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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结婚之后不久她就离开了他。因为她宗教信仰的关系，他们根本没有离婚的可能。
“要我说，”博伊德·卡灵顿坦诚地说，“这对于那个人渣简直太方便了。虽然他总是不怀好意，但已婚这个背景却让人看起来十分可靠。”
对于我这样一个父亲来说，这实在是令人安心的消息！
枪击事故发生后的日子，表面上十分平静，我内心的不安却与日俱增。
勒特雷尔上尉大多数时候都在妻子的病房里陪伴。来了一个护士照顾病人，克雷文护士因此得以继续照顾富兰克林太太。
虽然我毫无恶意，但我必须要说，我发现富兰克林太太似乎对自己不再是“首席”病人这一事实十分不满。对于已经习惯了人们将自己的健康作为每天主要话题的富兰克林太太来说，众人对勒特雷尔太太的关照显然令她十分不快。
她躺在摇椅上，双手垂在身侧，抱怨自己感到心悸。没有一样食物合她的胃口，而她每索取一样东西都表现得好像做了很大的让步。
“我不想抱怨，”她哀怨地对波洛说，“我为自己糟糕的身体而惭愧。总是要让别人伺候我，真是太难堪了。我有时觉得身体不好真是一种罪过。如果一个身患疾病的人还要点脸面，就应该明白自己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静静地走开。”
“啊，不要这样说，夫人。”波洛还是一如既往地殷勤，“娇嫩的异国花朵需要温室的照顾——它无法抵御寒风。只有野草才会在寒冷的空气中旺盛地生长，但野草不能因此而得到人们的喜爱。您看我——身患重病，活动受限，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生命。我热爱我现在的生活——食物、饮料以及智力上的乐趣。”
富兰克林太太叹了一口气，喃喃道：“啊，但您不一样。您只需要考虑您自己就可以了。我还要考虑可怜的约翰。我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给他添了多大的麻烦。一个身患疾病、毫无用处的妻子，简直就像拴在他脖子上的一块磨石。”
“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那样说过您。”
“哦，不是他那样说过。他当然不会那样说。但可怜的男人啊，他们是藏不住心事的。而且约翰并不擅长隐藏自己的感情。他当然没有任何恶意，但他——嗯，这对于他来说也许反倒是一件好事，他是那种不太敏感的人。他没有感情，并且因此希望其他人也跟他一样。能像他那样生来就厚脸皮真是太幸运了。”
“我觉得用厚脸皮这个词形容富兰克林医生是不合适的。”
“是吗？哦，您毕竟没有我了解他。当然我知道，如果不是有我的话，他会过得更加自由。有时我简直压抑极了，恨不得了结这一切。”
“哦，别这样，夫人。”
“毕竟我对别人有什么用呢？摆脱尘世，归于虚无……”她摇摇头，“那样约翰就可以自由自在了。”
“胡说八道，”克雷文护士听了我向她转述上述对话时是这样评价的，“她才不会干那种事呢。别担心，黑斯廷斯上尉。别听她好像要去死似的说什么‘了结这一切’，其实她根本没有那样的意思。”
我必须说，当勒特雷尔太太受伤引起的兴奋消散，克雷文护士也重新回到她身边之后，富兰克林太太的精神确实好了很多。
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早晨，科蒂斯带波洛下楼，来到实验室附近的山毛榉树下。这是他最喜欢的地方。树林遮住了东边吹来的风，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感觉不到一丝凉风。对于厌恶大风和新鲜空气的波洛来说，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其实我觉得他更喜欢待在室内，只有在裹得严严实实的时候才能忍受室外的空气。我去找他，刚到地方就看到富兰克林太太从实验室里出来。
她穿着十分得体，看起来神采奕奕。她说她要陪博伊德·卡灵顿去看房，并对花布的选择提出建议。
“昨天我跟约翰说话的时候把手包落在实验室里了。”她解释说，“可怜的约翰，他和朱迪斯开车去泰德卡斯特了——好像是去买什么化学试剂。”
她坐在波洛身边的座位上，表情滑稽地摇着头。“可怜的人们啊——我真庆幸自己没有科学家的头脑。在这样一个好日子里跑去买化学制剂，真是太愚蠢了。”
“你这话可千万别让科学家们听见，夫人。”
“当然不会。”她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转而静静地说，“波洛先生，您可不要以为我并不尊敬自己的丈夫。我很敬重他的。我认为他献身于事业的精神是——很伟大的。”
她说这话时声音颤了一下。
我脑海中闪过一丝怀疑：富兰克林太太似乎喜欢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一刻她又成为忠诚而崇拜英雄的妻子了。
她向前探身，诚挚地把手放在波洛的膝盖上。“约翰，”她说，“简直是个圣人。有时他让我感到非常害怕。”
在我看来，用圣人这样的词形容富兰克林是言过其实，但芭芭拉·富兰克林眼睛泛着泪光继续说道。
