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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女老师向他走近一步。她至少比他矮一头半，但是有孩子们在她背后——他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盯着艾格尔，她看起来很有威胁性，而且完全不准备做任何妥协。
艾格尔很想说点什么，可是他只是低头缄默地看着亚麻地毡。忽然他觉得自己站在那儿很傻：一个年老的男人，带着可笑的抱怨，连小孩子们都可以不加掩饰地惊讶地盯着他看。
“人们没办法选择邻居是谁，”女老师说，“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您是一个粗俗的蠢人！忽然就冲进我的课堂，不请自来，没有梳头，没有刮胡子，甚至还穿着一条衬裤，或者您穿的那到底是个什么啊？”
“是一条睡裤，”艾格尔咕嘟着说，他已经十分后悔走到这儿来了，“不过已经缝了几个补丁。”
安娜·霍勒尔叹了一口气。“请您现在立即离开我的教室，”她说，“当您洗漱好，刮了胡子，穿戴整齐后，我不介意您再回来！”
艾格尔没有再回来。他学着容忍这噪音，或者有必要时，往耳朵里塞上苔藓，对他来说这件事就算解决了，可能也就这样持续下去了，如果不是在接下来的星期天他的门被用力敲了三下。安娜·霍勒尔的手里拿着一块蛋糕，站在外面。
“我想，我应该给您带些吃的来。”她说，“桌子在哪儿呢？”
艾格尔把他家里唯一能坐的地方让给了她，那是一个他自己做的挤牛奶时用的小木头凳子，蛋糕则被放在他的一个老储物箱上。出于对坏时光的隐秘的害怕，他在那个箱子里存放了一些罐头食品——哈克迈尔最精细的洋葱和肉——和一双温暖的鞋子。
“这样的蛋糕经常很干。”他说。
在他手捧着陶罐去村子广场上的水井打水的路上，他想着这个女人，她正坐在他的房间里，等着把蛋糕切开。他想，她应该和自己年龄差不多，但是，作为老师的多年工作明显让她很憔悴。她的脸上布满了微小的皱纹，在她深色的、紧紧扎成发髻的头发里闪现出一些雪白的头发。
有一刻他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幅奇怪的画面：他不仅仅看到她坐在小凳子上等待着，他还想象着，仅仅因为她的存在，他自己居住了那么多年的房间开始改变了，变大了，还用一种并不是让他很舒服的方式在向各个方向打开着。
“所以，您一直在这里生活？”当他带着装满水的水罐回来时，那个女老师说。
“是的。”他说。
“毕竟人不管在哪里都可以幸福的。”她说。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和温暖友好的目光，然而艾格尔还是感到，被她看着很不自在。
他低头看向他手里的那块蛋糕，用食指把一粒葡萄干抠掉，让它悄悄地掉在地上。然后他们就开始吃蛋糕了，他必须承认，蛋糕很好吃，或许他想，这块蛋糕甚至比他最近几年吃过的所有的东西都更好吃，但是他最好还是不要讲出来。
后来艾格尔也说不清楚，整件事情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那么自然地，就像女老师安娜·霍勒尔手里拿着蛋糕站到他门前一样，她也同样那么自然地进入了他的生活，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占据了那个很明显她认为是她应得的空间。
艾格尔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在他身上的。此外他并不想表现得不礼貌，所以他跟她一起散步，在阳光下坐在她旁边喝咖啡。咖啡是她用一直随身带着的保温瓶带来的，她说这咖啡比魔鬼灵魂的颜色还要黑。
安娜·霍勒尔一直会讲出这样的比喻，总的来说她几乎就是一刻不停地在说话，讲她上课的情况，讲那些孩子们，讲她的人生，讲那一个早就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的男人。她从来、从来、从来都不该相信他。
有时候她说一些艾格尔听不懂的话。她会使用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词，他暗自认为，那些词都是她自己瞎编的，因为她不认识本来正确的那些词。他让她讲话，他倾听着，不时点点头，有时说“是”或者“不是”，喝着咖啡，咖啡会让他的心跳加速，好像他要爬上凯默赫尔高山的北侧山坡似的。
有一天她说服了他乘坐“蓝色丽泽尔”到卡尔莱特纳山峰上去。在那儿能看到整个村子的全貌，她说，学校看起来就像是被人弄丢的一个小火柴盒。如果眯起眼来看，可以辨认出些彩色斑点，那是在村子井边的孩子们。
