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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者、基布兹、白皮书、哈加纳13、自我克制、定居点、匪帮、世界良知、暴乱、抗议、非法移民等词。偶尔，会有一位客人，通常是一言不发的一位客人，他瘦骨嶙峋、面色苍白，颤抖的手指间夹着香烟，衬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颈，口袋里装满了笔记本和纸条，他会情不自禁地迸发出礼貌的火气，大喊“像送去屠宰的羔羊”、“受保护的犹太人”之类的话，接着他会急急忙忙地加上一句，像是要纠正错误的表达：“但是我们绝不让自己四分五裂，天理不容，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楼顶空荡荡的洗衣房里装上了洗脸池和电灯，从柏林来的裁缝拉扎鲁斯先生搬了进去。他个头矮小，点头哈腰，不住地眨着眼睛，即使是在盛夏，他也总是穿一件破旧的灰西装和马甲。脖子上挂着一根绿色卷尺，像条项链。据说，他的妻子和女儿都让希特勒给杀了。而拉扎鲁斯先生又是怎样活下来的呢？有种种猜测。种种传闻。莫衷一是。我自己也琢磨不透：他们知道什么？毕竟，拉扎鲁斯先生本人从来没有讲过那边究竟发生过什么。他在门口挂了块纸牌，上面一半写着德文，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另一半是他让我妈妈用希伯来文给他写下的“柏林高级裁缝和剪裁师。承做各种活计。式样翻新。款式新颖。价格合理。保证信誉。”过了一两天，有人把写着德文的那一半撕了下去：我们无法忍受在这里使用刽子手的语言。
爸爸从箱子底找出一件开襟毛线衣，送我到楼顶，有劳拉扎鲁斯先生把扣子换掉，把接缝缝得结实些。“其实，就是件破衣服，也许穿不着了，”爸爸说，“可他在上头似乎饿着要吃面包，施舍总是让人不快。因此把这件衣服拿过去。他可以换换扣子。挣几个皮阿斯特。让他感到自己在这里受人欣赏。”
我妈妈说：
“好吧。新扣子。可干吗让孩子上去？你自己去啊，和他说说话，邀请他来喝杯茶。”
“那是肯定的喽。”爸爸懒洋洋地说，片刻之后，他突然斩钉截铁地补充说，“当然要邀请。一定邀请。”
拉扎鲁斯先生用旧床罩把楼顶一个偏僻的角落围起来，又用金属线加固，建成一个棚子或笼子，铺上从旧床垫里拆出的稻草，买了六只母鸡，让妈妈在剩下的半块纸牌上用希伯来语写道：“出售新鲜鸡蛋。”但是，即使在过节时，他也没把一只母鸡卖掉，让人杀了吃。相反，据说拉扎鲁斯给每只母鸡都起了名字，夜里，他常常起来，到楼顶查看母鸡们是否睡得香甜。一天，我和奇塔·莱兹尼克躲在水罐中间，听拉扎鲁斯先生和他的母鸡们拌嘴。是用德语。声明，坚持，解释，甚至给它们哼一曲小调。有时，我拿上去一些干面包屑，或是妈妈让我挑出来的一罐不要的豆子。我喂母鸡时，拉扎鲁斯先生有时会走过来，冷不丁地用手指碰碰我的肩膀，而后他会抖抖手指，像是被火烧了一样。我们有许多人和空气说话，或者和不在场的人说话。
我在楼顶，拉扎鲁斯先生鸡笼的背后，设了一个瞭望哨，从那里可以把其他屋顶尽收眼底，甚至可以窥看英国军营。我通常站在那里，藏在水罐当中，暗中观看他们的晚间点名，把详细情况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我用狙击手步枪瞄准他们，来一通不费吹灰之力的准确扫射，将其全面消灭。
我从楼顶的瞭望哨上，还可以看到远方散落在山丘斜坡上的阿拉伯村庄、守望山、橄榄山，再过去便是突兀而现的沙漠，而远处东南方便潜伏着恶意之山，山上是英国最高行政官的官邸。那年夏天，我在制订摧毁它的计划的最终细节，从三个方向展开攻势；我甚至准备好了一份概要，当英国最高行政官被抓获，在我的楼顶瞭望哨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会毫不犹豫地把概要上写的东西一一说出。
一次，我从瞭望哨上观察本·胡尔家的窗口，因为我怀疑他被跟踪了，在窗口出现的不是本·胡尔，而是他的姐姐雅德娜。她站在屋子中央，脚尖点地旋转两周，像个舞蹈演员，突然，她解开衣扣，脱掉便装，换上一条裙子。在更换便装与裙子的刹那，她洁白的肌肤上露出几个黑色小块，胳膊下面两块，肚子下面还有一片令人目眩的小岛，但很快这些黑色小块就被她用裙子遮住了。我还没弄清看见了什么，没来得及从瞭望哨退去，甚至没来得及闭上眼睛，裙子如同帘栊落下，把她从脖颈到膝盖遮了起来。我确实应该闭上眼睛，可是一切转瞬即逝。那一刻我在想：“我要死了。”我应该为此而死。
雅德娜有个未婚夫，还有个前未婚夫，据说，还有加利利的一个猎手，还有守望山的一个诗人，还有一个腼腆的崇拜者，他只能伤心地望着她，除了“早上好”、“今天天气不错”之外，没有勇气向她多说什么。在冬天，我把自己写的两首诗送给她看。过了几天，她说：“你要永远写下去。”这些话比多年来我听到的许多话都奇妙，因为我确实一直在写。
