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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任何一张桌子前，”亚当接着说，“智慧就会顺着你的脊髓向上流淌。可从我体内智慧只会倾泻一空。就看今天好了，已经是午餐时分，可我啥事也没做。”
他们正在博物馆的小餐馆里，亚当、凯末尔和庞德。庞德是英语学校的全职老师，凯末尔就在那里教几节夜校的课。学校的创办人是个无赖，庞德被剥削得很厉害，可是亚当和凯末尔很难同情他，因为他钱赚得太多了。他和他的漂亮妻子萨莉，拥有一辆微型轿车，在诺伍德有一套装有中央供暖系统的半独立式房子，里面放着一张带四根床柱、铺粉红色缎子的卧床。庞德通常每星期抽一天与亚当和凯末尔一起吃午餐，或做点别的，以此来消除自己的仇外情愫，因为据他自己说，这既是他从事的职业造成的，也是一种职业犯罪。按照凯末尔的说法，他在工作时，外国学生都把他当成友爱的化身。
“那是因为卡尔·马克思是个犹太人，”他这才对亚当刚才的怨言做出回应，“你要做的就是换个位子。”
“对啊，”凯末尔说，“去找找切斯特顿用过的座位。或者贝洛克。”
“或者埃格伯特·梅利玛许。”亚当说。
“谁？”
“谁？”
“你们的老前辈，博物馆的黄金时代，那时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十字架。问题是，”他接着说，“梅利玛许很可能选了一个不带软垫的座椅，就是为了自虐。”
“那么那些中国人怎么样？”凯末尔问，“你跟他们说了些什么？”
“嗯，我只是鼓足勇气走到他们面前，说了……说了……嗯，说了两句，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这是我的座位，要么是，你们把我的书弄哪儿了，这时管理员走过来解释了一通，说是一直在找我，可我去给芭芭拉打电话了。”
“他总是在给妻子打电话。”凯末尔向庞德解释。
“噢，挺好；我偶尔也想给萨莉打电话。”庞德说。
“啊，那只是溺爱妻子。爱坡比患有神经官能症。”
“我不是神经病，”亚当说，“今天早上，我自己也曾这么怀疑过，不过后来否定了。当然，我必须承认，那些中国人着实让我担忧了好一会儿。”
“中国佬，”庞德说，“尽管大胆使用带有历史偏见的英文好了。”
“我得说，不管是谁拿走你的书，真够胆大妄为的。”
“哦，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就像扫墓之类的事情。”
庞德打了个激灵，凡是有人提到死亡，他总是这种反应，接着大口喝了些啤酒。
“管理员具体跟你说了些什么？”凯末尔问，“我想知道他确切的原话。他是说，‘我希望您别介意，有三位中国先生正在看您的桌子’吗？”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亚当回答，一边有些吃惊，“他说的和这句话一字不差。”
“那你怎么说？”
“开始我什么也没说。老实说，我晕晕乎乎的。”
“那接下来呢？”
“嗯，他显得有点为难，然后说，‘是卡尔·马克思的桌子，您知道。经常会有人要求参观一下。’”
“那你又是怎么说的？”
“嗯，这正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我认为我当时说的是：‘马克思先生，他已经去世了！(3)’”
凯末尔和庞德意味深长地相互看了一眼。“我说吧，”凯末尔说，“爱坡比要神经崩溃了。”
“我看得出来，”庞德说，“他要成为博物馆的怪人之一了。没等我们察觉，他就会趿着双拖鞋到处晃悠，一把大胡子盖着嘴嘟嘟囔囔。”
“学者型神经衰弱的一种特殊形态，”凯末尔评论道，“他再也无法把生活和文学区分开来了。”
“喔，才不呢，我可以的，”亚当反驳说，“文学大多讲性爱，不怎么讲生孩子的。生活则恰恰相反。”
庞德抱了三品脱啤酒回来。
“真好玩，”亚当说，“你走路一瘸一拐的。”
“这有什么好玩？”
“喔，我也一瘸一拐啊。”
“可能有细菌在传播。”凯末尔说。
“不知怎么地，我觉得，”庞德说，“我们的症状起因不一样。”
“我连自己的是什么起因都不知道，”亚当说，“我今天醒来后就感觉腿疼。”
“那你又为什么一瘸一拐？”凯末尔问庞德。
庞德做了个鬼脸。“都是那个该死的《爱经》(4)，”他说话的语气像是在夸耀自己的遗传性痛风病，“我忘记是什么体位了——猴式还是鹅式，还是什么其他的。反正我抽筋了，疼得厉害。萨莉用斯隆牌擦剂给我揉了半个钟头才缓过来。”
“我希望你能从中吸取教训。”凯末尔说。
“也值了。”庞德说着使了个眼色。
“天啊！”亚当惊呼，“你是说传统的性爱已经让你生腻了……对不起，我的想象力实在贫乏。”
“是那张有四根床柱的卧床在作怪吧，”凯末尔评论道，“还有粉红色的床罩。”