缆车车厢随着轻微的一抖出发了，艾格尔站到一扇窗子的旁边。他感觉到女老师紧紧跟在他后面，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膀上方看向远方。他想到，他的上衣已经很多年没有洗过了。不过至少上星期他把裤子在清澈的泉水里浸了半小时，然后搭在一块向阳的石头上晾干了。
“您看到下面那里的那个塔柱吗？”他问道，“我们浇筑地基的时候，有一个人掉进去了。他前一天喝酒太多了，在中午的时候翻下去了，脸直接趴进了水泥里，躺在那儿就不再动了，像池塘里的一条死鱼一样。我们用了好一会儿，才把他弄出来，水泥已经不那么流质了，后来他挺了过来，只是从此瞎了一只眼，到底是因为水泥还是烧酒，很难说。”
到达山顶后，他们在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看着下面的山谷。艾格尔感觉，他好像必须用什么方式给女老师提供一些娱乐消遣，于是他给她指着村里的不同东西：被烧掉的牲口棚的残余；在萝卜地上匆匆建起来的度假公寓；那个巨大的、长满铁锈和紫红色金雀花的锅炉，战争结束后山地兵团就把它留在了教堂后面，从此就是给孩子们玩捉迷藏用的了。
每一次安娜·霍勒尔发现一些新东西的时候，都会哈哈一笑。有时候她的笑声会完全被风吞没，看上去好像她就是那么无声地、光彩夺目地笑着。
当他们傍晚时分又回到缆车山谷站的时候，他们还一起站了一会儿，看着缆车车厢又开始向山上出发。艾格尔不知道，他该说些什么，或者他到底是否应该开口说话，所以他宁愿闭着嘴不说话。楼房地下室的机电室里传出了发动机低沉的嗡嗡声。他感觉到女老师的目光投在他身上。“我想要您现在送我回家。”她说着，就开始走了。
她住在紧挨市政厅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是村子为她在学校教学这段时间提供给她的。她在一个盘子上准备了洒好洋葱末的切片面包，外面的窗台上放了两瓶凉啤酒。艾格尔吃着面包，喝着啤酒，同时努力不去看她。“您是一个男人，”她说，“一个真正的男人，有真正的胃口，不是吗？”
“应该是的。”他说着，耸了耸肩。
外面慢慢暗下来了，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在一个小小的配菜柜前她停了下来，站在那儿。艾格尔从后面看到，她低着头，好像她有什么东西在地板上找不到了。她的手指玩弄着裙子的折边，她的鞋跟上还沾着泥土和灰尘。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好像那早已经从各个山谷里撤离的安静，就在这一瞬间，都聚集在这个小房间里了。
艾格尔清清嗓子，把酒瓶放下，观察着一滴酒沿着杯子慢慢地滑落下来，在桌布上摊开形成一个圆圆的、深色的斑点。安娜·霍勒尔站在配菜柜前，一动不动，目光也低垂着。她先抬起头，然后举起手。
“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都是孤独的。”她说。
然后她转过身来，点燃两支蜡烛，把它们摆到桌子上。她把窗帘拉上，把门闩推到门前。
“现在，来吧。”她说。
艾格尔还在呆呆地盯着桌布上的那个深色的斑点。“我曾经躺在过一个女人身边。”他说。
“没关系的，”女老师说，“我觉得没关系。”
一会儿后，艾格尔看着这个躺在他身边睡着的年老的女人。他们到床上以后，她把她的手放到了他的胸口，他的心脏在下面砰砰跳动的声音那么响，以至于他感觉整个房间都在动了。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他没能克服自己。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地，像被钉牢似的，感觉到他胸上面的手越来越重，直到它落在他的肋骨之间。
他观察着她的身体。她侧躺着，头从枕头上滑了下来，她的头发打成细缕散在床单上。她的脸半转过去，看起来很消瘦，像没有肉似的。夜晚的光透过窗帘窄窄的缝隙落进房间里，好像陷在她的众多皱纹中。
艾格尔也睡着了，当他又醒来的时候，女老师蜷缩成一团躺在一边，他能听到她用枕头压抑着的啜泣的声音。他犹豫不决地在她身边躺了一阵儿，然后他明白，没什么他能做的了。他轻轻地起床，走了。
在同一年，村子里来了新的老师，一个有着娃娃脸的年轻男子，留着齐肩的、扎成一个小辫子的长发。他会在晚上织毛衣，或者用树根雕刻小小的、扭曲的耶稣受难像来打发时间。
旧时代里那种安静与纪律再也没有返回学校，艾格尔也逐渐习惯了他卧室墙后面的吵闹。
后来，他只见过一次安娜·霍勒尔。她拿着购物篮子走在村子的广场上。她走得很慢，迈着不自然的碎步子，低着头，好像陷入了沉思。当她发现艾格尔时，她举起手，像人们跟小孩子摆手时一样，挥动着手指向他打招呼示意。艾格尔快速地看向地上。后来他为自己在那一刻的胆怯而感到羞愧。
