演的禁令。直到目前为止，法国电视台还有一道政府手谕——永远不准克莱因参与节目的制作。
他是个狂到极点的人，专干反权威的事。尽管他很佩服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照片，却对其“决定性时刻”的理论斥之如狗屎。他是个倒霉鬼，也是个走运者，20世纪50年代就在拍照，却完全没受到理会。原因是当时全世界都在流行布列松的风格，而克莱因故意反其道而行，只要布列松主张什么，他就反抗什么，因此使他的照片没有人看，也没人要登。直到克莱因觉得“自己的拍照行为已经成为笑话了”，就放下相机，再也不拍了。1981年，不知怎么回事，纽约现代美术馆心血来潮为他举行了大规模的回顾展，而全世界的所有刊物，都跟着大篇幅争相刊登他那些完全被遗忘的照片，一下子将他捧上了天。
笔者也是在完全不晓得有这么一个人的情形下，在前后几个月之内，分别由日本的《每日摄影》、瑞士的Camera、法国的Zoom、美国的Camera35、Aperture、意大利的Igrandi Fotograf等刊物同时接触到克莱因的作品，才晓得这位重见天日的摄影怪杰及其独具一格的摄影风貌。他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末全世界最走红的一位摄影家，由无人知晓一跃而成为超级明星。
街头景象的启示录
复活的克莱因曾出过四本销路极差的影集：《纽约》（1956）、《罗马》（1958）、《莫斯科》（1964）、《东京》（1964）。从书名就可知道克莱因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市人的生活景象。他的摄影自始至终，就是街头人生。
街头摄影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成为影像表达的主流，摄影家们争相在人生的万花筒中，旋转出一个自己中意的图像来。克莱因的街头照片，能从尘封到被重新认可，是有其缘故的。他的表现手法，可以说是摄影史上最为特立独行的，是一种在精神恍惚下的视觉影像，摄影者如同被别人催眠，而被摄者又如被摄影者所催眠一般，大家都在梦游，进行着复杂而意义不明的交往。
克莱因的街头众生相，有一股强烈的攻击性，仿佛他随时都要在原本宁静的人群中，制造暴动事件一样。他的这种表现手法，被布列松批评为：“整个都搞错了。”
“对”或“错”在克莱因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在意的，是要彻头彻尾打破所有习以为常的摄影规范。他是一个意图明显而表达直接的快门狙击手，他不只是按快门留住影像，照相机在他的手中变成武器，拍照对他来说是扣住扳机射击别人的一种行为。瞄准、射击。砰！砰！砰！克莱因这位神枪手终于熬出头了。他的射靶——幕幕街头的骚动画面，被喻为“影像的启示录”，启开了原本隐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本性。所有人看起来都是疏离的，不能接受别人，也不能被别人所接受；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苦闷的时刻，而克莱因让他们在面对相机时，同时展现出来。
自我放逐的艺术家
克莱因出生于1928年的纽约，他的父亲曾拥有一家服装店，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因为经济不景气而破产，自此克莱因的父亲就靠销售保险给有钱的亲戚维生。
克莱因从小就面对富有的亲戚，过着极度穷苦的日子，孩提时代就充满被摒弃的感觉，也因为这样养成自我放逐的性格。
十四岁的时候，极度聪明的克莱因成绩优异，提早三年从中学毕业，进入纽约市立大学。在毕业的前一年，他决定放弃学位而加入陆军。这是他自我放逐性格的首次显露，他很高兴自己的选择：
那是一段好日子，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远离家庭，不必和女孩子约会，我享受这种生活。
1948年，他刚满二十岁就离开美国，把自己放逐在巴黎，过着艺术家的流浪生活。
克莱因先是在巴黎的Sorbonne学习绘画，并拿到学位，娶了同年龄的法国女子为妻。当时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