“不，事实上我觉得是中央供暖，”庞德说，“你们有所不知，中央供暖会极大地扩展做爱的可能性。”
“而对我们来说这是浪费钱。”亚当沮丧地说。
“嗯，干杯，”庞德催促说，“为该死的外国佬。”
“为该死的外国佬。”他们低声响应。庞德和他们喝酒时，坚持要说这句祝酒词。迟早有一天，亚当心想，有人会听到他们的话，然后强烈要求把他们逐出酒馆。
“知道吗，”凯末尔对亚当说，“我觉得你应该放弃信仰。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嗯，退出教廷——我是说暂时。你以后可以再加入嘛。”
“临终忏悔，你是说？”
“嗯，说更年期忏悔更合适。也没那么大风险，对吧？你和芭芭拉活到四十多岁大有希望呢。”
“你跟他讲这些一点用也没有，凯末尔，”庞德奉劝道，“总会有大巴士。”
“对，总会有大巴士。”亚当同意。
“大巴士？什么大巴士？”凯末尔困惑不解。
“把你撞翻的大巴士。突如其来的意外死亡，”庞德解释说，“天主教徒从小就被灌输死亡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的道理，所以无论何时都要保持灵魂的高度净化。”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亚当问。
“萨莉在女修道院待过。”庞德解释。“不，”他接着说，“跟亚当说这些毫无用处。我们要从理性上让他信服，天主教是错误的。”
“我可不愿那么做，”凯末尔说，“我相信宗教。我自己虽然没有，可我主张别人有宗教信仰。”
“还有孩子。”亚当插话说。
“确实如此，”凯末尔表示赞同，“我个人并不喜欢孩子，但我认识到后代对于维持人类繁衍的必要性。”
“自私鬼。”亚当说。
“可是如果一定要有宗教信仰的话，”庞德说，“为什么不信印度教？那样你也可以有性爱了。”
“我还以为你反对一切外来事物呢。”凯末尔说。
“嗯，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种英国化的印度教……把圣牛之类的一律免掉。”
“不，不行，”凯末尔说，“我想该保持基督教的兴旺，否则我们半数的文学遗产就要消亡了。我们需要爱坡比这样的人来告诉我们《未知之云》(5)都在讲些什么。”
“从没听说过。”亚当接过话头说。
“或者《女隐士的规则》(6)。”
“我那篇中古英语论文就是让它搞砸的。”亚当说。
“你应该抽空读一读。里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下水沟的意象。”
“可是凯末尔，”庞德说，“为达到你说的目的，接受基督教的教育就够了。没有必要一辈子实践这个可恶的东西。我们有义务把亚当从迷信教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来吧，说服我。”亚当表示欢迎。
庞德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逻辑学家，他把椅子往桌前挪了挪，两只胳膊肘靠着桌子，双手的手指交互轻搭在一起。
“很好，”凯末尔拍手叫好，“手指的姿势优美。第一轮庞德领先。”
庞德不去理会干扰。“咱们就从三位一体说起，”他说，“据我了解，这是正统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亚当说，“不过接着说。”
“你没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不介意我直说的话，我亲爱的亚当，是因为你没有仔细思考过。你甚至不是真正相信它，因为你的认同从未经受过考验。既然接受三合一这个观念无须付出任何代价，你也就从不费心去探究，为什么你应该接受与逻辑和经验全然相悖的东西。现在不妨提醒自己，哪怕只是暂时的，数字的概念。看：一”——他把一个盐瓶放在桌子中央——“二”——他把一个胡椒粉瓶放在旁边——“三”——他伸手去拿芥末。
“我该把我的三叶草带来的，”亚当说着用匙子舀点芥末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往上洒了点胡椒粉和盐，“三合一。”
“正是！”凯末尔大叫，“尝起来味道确实可怕，可它真实存在。”
“我觉得你极度不负责任，凯末尔，”庞德生气地说，“老这样怂恿他。尤其是你自己又决定不要孩子。你知道生育率数字显示，英国经三四代人以后会成为天主教占主流的国家吗？你希望那样吗？”
“不，”亚当情绪激动地说，“不过由于退教率很高，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
