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信息加载中...
生有些意外，可还没来得及问，波洛又朝地板上弯下腰去了。
这一次，他手上捧的是一根烟斗通条。
“这大概是雷切特先生的东西吧？”医生试探性地问。
“他的衣服口袋里没有通条，也没有烟丝或烟丝袋。”
“那么，这是条线索。”
“哦，肯定是。而且又是很恰当地留了下来。你注意看，这次，是条男性线索。不能抱怨这案子没有线索了，线索已经很丰富了。顺便问一下，你是怎么处理凶器的？”
“没找到凶器，肯定是凶手带走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波洛沉思着。
“啊！”医生正在小心地翻看着死者的睡衣口袋。
“我忽略了这个，”他说，“我解开上衣之后就把它翻到后面去了。”
他从睡衣的胸袋里掏出一只金表，表壳瘪得厉害，时针指向一点一刻。
“你看到没？”康斯坦汀热切地大叫，“这告诉了我们作案时间！跟我的推断一样。我说的是半夜十二点到两点之间，有可能是一点钟，虽然这种事情很难精确判断。好啦，这就是证据。一点一刻。这就是作案时间。”
“有可能，是的，当然有可能。”
医生好奇地看着他。“请原谅，波洛先生，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不明白，”波洛说，“完全不清楚。而且，就像你感到的那样，我很苦恼。”
他叹口气，弯腰仔细检查小桌子上烧焦的纸片，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我现在需要一个老式的女士帽盒。”
这句奇怪的话让康斯坦汀医生一头雾水。总之，波洛没有给他提问的机会，他打开门，来到过道上叫列车员。
那人跑了过来。
“这节车厢有多少个女人？”
列车员掰着手指头数了数。
“一、二、三……六个，先生。一位美国老太太，一位瑞典太太，年轻的英国小姐，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还有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和她的女仆。”
波洛想了想。
“她们都有帽盒，是吗？”
“是的，先生。”
“那给我拿来吧——让我看看……瑞典太太和那位女仆的。我就要这两个。你跟她们说，这是海关例行检查什么的，随便你怎么说。”
“好的，先生。这会儿她们都不在自己的房间。”
“那就快点。”
列车员离开了，回来时拿着两个帽盒。波洛打开女仆的那个，看了看就扔在一旁。然后他打开瑞典太太的那个，满意地叫了一声，小心翼翼地取出帽子，揭开下面垫帽子用的圆形铁丝网。
“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大约十五年前，帽盒就是这么做的。女人们用帽针把帽子串在凸起来的铁丝网上。”
他边说边熟练地取下两圈铁丝，然后重新装好了帽盒，告诉列车员物归原主。
当门再次关上的时候，他转向同伴。
“我亲爱的医生，你看，我不是一个遵循专业程序的人，我要探索的是心理学，而不是指纹或烟灰。但在这个案子中我需要一点科学的帮助。这房间里充满了线索，但是我能确定这些线索真就是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吗？”
“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波洛先生。”
“那好，举个例子——我们发现了一块女人的手帕。那就一定是个女人掉的吗？会不会是个男人，在作案的时候，对自己说‘我得弄得像个女人做的。我要给我的敌人多刺上不必要的几刀，有几刀要软弱无力，无关痛痒。我要把手帕扔在人人都能看见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是一个女人杀了他，会不会故意扔下一根烟斗通条，好让人看着像个男人干的？我们是否真的认为是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分别作案，而且每个人都粗心大意地丢下了能识别他们身份的线索？巧合太多了！”
“可是帽盒有什么用呢？”医生仍然困惑地问道。