那天晚上，我决心鼓起勇气大胆地向她说明，或至少大胆地给她写信，请她原谅，解释说我不是要偷看她，说我真的什么也没看见。但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雅德娜是不是注意到我就站在楼顶上。也许她根本没有看见我？我祈祷她没看见我，然而又希望她看见了我。
对于在瞭望哨看见的所有邻居、村庄、山丘和高塔，我都了如指掌。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内，在诊所排起的长队里，在对面多尔茨用家的凉台上，在施伯莱特报摊面前，人们会站在那里谈论未来希伯来国家的边界。是否包括耶路撒冷？是否包括海法的英国海军基地？是否包括加利利？还有沙漠？有些人希望文明世界里的部队会前来保护我们免遭阿拉伯人的杀戮。（我们对每个民族都有固定的称谓，就像名字和姓氏加在一起：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腐坏的德国、遥远的中国、苏维埃俄国、富饶的美国。沿海有活跃的特拉维夫。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加利利，在山谷，是以色列劳动者的所在地。阿拉伯人被贴上嗜血成性的标签。即使世界本身也拥有了几个称谓，也要视气氛和环境而定：文明、自由、广大、虚伪。有时人们说：“了解此事然而保持沉默的世界。”有时他们说：“世界不会对此保持沉默的。”）
与此同时，在英国人撤走、希伯来国家终于出现之前，食品杂货商和蔬菜水果零售商都是早晨七点开门，晚上六点宵禁之前关门。邻居们——多尔茨用一家、格里皮尤斯医生、我们自己、本·胡尔及其父母——聚集在布斯泰尔家里，因为他有收音机。我们神情忧郁、默默地站在那里收听耶路撒冷电台的新闻。有时，一阵黑暗过后，我们听起“战斗锡安之音”的地下广播，声音放得很低。有时，我们在新闻之后收听寻人启事，也许他们会突然提到在欧洲遇害的一个亲戚，结果竟存活下来，设法来到了以色列土地，或者至少来到英国人在塞浦路斯建的难民营。
在收听广播时，房间里一片宁静，仿佛帘栊在黑暗的清风中抖动。但关上收音机之后，大家都开始说话了。他们说个不停。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能够做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还剩下哪些机会。他们说啊说，仿佛害怕如果突然出现片刻的宁静，便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在谈话和争论的背后，隐含着某种冰冷而阴郁的宁静的话，他们会立即遏制这种宁静。
大家都看报纸，看罢一张后便相互交换，《事》、《观察者》、《守望者》、《国土报》，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因为那时的白天比现在的白天长很多，每份报纸只有四页，晚上他们会重读早晨读过的东西。他们一起站在西诺皮斯基兄弟的杂货店前面的人行道上，比较《事》上写的关于我们的道义力量与《国土报》上说的耐性：也许字里行间蕴含着什么重要的东西，而在第一遍和第二遍的阅读中没读出来？
除拉扎鲁斯先生之外，居住区中还有其他难民，他们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匈牙利、俄罗斯。多数居住者不叫难民，也不叫拓荒者或者公民，而是被叫做“有组织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处于一个中间地带，位于拓荒者之下，难民之上，既反对英国人，又反对阿拉伯人，也反对激进分子。但是如何进行区分呢？拓荒者、难民和激进分子，几乎所有的人在发Resh时使用喉音，在发Lamed时声音流畅，只有东方犹太人发Resh时打嘟噜，在发Het或Ayin14时声音刺耳。父母希望我们这些孩子要成长为全新的犹太人，比父辈要强，虎背熊腰，成为斗士，在土地上劳作，因此他们拼命用肝尖、鸡肉和水果把我们填饱，以便有朝一日我们会挺身而出，浑身黝黑，英勇无畏，不能再任敌人把我们像羔羊一样宰割。有时他们会对来耶路撒冷之前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产生眷恋，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唱歌，他们会给我们大致翻译一下，于是我们也知道了过去曾有过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的悠扬钟声。因为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废弃的小块土地在夏日下焦灼干枯，建筑都是由石头和瓦楞铁垒就，太阳炙烤着一切，好像这里已经发生了战争。耀眼的日光从早到晚狂暴地折磨着自己。
