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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增加，地位有所提高，中央的实权渐渐落入回回人阿合马手中，引起了后来元朝政局的一系列矛盾和倾轧。
李璮的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来自汉人世侯离心倾向的疑虑，鉴于北方黄金家族内部人心也十分不稳，忽必烈审慎地处理了与李璮事件相涉的人和事，“他总的原则是：在迫使这些地方军阀交出实权（特别是军队），消弭是以产生李璮一类叛乱的基础的前提下，既往不咎，而且根据情况与需要，继续任用以拉拢汉人官僚；同时，利用这一形势，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
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的阻力除来自蒙古贵族的抵制外，也受到汉地割据势力的阻挠，李璮之乱的迅速彻底平定，为忽必烈解除汉人割据势力提供了契机。为了补救自己的失误，维护个人及其家庭的利益，表示对蒙古大汗的忠诚，汉人武装头目、丞相史天泽首先提出：“兵民之权，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十有七人。其余如史氏的姻亲、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伯佑以及东平严氏（严忠济兄弟）、满城张氏（张柔父子）、济南张氏（张荣父子）等也效法史氏所为，忽必烈则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前事既往不咎，对他们依然当成汉人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予以优容，既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消除了叛乱的隐患，又安定了汉人官僚，稳定了人心，维持了蒙汉统治阶级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这次解决汉地地方势力的措施大致可归纳为六点：（一）消除私家的权力，除本人外，罢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除真定董氏（董文炳兄弟）外，一度解除了地方军阀的兵权。以后在灭南宋的战争中，史氏、张氏兄弟虽分别被任命将兵，但这时的军队已不再是他们的私人武装力量。
（二）严格执行地方的兵民分治制度。规定官民管理民事，掌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这一点在太宗时耶律楚材早已提出过，但未能贯彻执行。至此，则首先在山东以董文炳领兵，撒吉思治民。其年十二月，作为定制在全国推行。
（三）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消除割据的基础。
（四）易置将帅，使将不能擅兵。
（五）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士监汉军。在中央设枢密院，作为总领军事的机关。
（六）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如史天泽原封于卫，自动申请归还朝廷；张柔、严忠济的封户，也于至元二年明命改为民籍。同时，加强中书省的权力，把司法、行政权集中到中央。
李璮的叛乱，使忽必烈认识到削夺汉人世侯军权的迫切性，并为实行中央集权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忽必烈实行中央集权的步伐。汉地分离倾向的解决使忽必烈取得了经验，并能组织统一领导的武装力量，平定东、西道蒙古诸王的叛乱，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经验教训。
注释①《元史·李全传》。
②虞集《元帅张献武王庙碑》，见《元文类》卷二一。
③《元史·宪宗纪》。
④⑤《元史·李璮传》。
⑥《元文类》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⑦《元史·李璮传》。
⑧祝允明《前闻记》，载《纪录汇编》；参见周良宵《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⑨《元典章》卷九《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⑩《元史·李璮传》
《元史·世祖纪三》。
周良宵《李王童之乱与元初政治》。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
第二十九章
大元朝全面解读杨恭懿在历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今属陕西）人。他自幼好书，力学强记，虽身经战乱，未尝一日废学，成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元世祖十分欣赏他的学识。
至元十六年（1279），受元世祖诏在太史院参与改革历法。他配合郭守敬制定新仪、新表（都是测量工具），通过在不同地方测量，测量出当年冬至晷影（日影）和日缠（太阳运行的度数），计算出不同地方的差距，观察大都北极的高低、昼与夜的长短，再参照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这个《辛巳历》虽有不完备的地方，但与前代的历法相比，却不逊色。这里显然有杨恭懿的功劳。