“啊，我正要解释。正如我所说，这些线索——金表指针停在一点一刻，这手帕、烟斗通条——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故意伪造的。我还无法告诉你。但这儿有个线索——虽然我可能错了——我认为不是伪造的。我指的是这根扁的火柴，医生。我认为这根火柴是凶手用过的，而不是雷切特先生的。用来烧掉某种会暴露罪行的文件。也许是本笔记。若真如此，那本子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某个错误，某个疏忽，可能留下了关于凶手的线索。我正在设法找到这个东西是什么。”
他走出房间，几分钟之后，带回一个小酒精炉和一把烫发钳。
“我平时用来烫胡子的。”他指着后者说。
医生带着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他。波洛把两圈凸起的铁丝网捋平，然后非常小心地把烧焦的纸片放在其中一个上，再把另外一个盖在上面，用钳子把两圈铁丝网钳在一块儿，放在酒精灯的火焰上。
“这只是个临时替代品，”他扭过头说，“但愿能达到目的。”
医生很专心地看着整个过程。铁丝开始发红，忽然，他看到几个隐约的字，火让这些字母慢慢变成了单词。
这是一个很小的纸片，只显示出了几个和另一个字的一部分。
记（得）小黛西·阿姆斯特朗
“啊！”波洛尖叫一声。
“它告诉你什么了吗？”医生问道。
波洛两眼发光，小心翼翼地放下钳子。
“是的，”他说，“我知道死者的真名了，也知道他为什么被迫离开美国了。”
“他叫什么名字？”
“卡塞蒂。”
“卡塞蒂？”医生拧着眉头，“这让我想起了一些事。好几年前，我记不得……这是个美国的案子，对吗？”
“是的，”波洛说，“美国的一个案子。”
除了这些，他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了。他环视四周，接着说：
“我们以后再说吧。现在让我们确认一下这里该看的是否都看过了。”
他迅速而熟练地又检查了一遍死者的衣服口袋，但是没找到让他有兴趣的东西。他试着打开通往隔壁房间的连通门，但是门从另一边闩上了。
“有件事我不明白，”康斯坦汀医生说，“如果凶手没有从窗户里逃跑，如果这扇连通门从另一面闩上了，如果通向过道的门不仅从里面锁上了，而且还扣上了链条，那么凶手是怎么离开房间的呢？”
“这也是观众说的，当一个人被捆住手脚关进箱子里——不见了之后。”
“你是说？”
“我的意思是，”波洛解释道，“如果凶手有意让我们相信他是从窗口逃跑的，他自然会让另外两个出口看上去不可能出得去。就像箱子里‘消失的人’一样，这是个骗局。我们的工作就是揭穿骗局。”
他把连通门在另外一边锁上了。“以防万一，”他说，“那位优秀的哈巴特太太头脑一热，打算收集第一手犯罪资料，写信给她女儿。”
他再次环顾四周。
“我想，这儿没事可做了。我们去找布克先生。”
。
第八章阿姆斯特朗绑架案
他们发现布克先生刚吃完一客煎蛋卷。
“我想最好立刻在餐车里供应午饭，”他说，“之后把餐车清理好，波洛先生就能在那里询问旅客了。同时，我得让他们给我们三个送点儿吃的来。”
“好主意。”波洛说。
三个人都不饿，所以很快就吃完了。喝咖啡的时候，布克先生才提到了那个他们满脑子都在琢磨的话题。
“怎么样了？”他问道。
“很不错。我已经发现被害人的身份了。我知道他为什么非得离开美国。”
“他是谁？”
“你记得读过关于阿姆斯特朗家的小女孩的报道吗？他就是杀害小黛西·阿姆斯特朗的那个人。卡塞蒂。”
“我想起来了。令人震惊的事件——虽然我记不清细节了。”
“阿姆斯特朗上校是英国人——获得过十字勋章。他是半个美国人，他母亲是华尔街百万富翁W.K.范德霍特的女儿。他娶了当时最著名的美国悲剧演员琳达·阿登的女儿。之后一家定居美国，有了一个孩子——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孩。她三岁时被绑架了，绑匪索要的赎金数额巨大。我现在不想啰唆地讲述后来复杂烦琐的细节，让你觉得烦。我要说的是，这对夫妇交付了多达二十万美元的赎金之后，发现了孩子的尸体，至少已经死了两个星期。这事在社会上激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慨。更糟的还在后面。阿姆斯特朗太太当时正怀着孕，由于受到这个巨大的刺激，她早产生下一个死胎，之后自己也撒手人寰。她伤心欲绝的丈夫也开枪自杀了。”
“天哪，太悲惨了！我想起来了，”布克先生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还有个人死了是吗？”
“是的，还有个不幸的法国或者瑞士保姆。警方认定她知道绑架的情况，完全无视她歇斯底里的否认。最后，绝望之中的姑娘开窗跳下去，死了。事后证实，她绝对清白，跟这起案子没有任何关系。”
“想起来就不舒服。”布克先生说。