“退教？”凯末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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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教廷退出。”亚当解释道。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退出？”
“不是因为三位一体的教义，”亚当说，“我猜是因为节育。这倒提醒我了：我要趁午饭时间去参加一个恰恰是有关这个论题的多林格尔讨论会。我得赶紧去了。”
多林格尔社团取名于十九世纪一个著名的德国神学家，一八七一年他因为拒绝接受“教皇绝无谬误主义”的教条而被革出教门。社团成立的初衷是要为多林格尔在生前被开除教籍平反，直至最终追封他为圣人（为了追求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那些创始成员曾引用圣女贞德的先例为自己鼓气），此后慢慢发展成一个由世俗的天主教徒组成的非正式讨论小组，着力于推动教廷对更加紧迫和热门问题采取开放的态度，诸如西班牙的宗教自由、核战争以及禁书目录等问题。社团仅有的公共活动是直言不讳地就上述问题写信给天主教报刊。去信从不曾刊出，除了在《教堂地下室》上，一份供订阅的时事通讯，它的编辑正是社团的非正式司铎，多明我会的比尔·威火神父。此人几杯啤酒下肚，就禁不住他人诱哄，甚至会质疑圣母马利亚升天的教义。如此离经叛道的声明，尤其当它们出自司铎——甚至是主教之口时，为社团提供了一种亵渎的消遣来源，就像世俗的男学生社团里的下流笑话在成员间广为流传一样。亚当经常觉得，许多多林格尔成员拒绝效仿他们的先贤，主要是因为相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教众的良心自由度高得惊人。
亚当只是偶尔参加社团的聚会，不过今天的论题格外吸引他。他后悔自己没能更清醒一点来参加讨论。他没意识到自己喝了那么多啤酒。他穿过小酒馆和博物馆中间的马路，身子微微摇晃着，这让他打定主意还是走着去，而不要骑小摩托。反正近在咫尺，费劲去发动小摩托不怎么值得。
素以敢作敢为著称的多林格尔社团，在学生基督徒会所聚会，会所是个跨教派活动中心，位于戈登广场中一座狭长的高楼内。地下室有一个小食堂，一些相貌平平的年轻姑娘会给任何自称学生或基督徒的来者，送上拌肉土豆泥和颜色特别鲜艳的番茄汤。底楼是阅览室，二楼有一间休息室，多林格尔社团成员每月在这里聚会一次，边喝咖啡边讨论。
亚当到达时聚会已在进行。他蹑手蹑脚地穿过房间，在一张空着的扶手椅上坐下。大约有十来个人在场。亚当可以从他们橙色的胡髭辨别出，哪些人是在楼下吃的午饭。社团干事弗朗西斯·梅坡，是一家天主教书店的副经理，显然正在诵读一封写给天主教报刊的信稿。
……心理学知识的进步与人际关系在生活的诸多方面越来越个性化，也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情感和生理因素对于取得婚姻和谐，发挥着积极作用。在婚姻生活的合法框架内进行的合理有度的人类性爱，无疑有助于人的健全发展……
这是一封长信。越往后读，亚当越发不耐烦了。并不是说这些论据糟糕，相反很有道理。他自己也经常援用这些论据。但是他们这种高谈阔论的作派，以及他们对于婚姻使命的完成那种居高临下的关注，并没抓住个体所感受到的问题的要害：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还有安全期避孕法笼罩在婚床上方的焦虑的阴霾……或许改良的新式体温图表之类的东西确实管用，可是体会过不期而至怀孕滋味的人，谁也不会信赖周期性节欲法。Post coitum, omne animal triste est.(7)这点我同意；但决不是在性交前，或者过后好几天。
信读完了。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一个长着深棕色头发的平胸女孩开腔了，每次类似的场合中她都会这么说：“我们不能在哪里附带说说‘圣体’吗？”
“为什么？”亚当逼问。他对自己的好斗感到吃惊：肯定是啤酒起作用了。棕发女孩吓得缩回去不作声了，平胸几成凹面。亚当有点可怜她，可又不由自主地往下说，“我认为我们在这儿讨论的是凡胎肉身。”
“我同意，”一个最近刚刚离开修道院，剃度过的光头还没长满头发就已订婚的年轻男子说，“除非我们强制神职人员履行婚姻义务，否则将永远一事无成。他们不结婚是不会明白的。”
“罗伯特和我，”他的未婚妻说，“认为我们应该领养天主教孤儿，而不要自己生孩子。但是按目前的节育教规办，风险太大了。我们也许会被婴儿潮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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