“为了增进人类的知识，他会做任何事——冒任何风险。这不是很伟大吗？”
“当然，当然。”波洛连忙说。
“但有时候，您知道，”富兰克林太太接着说，“我是有点儿害怕他的。我是说他愿意付出的努力。就拿他现在正做的那个可怕的豆子实验来说吧，我担心他会在自己身上试验。”
“他当然会谨慎行事的。”我说。
她摇摇头，脸上现出一丝苦涩的微笑。“你不了解约翰。你听说过他有一次做气体实验的事情吗？”
我摇摇头。
“他们当时想研究一种新发现的气体。约翰自告奋勇参加实验。他们把他关在一个罐子里长达三十六小时，然后测量他的脉搏、体温和呼吸，以证明这种气体有何效果、对人和对动物的效果是否相同。后来一位教授告诉我，那个实验风险非常高。他很可能干脆就死在里面了。但约翰就是那样的人——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难道这样的人不伟大吗？我可永远也做不到他那样勇敢。”
“的确，要冷血地做这些事情，”波洛说，“需要极大的勇气。”
芭芭拉·富兰克林说：“是啊，没错。我为他感到骄傲，但同时也为他担心。因为您知道，实验过了某个阶段之后，就不能还用豚鼠和青蛙了。必须获得人体反应的数据才行。所以我才担心约翰会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恶心的神判豆，造成什么不好的结果。”她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但我每次表达我的担忧，他都笑话我胆子小。他真的是个圣人。”
这时博伊德·卡灵顿走了过来。
“嗨，芭布丝，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比尔，正等你呢。”
“我希望这一趟不会让你太辛苦。”
“当然不会。我今天感觉比哪天都好。”
她站起身，甜美地对我们俩笑笑，然后陪着身材高大的卡灵顿走过草坪。
“富兰克林医生，当代圣贤——呵呵。”波洛说。
“她的态度变化真是大，”我说。“不过这位夫人本来就是这样吧。”
“哪样？”
“喜欢扮演不同角色。一会儿是受人误解、受人忽视的妻子，一会儿是自我牺牲、不愿拖累所爱之人的痛苦女性。今天她又成了崇拜英雄的贤内助。问题是所有这些角色都有点儿过火。”
波洛若有所思地说：“你是不是觉得富兰克林太太有点儿傻？”
“唔，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她的头脑也许真的不是很灵光。”
“啊，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那你说我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的？”我反问道。
波洛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张开嘴，闭上眼，看看仙女会给你送来什么——”
我没来得及回答，就看见克雷文护士匆匆穿过草坪向我们走过来。她向我们露齿一笑，开门进了实验室，然后拿着一双手套从里面出来。
她快步跑向芭芭拉·富兰克林和博伊德·卡灵顿等着的地方，边说着：“先是手包，然后又是手套，总是会落下什么东西。”
在我看来，富兰克林太太是那种极不负责任的女人。这种人永远会落东西，她们的东西甩得到处都是，并且认为别人给她们捡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我甚至觉得她以此为荣。我不止一次听她不无骄傲地嘟囔说：“当然，我的脑子就像漏勺一样。”
我坐在那儿看着克雷文护士穿过草坪，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她跑得很快，她的身躯很有活力，并且平衡感极佳。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子肯定受够了那种生活。我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专业护士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只是拿东西、提东西。而且我不觉得富兰克林太太有多么体贴或者善良。”
波洛的回答特别令人恼火。不知什么原因，他闭上眼睛轻声说着：“红褐色的头发。”
克雷文护士的确长着红褐色的头发，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波洛偏要选在这一刻提这件事。
我没有应声。
。
第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午餐前的一段谈话让我有些许不安。
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朱迪斯、我、博伊德·卡灵顿和诺顿。
我们当时正在讨论安乐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不过我不记得这个话题是怎么提起来的了。
博伊德·卡灵顿自然是主要发言者，诺顿时不时插句话，朱迪斯一言不发，不过一直认真听着。