“大约六个月以后，这个卡塞蒂作为绑架团伙的头子被逮捕了。他们过去也犯过几次这样的案子。如果发觉被警察盯上了，他们就撕票，把尸体藏起来，在案发之前尽可能勒索更多钱财。
“现在，我跟你讲清楚这件事，我的朋友。卡塞蒂就是这个人！依靠他积累起来的巨大钱财，以及手头掌握了很多人的秘密，钻了法律的漏洞，竟然逃脱了。如果不是他狡猾，溜之大吉，早就被民众处以私刑了。我现在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他改名换姓离开了美国，从此成了一个悠闲的绅士，靠着利息在国外旅行。”
“啊！真是个畜生！”布克先生的语气里透出发自内心的厌恶，“他死了一点也不可惜，一点也不！”
“我同意。”
“但是，他不应该在东方快车上被杀，还有别的地方啊。”
波洛微微一笑。他理解布克先生对这件事颇有微词。
“我们现在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他说，“这起谋杀，是卡塞蒂以前出卖过的对头干的，还是私人的报复行为。”
他解释了在烧焦的纸片上发现的几个字。
“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信是凶手烧的。为什么？因为它提到了‘阿姆斯特朗’这个姓氏，这是这个谜团的线索。”
“阿姆斯特朗家还有什么人活着吗？”
“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我记得我当时读过报道，阿姆斯特朗太太还有个妹妹。”
波洛继续讲述跟康斯坦汀大夫共同调查的结果。提到那只坏了的金表时，布克先生面露喜色。
“看起来这精确地告诉了我们作案时间。”
“是的，”波洛说，“得来全不费功夫。”
他的语调中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这使得其他两个人都惊奇地看着他。
“你说在差二十分一点的时候，你亲耳听见雷切特和列车员说过话？”
波洛复述了一遍发生过的事。
“那，”布克先生说，“这至少证明卡塞蒂——我还是继续叫他雷切特吧——在差二十分钟一点的时候的确还活着。”
“准确地说，是差二十三分一点。”
“那么正式的说法，是十二点三十七分，雷切特先生还活着。至少这是一个事实。”
波洛没有回答，只是坐在那儿沉思地看着前方。
此时敲门声响起，餐车服务员走了进来。
“现在餐车已经空了，先生。”他说。
“我们去那儿吧。”布克先生说着站起身。
“我能一起去吗？”康斯坦汀问道。
“当然了，我亲爱的大夫。除非波洛先生反对？”
“当然不，当然不。”
一番客气的“你先请”“不，你先请”之后，他们离开了房间。
。
第九章列车员的证词
卷二
证词
斯坦布尔-加来车厢平面图
餐车内一切准备就绪。
波洛和布克先生一起坐在桌子的一边，医生隔着通道坐在另一边。
波洛前面放着一张斯坦布尔－加来车厢的平面图，上面用红笔标着每个旅客的姓名。护照和车票堆在另一边。桌子上还有信纸、墨水、钢笔和铅笔。
“很好，”波洛说，“我们的调查法庭即刻开庭。首先，我们得听听列车员的证词。可能你对这个人有一定的了解。他有什么性格特点？他说的话是否可靠？”
“我得说他很可靠。皮埃尔·米歇尔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十五年。他是个法国人——住在加来附近。品行端正，诚实本分。也许，头脑不怎么灵活。”
波洛会意地点点头。“好的，”他说，“让我们见见他吧。”
虽然皮埃尔·米歇尔多少恢复了点冷静，但仍然很紧张。
“但愿先生不会认为我的工作有所疏忽，”他焦急地说道，看了看波洛，又看看布克先生，“发生这种事太可怕了。不管怎样，先生不会认为我跟这件事也有关联吧？”
打消了他的顾虑之后，波洛开始问问题。他先问了米歇尔的姓名、住址、服务年限以及在这条特定的路线上工作了多久。虽然波洛已经了解了这些情况，但这些例行提问会让对方平静下来。
“现在，”波洛继续说道，“我们说说昨晚的事情。雷切特先生上床休息，是几点钟？”
“大约是晚饭之后，先生。事实上是在我们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前天晚上也是这样。晚饭的时候他吩咐我铺好床铺，我照做了。”
“之后有没有人去过他的房间？”
“他的仆人，先生。还有那位年轻的美国先生，他的秘书。”
“还有别人吗？”
“没了，先生，据我所知没有了。”
“好的。那么，这是你最后一次看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