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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与完成，光这些事情就耗去了他的大量精力。不过他现在既然担任军事长官，其思考重点必然要落在军事方面。尤其是在外患未除的情况下，他认为军事工作理应成为重中之重。
军事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不少，其中之一，就是人才匮乏问题。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欲带出精兵劲旅，主将的人选是个关键。纵观汴京保卫战的全过程，李纲感到在禁军中智勇兼备可堪大任的将领为数不多。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指挥水平，亟须擢拔一批优秀将领。一个杰出的将才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发现的，而一旦发现了，就不容错过。因此，当不少人托人说情希望他帮忙安排个一官半职，他一概不予理睬时，他却想主动为一个人安排一个适当的军职。这个人便是索天雄。
李纲与索天雄纯属萍水相逢，相识的时间只有两个来月，其间接触的次数屈指可数。以李纲日理万机之繁忙，应对人员之众多，对于一个与其仅有数面之交而且社会地位悬殊的平头百姓，一般来说应当不会留下什么特别印象。但是这个索天雄却不同。他不仅给李纲留下了鲜明的印象，那印象还很不寻常。
那种不寻常，并非出于索天雄的刻意为之，而是从他的言谈举止气质风骨中自然透露出来的。通过与索天雄打过的有限的几次交道，李纲明显地感到，这个人不仅豪爽仗义武艺超群，思维缜密行事稳健，胸有韬略胆识过人，而且还富有一种特殊的感召力，是属于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式的人物。以李纲的目光判断，此人恐不止是个将才，经过一定的历练，委其执掌一方帅印，估计亦可游刃有余。
草履布衣中竟会有这等奇才吗？这个评价是否过于夸张啦？那可未必。古时的韩信、孔明，出身皆微不足道，被不拘一格委以重任后，均大显身手创建了伟业。中华大地藏龙卧虎不计其数，只不过是多半无缘出山而不为人知罢了。目下国难未已，正是用人之际，京城解严后所有的市民武装俱已遣散，徒令这样一条蛟龙潜卧民间实在可惜，应当让他继续发挥才能为国效力才是。
当然，依照朝廷的授官制度，没有直接对一介平民委以军职的道理。但是乱世不可循常规，英雄何须论出身。这就需要动用一下手中的这点职权了。李纲思量他虽不直接掌兵，但在这事上说句话还是管用的。既然一些州府级别的官职都能用钱买到，我为朝廷选择良将，采用一点非常手段又有何不可。
主意打定，李纲便差甘云去请索天雄到西府来一叙。
按李纲的估计，他将此想法对索天雄一提，索天雄肯定会欣然诺之。因为，首先，索天雄显然是个深明民族大义之人，以往他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现在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当然应是求之不得。其次，李纲准备将他直接委任为禁军统制，统制属于中级军职，位在统领之上，可以独领一军，其俸禄也比较可观。而且此职距都统只有一步之遥，一俟立有军功，即可步入高级武将行列，前程可谓远大。可以说无论于公于私，此事对索天雄来说，都是件显而易见的好事。
然而让李纲意外的是，索天雄听他表明意思，稍作沉吟，很诚恳地谢过他的器重之后，即十分明朗地谢绝了这事。
索天雄据以推托的理由有二：其一，索某生性散漫，自在已久，难习军中戒律约束；其二，小女飞春自幼与索某相依为命，未曾须臾分离，不便留其独守家门。
这两条理由，尤其是后一条，听起来确实在理。但李纲总觉得这似乎都是索天雄的托词。因为据他观察，索天雄这人的习性并不散漫，相反地倒颇有令行禁止的军人气质，遵守军队戒律对他来说似乎不是问题。父女不忍离别倒是事实，但索飞春毕竟不是三岁的孩子，以她的处世能力看，并不至于离不得父亲膝下。如果索天雄立志为国建功，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他李纲也可以帮助解决。可是索天雄并没在这上面留什么商量的余地。
那么索天雄为何不愿进入禁军？是畏惧征战贪生怕死吗？否，索天雄在战场上一马当先的表现，李纲是亲眼见过的。要说他怕死，天底下就没有不怕死的汉子了。
不是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原因呢？索天雄不多说，李纲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很惋惜地表示：“既然索义士有难处，本官也就不强人所难了。”
索天雄相当过意不去地向李纲致以歉意，表示如蒙李大人不弃，今后他或许另有与之合作的机会。李纲当时随口应道：“但愿。”而事后回想，他才品味出，索天雄那话虽是说得谦和随意，实则口气不小。他说的不是“效力”而是“合作”。“合作”？一介平民有什么资格与朝廷的一品大员谈什么“合作”？李纲没有因此而动气，但这更使他觉得索天雄这个人难以捉摸。
谈话结束时，索天雄取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李纲。他说：“李大人为了百姓夙夜操劳，很少有时间照料自己，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飞春缝了两双袜子让我带给李大人，算是聊表寸心吧。”