安娜·霍勒尔悄悄地离开了村子，就像她来的时候那样。在一个寒冷的早上，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她带着两只箱子登上了邮车，坐到最后一排，闭上眼睛，据司机后来讲，她在整个行程中没睁开过眼睛，一次都没有。
那年秋天很早就开始下雪了，安娜·霍勒尔离开没几星期后，滑雪游客们已经在山谷缆车站前排很长的队了。一直到晚上很晚，村子里还到处可以听见滑雪板固定器的金属质感的咔嚓声，和滑雪鞋的嘎吱嘎吱声。
临近圣诞节前的一天，天气寒冷，阳光明媚，艾格尔带着几个比较年长的人在雪地散步后，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在街道另外一侧迎面走来了一伙神态激动的游客，后面跟着几个当地村民、一个乡村警察还有一群挤挤攘攘乱喊乱叫的孩子。
两个穿着滑雪衣的年轻男人把他们的滑雪板组装改造成了一个临时担架，抬着一个显然要用最大的小心谨慎才能搬运的东西。那两个男人用一种奇怪的敬畏对待那个东西，他们的敬畏让艾格尔想到了辅助弥撒男孩们的热忱，他们怀着那种热忱在星期天礼拜仪式上围着圣坛走来走去。他穿过街道，想去仔细看看那边的热闹，可是他看到的景象，让他的呼吸都停顿了：在那个临时担架上躺着的是羊角汉斯。
有一刻艾格尔认为他肯定是丧失了理智，但是毋庸置疑的，在他面前躺着的就是那个牧羊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牧羊人还剩余的部分。他的身体被冰冻得僵挺。就可以辨认出的部分而言：他少了一条腿，而另一条腿荒诞地扭曲着，伸出到担架外面；他的胳膊紧紧绕在胸前，两只手上挂着干枯的碎肉，几乎完全裸露着的手指骨头弯曲得像鸟的爪子；他的头深深向后仰着，好像有人用暴力把它拽到后面似的；冰把他的半张脸从骨头上撕了下来，露出了他的整副牙齿和蓝黑色的牙龈，看起来他好像在咧着嘴笑；虽然一双眼睑已经没了，但两只眼睛却丝毫未损，看上去像是瞪得大大地盯着天空。
艾格尔转过身去，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他感到恶心，耳朵里低沉地嗡嗡作响。他想跟那几个男人说些什么——可是又能说什么呢？他的脑子里飞舞着各种想法，可是他不能理解其中任何一种。当他再转过身去，他们早就已经走远了，远远地在街道的后面，他们抬着冰冷的尸体向教堂走去。乡村警察走在担架的一侧，另一侧是牧羊人的腿，像一段枯萎的树根一样突出在空气里。
几个爱冒险的滑雪远足的游客，在滑雪道上方的冰川裂缝里发现了羊角汉斯。他们用了几小时，才把他从永恒的冰块里凿出来。
裂缝的狭窄最大程度地挡住了鸟类和其他动物，冰把他的躯体贮存了几十年，只是少了一条腿。人们推测着：也许是在他滑到冰缝之前，那只腿被一只动物咬住了；或者是被一块岩石打掉了；再或者是为了逃脱，他在绝望的状态中自己把那条腿拽下来了。
这个谜无法解开，那条腿就是找不到了，身体上的残端也不会透露什么的，它仅仅就是一个残端，被一层薄薄的冰覆盖着，边缘上的肉散成一缕一缕的，正中心是蓝黑色的，像牧羊人牙龈的颜色一样。
死者被送进了教堂，好让每一个想和他道别的人都可以来跟他道别。但是除了几个游客来亲眼观察这个神秘的、在烛光中安放着的冰冻尸体，尽可能从所有的角度把它拍到照片上，没有其他任何人来。没有人认识羊角汉斯，也没有人记得他。因为天气预报报告了即将上升的气温，人们第二天就把他埋葬了。
这个意外的重逢让艾格尔很震惊，在羊角汉斯的失踪和他又重新出现之间几乎隔着艾格尔的整整一生。
在他内心的眼睛里他看到：那个透明的身影跳着大步子逐渐远离，消失在暴风雪的白色寂静里。他是怎么跑到几公里外的冰川上去的呢？他去那里找什么呢？他最后又遭遇了什么？艾格尔想到那条失踪的腿时就会打寒战，那条腿可能现在还卡在冰川的某个角落。或许过几年后它也会被找到，被激动的滑雪游客作为稀奇的战利品扛在肩上带下山谷。估计对羊角汉斯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了，他现在不再躺在冰里，而是躺在泥土里，无论如何已经获得他的安宁了。
艾格尔想到他在俄罗斯的那段时间里遇到的无数死去的人。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中的尸体上的各种狰狞、痛苦表情，是他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可怕的事物。
与他们相反，羊角汉斯看起来是幸福的，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他的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