我表示虽然表面上安乐死应该获得支持，但实际从感情出发我还是有所抵触。我还提出，安乐死会赋予当事人亲属过大的权力。
诺顿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只有在长期患病无法治愈，患者本人愿意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安乐死。
博伊德·卡灵顿说：“啊，但是这样就很奇怪。当事人真的会像我们说的那样愿意‘了结自己的痛苦’吗？”
然后他讲了一件他说是真事的故事。男主角身患癌症无法手术，整日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祈求大夫帮助他“结束这一切”。医生回答说：“我不能那样做，伙计。”医生离开之前留了一些吗啡药片，并小心告诉患者什么样的剂量是安全的、什么剂量会有生命危险。虽然患者可以轻松地拿到这些药片，并按照致命剂量服用，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样足以证明，”博伊德·卡灵顿说，“无论一个人嘴上说什么，终归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时朱迪斯第一次开口发言。她的语气充满活力，也很突然。“他当然会那样做，”她说，“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由他本人来决定。”
博伊德·卡灵顿问她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任何因疾病而虚弱的人都没有做出决定的力量——他们根本不能做任何决定。必须由别人替他们决定。爱他们的人有责任为他们决定。”
“责任？”我突然问道。
朱迪斯转向我。“是的，责任。那些头脑清醒、可以负责的人。”
博伊德·卡灵顿摇摇头。“做完决定之后就以谋杀罪被关进监狱了？”
“不一定。不管怎么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应该冒这个险。”
“可是你看啊，朱迪斯，”诺顿说，“你提议的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责任。”
“我不这么认为。人们只是太害怕负责了。如果是宠物狗遇上这样的情况，人们可以承担责任，为什么换成人就不行了呢？”
“呃——这两者很不一样吧？”
朱迪斯说：“是很不一样，人的生命更重要。”
诺顿低声说道：“你这话真让我不寒而栗。”
博伊德·卡灵顿好奇地问道：“这么说来，你会冒这样的风险，是不是？”
“我觉得我会。我不害怕冒险。”
博伊德·卡灵顿摇摇头。“那样做没用的，你知道。你不能让所有人都将法律攥在自己手里，决定别人的生死。”
诺顿说：“其实，博伊德·卡灵顿，大多数人是没有胆量冒这个险的。”他微笑着看着朱迪斯，“我可不信你遇上这样的事情时真的会像你说的那样做。”
朱迪斯从容自若地说：“当然，这种事谁也说不准。我觉得我应该那样做。”
诺顿轻轻挤了一下眼睛，说：“如果是无利可图的事，恐怕你也不会那么坚决吧。”
朱迪斯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严肃地说：“那只能说明你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我有——如果我有任何私人的考虑，我根本就不会那样做的。你们不明白吗？”她对着我们所有人说，“这件事必须完全排除个人的考虑。你必须十分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只有这样你才能承担起了结一条生命的责任。必须做到完全的无私。”
“不论怎么说，”诺顿说，“你肯定不会那样做的。”
朱迪斯坚持说：“我肯定会的。首先我并不像你们那样认为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健康的生命、没有用的生命——都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个世界上废物太多了。只有那些能给社区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有生存的权利。而余下的人，我们应该让他们毫无痛苦地离开。”
她突然转向了博伊德·卡灵顿。
“你同意我的说法，对吧？”
他慢条斯理地说：“原则上是的。只有那些有价值的人才配得起生存。”
“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也会把法律抓在自己手里吧？”
博伊德·卡灵顿慢慢地说：“也许吧。我也说不清楚……”
诺顿轻声说：“很多人都会同意你的这套理论。但真正做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不合逻辑。”
诺顿不耐烦地说：“当然。这其实是个勇气的问题。说白了就是没有这个胆子。”
朱迪斯沉默了。诺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