此外，他还配合郭守敬等人，对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依实进行推算，向元世祖献上了《合朔议》。
王恂在学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其父王良，深通理学以及天文律历。这种出身对王恂有较大的影响。再加上王恂资性颖悟，过目成诵，又曾师从刘秉忠。所以，在年轻时（二十八岁）就被元世祖忽必烈擢为太子赞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大致有两个方面：一在理学上，一在算学历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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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上，他的造诣很深。在做元裕宗的老师时，他经常给裕宗讲解“三纲五常”的精要以及历代兴亡的原因，尤其是对近代的辽、金得失，分析精到，论著其善恶。他对心学有独到之处。有一次，裕宗问他“心之所守”，他引用许衡的话说：“人心如印板，唯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一时被传为至理名言、守心之要。
王恂在学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负责与郭守敬一起修撰著名的《授时历》。王恂很早的时候就以算术出名。对算术，他看得很高。有一次，裕宗问他有关算术的事，他说：“算术，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他对算术的造诣也很深。在制定《授时历》时，有关数学方面的推算，全由王恂负责进行。历法中的推算，要求细微周密，不可有任何差错。王恂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重要任务。《授时历》之所以那样完善，这与王恂在数学上的精密计算是分不开的。
张立道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立道，字显卿，大名（今河北大名）人。起初，他做元世祖的宿卫。他一生主要的经历是治理云南和三使安南（今越南）。
龙纹金钗至元四年（1267），张立道奉命出使西夏，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才能。皇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张立道为王府文学，有善政。后来又与他人出使安南。皇子忽哥赤被害，为之报仇，受到元世祖褒奖。至元八年，又出使安南，宣布建国号诏书。
至元十年，掌大司农事。因为他熟悉云南，朝廷命他在云南巡行劝农。在任期间，引水造良田万余顷，教当地人以先进的种桑、养蚕方法，使当地人渐渐富裕起来，也引来周围一些少数民族归降。后又在云南建孔庙，立学校，择师教授当地子弟，习礼行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风俗。至元十七年，入朝力请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位。张立道被授临安（今浙江杭州）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史。在任期间，镇压了必思的反叛，二十二年，扩大两江等地税户二十五万户，增加了当地税收。又在建水路设孔庙，建学校。
至元二十七年，安南有变故，朝廷派张立道以礼部尚书身份第三次出使安南。到安南之后，他以安抚为主策，对安南世子陈日燇晓以利害，明以大义。感动得陈日燇流下眼泪，发誓死也不敢忘记大元天子的大恩大德。
至元二十八年到大德二年（1298）间，张立道分别在两浙、四川、陕西、云南等地任职。
张立道一生三次出使安南，在云南做官最久，当地百姓都十分敬仰他，为他立祠以示纪念。
陈祐、陈天祥兄弟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陈祐、陈天祥，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人。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少年时发愤读书，精通经史。任官期间，以清廉、爱民、行德政闻名。至元二年（1265），在南京路治中任上，有的地方发生了蝗灾，上司急责灭蝗。陈祐已经召集起数万人的灭蝗队伍。时正值收获季节，陈祐考虑到数万人捕蝗，会伤害庄稼，严重影响收成，那样的话，百姓一年的汗水就白流了。不如收割庄稼，农民还会有所得。于是他果断下令，提前收割庄稼。有人向他建议说：“你这样违背上司意志，会犯专擅之罪的。”陈祐说：“为了救百姓的性命，犯专擅之罪我也心甘情愿。”百姓得到了实惠。陈祐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任职期间，总是把维护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至元六年，朝廷为中书省与尚书省是否合并争论不休。