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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澳洲最后消失在他视野里的就是杰纳斯灯塔发出的光。那一年，运兵船驶离奥班尼，桉树的气味跟随着他们飘荡了数英里，然后逐渐远离。汤姆忽然很难过，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而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怀念这些东西。几小时后，他看到了那道光，来自他渐行渐远的祖国，每五秒钟闪一次，真实而坚定。后来，这段记忆一直伴随着他，就好像一个告别吻，伴随着他度过了后来几年炼狱般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六月，他听说杰纳斯岩上有一个紧急的职位空缺，这个消息就仿佛当年的那道光，一直在召唤着他。
杰纳斯岩地处大陆架的边缘，那里的职位向来不受欢迎。杰纳斯岩的工作艰难程度为一级，虽然薪水略高，但有经验的人都说不值得。杰纳斯岩上的前一任看守人是特林布·多切蒂。特林布曾报告，他的妻子使用彩色的信号旗向过往的船只发送信号。此事一度引起过争议。当局对此不满的原因有二：第一，灯塔管理局副局长在几年前曾禁止杰纳斯灯塔使用信号旗发送信号，认为这会给船舶带来危险，因为船舶需要航行至很近才能破译这些信号；第二，上级是在特林布的妻子去世以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此事使往来于弗里曼特尔和墨尔本的信件大量增加，这些信件一式三份，连同弗里曼特尔管理局副局长的辩护信一起发往墨尔本总部，副局长在信中为多切蒂做了辩护，并表扬他多年来的杰出服务，但总部更关心的问题是效率、成本和是否遵守了规定。双方最终达成了折中方案：向杰纳斯岩派遣一位临时看守人，而给予多切蒂六个月的病假。
“我们一般不会把一个单身男人派到杰纳斯去——那里实在太偏远了，有妻子等家人在身边会好很多。”这里的地区官员对汤姆说道，“但鉴于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工作……你两天后就得出发前往帕特吉乌斯。”他一边说，一边为汤姆登记了六个月的时长。
没有太多东西需要整理，也不需要跟任何人告别。两天后，汤姆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登船的舷梯。“普罗米修斯”号从悉尼出发，终点是珀斯，沿着澳大利亚的南海岸航行，中间停靠各个港口。面朝船头的上层甲板上是为头等舱乘客预留的舱位。汤姆在三等舱，同舱的还有一位老水手。“我坐这趟船五十年了，他们居然还有脸让我付钱。运气不好，你懂的。”那个人兴致勃勃地说着，但很快，他便不再与汤姆说话，因为他的注意力回到那一大瓶酒精超标的朗姆酒上。为了躲开酒气，汤姆养成了白天到甲板上散步的习惯。到了晚上，总有人在甲板底下打牌。
人们往往拥有基本的判断力，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曾上过战场，谁没有。这些人属于哪一类人，一看便知。他们每一个人依然保有自己的特色。待在船舱里的日子让汤姆回想起当年，那艘运兵船将他们带往中东，后来他们又去了法国。船在中东和法国靠岸时，他们几乎拥有了动物般的嗅觉，能够推断出谁是军官，谁的级别较低，谁去过哪些地方。
与在运兵船上一样，大家总要找点乐子，让旅途变得不那么枯燥。这次的游戏大家都很熟悉。第一个从头等舱乘客那里拿到纪念品的人就是赢家。说是纪念品，可不是随便什么东西都行。这次指定的物品是一条女士内裤。“如果她正穿着那条内裤，奖金就翻倍。”
领头的是一个叫作麦高文的男人，他留着小胡子，抽忍冬牌香烟，手指因为抽烟被熏成了黄色。他说他问过一个服务员，这次的乘客名单使他们的选择非常有限。头等舱一共只有十个舱位，其中包括一个律师和他的妻子（对这一对，他们最好敬而远之）、几对老年夫妇、两个老姑娘（这两个很有希望），最好的目标是一个有钱人的女儿，她这趟是独自旅行。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边上爬上去，然后从她的窗户进去。”他大声说道，“谁跟我一起去？”
汤姆当然知道这种游戏有多危险。他回来以后听过太多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些疯狂之事——在铁路道口飞快地跳过栅栏，游泳时游到激流处看他们能否从那里穿过去。太多在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人似乎都很容易沉迷于死亡的诱惑。这些人现在大都没有工作，满嘴胡言乱语。