偶尔，有人会说：“究竟会发生什么？”有人回答：“应该希望好起来。”不然就是：“我们一如既往。”妈妈有时弯下腰，连续五到十分钟看盒子里的照片。我已经懂得，自己应装作没有看见。她的父母和姐姐塔尼亚在乌克兰被希特勒杀害，遇害的还有许多没有及时来到这里的犹太人。爸爸有一次说：
“真是不可理解。简直难以置信。整个世界默不作声。”
他自己有时也为他的父母和姐妹难过，但没有眼泪：他会站上约莫半小时，姿势有些别扭，不太灵活，一副公正而固执的模样，死死盯住挂在走廊墙上的地图。如同司令部里的将军，目不转睛，一言不发。他想的是我们必须赶走英国侵略者，在这里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家，让世界各地受迫害的犹太人返回此地。这样的国家，他说，“显然必须给全世界树立一个正义的榜样，甚至对那些想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人也是如此。就是，不管阿拉伯人因听信别人的煽动和挑拨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以称得上典范的宽宏来对待他们，但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当自由的希伯来王国终将建立之后，世上就没有坏人胆敢谋杀或欺侮犹太人了。如果他胆敢这样，我们则予以严惩，因为到那时，我们的军队可以指哪儿打哪儿”。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用铅笔仔仔细细地在绘图纸上描摹出爸爸地图册里的世界地图，我描摹出定将出现的希伯来国家：位于沙漠和大海之间的一块绿地。我在绿地上绘出一条横亘大陆和海洋的长长臂膀，我在臂膀的一端，放了一个能够抵达任何地方的拳头。甚至可以抵达阿拉斯加。抵达比新西兰更远的地方。
“可是我们做了什么，”一次，我在吃晚饭的时候问，“让大家都恨我们？”
妈妈说：
“这是因为我们一贯站在正义一边。他们无法原谅我们竟连一只飞蝇都不伤害。”
我想了想，但没说话：其结果是，确实不值得一贯站在正义一边。
还有：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本·胡尔的态度。我也是站在正义一边，我也不伤害飞蝇。可从现在开始，我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年龄段，黑豹年龄段。
爸爸说：
“这是个既痛苦又晦涩的问题。比如说，在波兰，他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同寻常，因为我们奇怪，因为我们说话、穿着和饮食习惯都和周围的人不一样。但是二十公里15以外，波兰境外的德国，他们恨我们肯定出于不同的原因。在德国，我们说话、饮食、穿着和行为方式和大家一模一样。反犹者说：‘你瞧，这些人怎么混到我们中间来了？确实，已经分辨不出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我们就这命：恨的理由有变，但恨本身永远存在。结论是什么？”
“我们尽量不要恨。”妈妈说。
可是爸爸，他眼镜后面的那双蓝眼睛迅速地眨动着，说：“我们不能软弱。软弱是一种罪愆。”
“可是我们做了什么？”我问，“干吗惹他们那么生气？”
“至于这个问题，”爸爸说，“你不该问我们，而是要问迫害我们的人。现在，请阁下把你的凉鞋从椅子下捡起来送回原处吧。不是这里。也不是那里。放回原处。”
夜晚，我们听到远方传来枪炮声：地下组织从秘密藏身地点出来，打击英国统治的中心地带。晚上七点，我们会关上家门和百叶窗，把自己关在里面，直至第二天早上。城市里施行了夜间宵禁。夏日的清风吹过废弃的街道、小巷和蜿蜒而上的石阶。有时，野猫在黑暗中掀开垃圾箱盖儿的声音便会让我们惊起。耶路撒冷站在那里等待。在我们家里，几乎整个夜晚都寂然无声。爸爸背对我们坐在那里，和我们分开，置身于他写字台灯的光环里，钻研他的书籍和索引卡片。他的自来水笔在静静地写着什么，停顿、犹豫，接着又写了起来，仿佛正在挖掘一条隧道。爸爸正在检查、比较，也许在为自己有关波兰犹太人历史的巨著所搜集的资料确定某些细节。妈妈会坐在房间的另一边，坐在她自己的摇椅里看书，不然就是把敞开的书倒扣在双腿上，全神贯注地倾听某种我听不到的声音。我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看完报纸，开始草拟地下组织闪电式袭击耶路撒冷的政府要害部门的方案。我连做梦都会梦见打败敌人。我从那个夏天起，一连几年梦见战争。
“霍姆”组织那年夏天只有三个成员：本·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