当时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掌有实权，他想让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以此把中书省合并到尚书省。但是又害怕陈祐提反对意见，就私许陈祐如果他不提反对意见，就让他做尚书参知政事。等到决议的时候，陈祐坚决主张：“中书省是政治的根本，祖宗所立，不能废除。太师一职，没有必要虚设。”于是合并中书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阿合马一怒之下，调换了他的官职。因为他为人耿正，一心为公，所以当时的不法官吏，连大权在握的阿合马也避他三分。至元十三年，陈祐刚上任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当时的官吏因为怕他而人心惶惶。陈祐说：“何必如此呢？以前是污吏，今为廉吏，我就把他当做廉吏；以前是廉吏，现在成了污吏，我就把他当做污吏。”于是他的手下谨慎小心，自我束约，各自遵法守法，依法办事。
陈天祥，字吉甫。他和他的兄长陈祐一样，在做官期间能顺民情、遂人愿，疾恶如仇，明得失，有谋略。
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为向民间回收兵器不当而导致了地方变乱。行省命陈天祥全权处理此事。陈天祥了解了实情之后，对当地百姓讲：“保卫家乡，没有武器不行。但收兵器的人过分了，以至于引起了变乱。现在让你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兵器自卫，怎么样？”百姓认为这样做好。于是他上陈行省，提出：根据当时不安定的局面，应当首先取信于民，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长久之计，只有这样才能军民共同靖乱防奸。他的建议得到了行省的同意。在此期间，陈天祥的所作所为，都符合百姓的愿望，所以流离他乡的人，又回来务农了，邻郡的百姓也来陈天祥所辖区居住创业，陈天祥以十家为甲，十甲设长以自卫。这样，百姓也安定了，军队实力也增强了。当时州县官吏没有俸禄，陈天祥又根据实际情况，给这些官吏定了俸禄，按月发放，官吏也不再侵扰渔利百姓了，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此期间，陈天祥的民望很高。
至元二十一年，陈天祥被拜为监察御史。当时卢世荣执政，权倾一时，甚至随意杀人，于是臣僚震慑，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陈天祥义愤地向元世祖上疏，力陈卢世荣肮脏的发迹史，以及任职之后不知改悔，反而愈加猖狂，肆意诛罚等事，指出他上任仅一百多天，就闹得民怨沸腾。元世祖令陈天祥与卢世荣当面对质。当天，元世祖就下令将卢世荣法办，朝野称快。总之，凡是有碍天下安定的人，陈天祥决不手软。
邓文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邓文原，字善之，又字匪石，钱塘（今浙江钱塘）人。他是元代著名学者。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天顺帝朝。
至元二十七年（1290），邓文原任杭州路学政，后来历任崇德州（今浙江桐乡西南）教授，翰林应奉、修撰。武宗时，邓文原参与修撰《成宗实录》。仁宗时，他先后任过国子司业、江南浙西道江东道肃政廉访史等职。在江南浙西江东道任上，邓文原颇能平反昭雪冤狱，决断疑案、难案。如吴兴一个老百姓夜晚在回家的途中，被官府巡逻抓住后又设法逃脱，巡逻追上之后，将他刺倒在地。第二天家人发现此人时已奄奄一息，临死时，这个人说：“一个戴白帽子，穿青色衣服的大个儿是杀害我的凶手。”告官后，官府抓了一个可疑的人，屈打成招，投在大牢里，三年之后，邓文原查得此案，认为，现在抓起来的人个子不高，习惯左手（死者伤在右肋）不应该是杀人犯。于是重新审理此案，最终抓住了真正的凶手，释放了被冤系三年的无辜者。因为他常常能准确地断案，当地百姓中流传着他种种神奇的故事，诸如冤狱得以平反，冤情得以昭雪，感动了上苍，使久旱不雨的徽州，喜降甘霖之类。此外，在此期间，他还努力减免百姓赋税，削除榷茶转运司的权力等事宜。
英宗时，邓文原被拜为集贤直学士。任上提出一些改革弊政的便民主张，诸如平反冤案，在灾区设仓救济百姓、罢除榷茶转运使等。
邓文原对自己很严格，对他人却能行之以恕道。他为人正直，虽然家贫，但任官廉洁。后来官越升越大，但正直廉洁的秉性却丝毫没有改变。
齐履谦在学术方面有哪些主要贡献？
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数学家，这种家庭出身，对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影响很大。他自幼勤苦好学，博览群书，自经史、天文、地理至阴阳、医学、卜筮、医药等书均曾研习，且多有心得成果，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他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如下两个方面：首先，齐履谦在经学上取得了成就。据载：他在十三岁时即师从名儒，专研圣贤之学。从此以格物穷理为终生事业，深研理学，著作颇丰，如《大学四传小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