第二天晚上，汤姆的噩梦比往常更加厉害，为了摆脱这些噩梦，他决定去甲板散散步。凌晨两点钟，甲板上没什么人。所以，他不慌不忙地踱着，欣赏迷人的月色。月光流泻，倾洒在海面上。他爬上上层甲板，船身轻微地摇晃着，他抓住楼梯扶手，在最顶端站了一会儿。微风徐徐，他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仰望着漫漫星空。
他的眼角瞥到有一丝光线从一间客舱中微微透出。就算是头等舱的乘客也会偶尔失眠，他这样想着。忽然，第六感警醒了他，这种熟悉却莫可名状的直觉告诉他可能有麻烦了。他悄悄地往那个客舱走去，透过窗子往里看。
昏黄的灯光下，他看到一个女人直挺挺地贴在墙壁上。尽管她面前的男人并没有碰触到她，但她依然手足无措地靠在那里。那个男人离她的脸只有一英寸，色眯眯地盯着她。这种表情汤姆见过太多。汤姆认出了这个人，他在下层甲板看到过他。汤姆想起了奖金的事情。这些浑蛋！他伸手去推门。
“放开她。”他迈进了船舱，语气很冷静，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那男人转过身来，也认出了汤姆，他咧嘴一笑。“上帝！我还以为是管理员呢！来帮忙吧，我只是……”
“我说放开她！你出去。现在。”
“但我还没搞定。我只是要让她高兴高兴。”这人满嘴的酒气和烟臭味。
汤姆用力抓住他的肩膀，那男人疼得叫了出来。他比汤姆矮六英寸左右，但他仍然挥拳朝汤姆打过来。汤姆抓住他的手腕一拧。“姓名和军衔！”
“麦肯齐。二等兵。CX 3277。”汤姆并未问他的编号，他却条件反射似的报出了口。
“二等兵，向这位年轻的女士道歉，然后回到你的铺位上去，靠岸之前不准再出现在甲板上，明白了？”
“是，长官！”他转向那个女人，“请原谅，小姐。我没有任何恶意。”
那个女人依然还处于惊吓之中，她轻轻地点了点头。
“现在，出去！”汤姆说。那人猛地清醒过来，泄了气，慢吞吞地走出客舱。
“你还好吗？”汤姆问那个女人。
“我……我想是的。”
“他有没有伤害你？”
“他没有——”她对他，也这么对自己说道，“——他其实没有碰到我。”
他观察着女人的脸——她灰色的眼睛现在看上去已经平静下来，深色的头发松散地披着，手指依然紧紧地抓着睡衣领口。汤姆伸手从墙上的挂钩上拿下她的晨衣，披在她的肩膀上。
“谢谢你。”她说。
“你一定吓坏了。有些人似乎已经忘记该怎样文明待人了。”
她没有说话。
“他不会再来骚扰你了。”他扶起刚才冲突时被推翻的椅子，“要不要告发他取决于你，小姐。我想说，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人了。”
她不解地看着他。
“战场会改变一个人。它会让人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他转身离开，但走到门口时，他回过头来，“你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指控他。但是我想他的麻烦可能已经很多了。不过，决定权还是在你身上。”然后，他的身影便消失在门口。
第二章
帕特吉乌斯得名于来自法国的探险家，这些探险家早在一八二六年，英国对西澳大利亚开始殖民统治之前，就将大洋洲大陆西南角突出的海角部分绘入了地图。从那以后，北起奥班尼，南至天鹅河殖民地，居住者开始慢慢地向中间绵延数百英里的原始森林迁移。高耸入云的树木被砍伐，建起了牧场。白种人带着他们的夏尔马队在这块土地上一寸一寸辟出狭窄的小道。这块曾经人迹罕至的处女地，被砍伐、被焚烧、被勘测、被丈量、被割据。淘金者一心想在这个半球碰碰运气，无论等待他们的是绝望、死亡，还是他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财富。
帕特吉乌斯的人们就好像微风中的无数颗尘埃，飘浮到这里，然后在两大洋交汇的地方安定下来。这里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一个天然的海港和肥沃的土地。尽管这里的港口无法与奥班尼的相比，但是对当地运送木材、檀香或者牛肉的船只来说非常方便。小公司迅速涌现，并在这里扎根，好像长在岩石上的青苔一般。渐渐地，镇上有了一所学校，一些不同宗教不同建筑风格的教堂，许许多多的砖石房子，还有很多用挡风舷和锡建造的房子。再后来，又有了各种各样的商店，市政厅也建了起来，甚至还有了一个供货商代理机构。镇上还出现了很多酒吧。
在帕特吉乌斯发展的起步阶段，人们有个心照不宣的执念：真正重要的大事只会发生在别处。外面世界的新鲜事像雨水滴落枝叶一般不断传入帕特吉乌斯，不是零碎的片段，就是捕风捉影的传说。电报线路在一八九〇年时被接入帕特吉乌斯，更加速了新闻的传播，还有一些人装上了电话。一八九九年，帕特吉乌斯镇向德兰士瓦派遣了军队，小部分牺牲在了那里。但是，总体而言，帕特吉乌斯的生活更像是一出串场的小节目，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凶险的剧情，也不会发生太精彩的事情。
西部其他城镇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卡尔古利。卡尔古利位于数百英里之外的内陆，地表为沙漠覆盖，却坐拥地下黄金之河。人们推着手推车在卡尔古利镇淘金，然后开着用猫一样大小的金块买下的汽车离开这里。讽刺的是，这个小镇只有一半的街道拥有诸如“大富豪”之类的名字。这个世界需要卡尔古利所拥有的东西。而帕特吉乌斯能提供的木材和檀香微不足道，无法为它带来卡尔古利般的光鲜和繁荣。
到了一九一四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帕特吉乌斯发现它也有一样世界需要的东西。那就是男人。年轻的、健壮的男人。一直依靠伐木或者耕地过活，生活艰辛的男人。他们将成为另一个半球战争祭台上的牺牲品。
但一开始，一九一四只是一个出现在军装徽章和皮革上的年份。一年以后，帕特吉乌斯的人们才真正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不再如串场的小节目那般简单。这一年，女人们珍爱着的那些人——她们身材魁梧的丈夫和儿子没有回来，她们开始收到电报。电报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那些男孩，她们曾为他们喂过奶、洗过澡，也曾责罚过他们，为他们伤心过，而今他们——他们——都不在了。电报的小纸片从她们手中跌落，被吹散在刀锋般尖利的风中。帕特吉乌斯最终融入了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一起经历这一次阵痛。
失去孩子是人生必须经历的一种苦痛。没有人能为这件事情打包票，即使怀孕了，孩子也未必能够安全降生；或者，生下来了也未必能够活得很久。一条生命要足够健康，足够幸运才能分享这个世界，这是自然规律。不信的话，你可以翻开任何一本家庭圣经，你一定能从中找到答案。再看看那些墓地吧，它们也在讲述那些死去的孩子的故事，他们或许是因为被蛇咬了，或许是因为发高烧，亦或许是从马车上跌下，最终都在他们母亲“嘘，嘘，小宝贝”的哄骗下渐渐失去了生息。活下来的那些孩子对家里的餐桌上忽然少了一个成员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就像他们也早已习惯为新降生的弟妹腾出一个空位。跟种麦子一个道理，地里种下的总比收获的多，上帝似乎故意在人间多种下很多很多孩子，然后在某个神秘的时间收获他们。
镇上的公墓总是真实地记录下这些逝去的生命。墓园里的墓碑就像松散的沾满污垢的牙齿一般歪歪斜斜地立着，上面如实记载那些生命流逝的原因，流感、溺水、车祸，甚至雷击。然而，在一九一五年，公墓也变得不那么诚实了。这个地区的男性大量死去，而当地的墓园却没有任何变化。
真相是那些年轻的尸体都躺在万里之外的泥地里。当局做了他们能做的：在条件和战力允许的情况下，他们为那些尸体挖下墓穴；尽最大可能凑齐一副尸骨，视作一个单独的士兵，为他们每一个人举行下葬仪式，并保留记录。后来，他们给这些坟墓拍了照片，一个家庭可以花两英镑一先令六便士购买一块官方纪念牌。再后来，战争纪念馆拔地而起，不是为了安放亡灵，而是为了纪念那些亡灵用生命换取的胜利。胜利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用死亡换来的胜利，”有些人喃喃自语，“那是多么卑微的胜利。”
这个地方像极了千疮百孔的瑞士芝士，这里没有男人。其实这里没有征兵制，也没有人逼迫他们走进战争。
每个人都把那些活着从战场归来的人叫作“幸运儿”，可是，战争跟他们开了最残酷的玩笑。他们是回来了。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迎接他们回家。连狗的颈圈上也系了丝带，分享主人们的快乐。第一个发觉异样的往往是家里的狗。它发现它的主人不只是眼睛瞎了或是失去了一条腿，因为即使他就坐在它的面前，它仍然觉得他的灵魂不在这里，他的整个人仿佛已经消失在战争的硝烟中。比如来自萨德勒伐木场的比利·韦希特，家里有三个小家伙。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妻子像一个男人般独自支撑着这个家庭，她完全有理由对他的归来满怀期待，可是他中了毒气，拿不稳勺子，他的手不停地抖啊抖，勺子里的汤汁如除草机的草沫般飞溅出来，洒得满桌都是。因为手抖得厉害，他甚至无法自己解开扣子。夜晚与他妻子独处时，他不脱衣服，整个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不停哭泣。另一个年轻人山姆·多赛特，他是第一次加里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