李纲忙双手接过连声致谢。两双袜子不值什么，却是一种浓重情谊的体现，这里面，是包含着索天雄对李纲的由衷尊重的。李纲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已不知不觉地将索天雄当作了民心民意的一个代表。特别是听说这两双袜子是索飞春亲手缝制的，更使他感到温馨，而同时在心头亦不免升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
留用索天雄未能如愿的失落感尚未消除，又发生了一件让李纲颇感郁闷的事：种师道被迫放弃追歼金军的行动率部返回汴京后，竟被赵桓以其年迈体衰为由解除了一切实职。
李纲认为这个决定十分不妥。他上奏说，种师道固老矣，但是体魄尚健，还没老到不能做事的地步。论布阵用兵指挥作战，他仍是当前朝中首屈一指的大将，弃之不用甚为可惜。却不知此事的根由，盖因张邦昌在暗中进言，说李种二人气味相投行为默契，现在李纲掌枢密于内，种师道握重兵于外，如果两个人结成一党，势力太大，不可不防。所以，李纲越是上奏，赵桓就越是不准。
在这件事上李纲又是只能束手而叹。旧的罢去，新的不来，将来战阵之上，良将可有几何？
实际上，担心李种结党，纯属杞人忧天。诚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纲与种师道志趣相近秉性相和，相互间的关系容易处得融洽，这是事实。但是若说勾结朋党，他们却俱非那等人物，而且他们也并非事事都默契得天衣无缝。
这一日，李纲至种师道寓所去看望老种，论及军国大计，两个人的看法就产生了重大分歧。
李种皆为忧国忧民之士，三句话不离本行，礼节性的寒暄后，话题便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时局上面。这次坐失重创金军的良机，实是遗留大患，金邦贪心不足扩张成性，亡宋之心不死，必将卷土重来，而且为时不会太久。对于时局发展的这个趋势，两个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但是谈到对策，他们的见解便大相径庭了。
以李纲之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付金邦的侵略，除了努力提高宋军的作战能力和加强边陲的防备措施，更无他途可言。如今金军新退，料其在三五个月内没有再度大举南犯之力。那么朝廷就应当抓紧这段时间调整兵力部署，构筑防御体系，改善兵器装备，积蓄军需粮草，总之是要以坚决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的态度，下大力气全面地整顿好军备。敌强不足畏，可畏者是我们自身的散乱松垮漏洞百出。只要我们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从精神到物质上都准备得坚实充分无懈可击，以我大宋国力之雄厚，如何便敌不过北漠一个游牧之邦？
李纲本以为，作为一名抗金态度十分坚决的老将，种师道的想法定然会与其不谋而合。他前来看望落职的老种，一来是有慰问之意，二来也是想就整顿军备事宜向他做些讨教。毕竟老种是身经百战戎马一生的宿将，在这方面的经验比他丰富得多。
然而大出李纲意料，种师道非但没有赞附他的话，反而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主张：为长远之安全计，朝廷应趁此战事暂息之际迁都长安。
提出这个主张，种师道显然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徐徐地呷着清茶，用低沉苍老但相当肯定的口吻对李纲指出，汴京外无形胜之固，河北乃一马平川，极利金军的骑兵驰骋，实属易攻难守之地。边寨烽火一起，顷刻便可燃及城下。太祖当年建都于此，主要是出于经济财政方面的原因。然以战略目光视之，以此地作为京城很不适宜。此番汴京险遭倾覆，给我们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此险可一而不可再，京城西迁势在必行。
迁都之议是当金军兵临城下时，白时中、李邦彦等人早就提出过的。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纲坚决地否决掉了。虽然李纲明白，现在种师道提出迁都，其动机性质与李邦彦之辈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主张。
他辩解道，汴京乃大宋经营百年之都，基业庞大人口众多，一旦动迁损失甚巨。汴京外围无险可守不假，但拒敌未必非赖天然屏障。只要防御力量部署得当，完全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种师道承认，迁都是利弊并存，但认为目前只能是两弊相衡取其轻。防御力量部署得当是足以御敌，地形条件不是唯一的胜负因素，问题是宋军历来兵无常帅将无常师，互不统属令出多门，何以能形成统一部署，又何以能做到相互配合？
李纲说这个问题只要引起皇上的重视，一道圣旨便可解决。
种师道反问：“如果皇上不下这个旨呢？皇上心里今天想的是什么，明天想的又是什么，你能猜得准吗？你能保证皇上对你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言听计从吗？”李纲说：“那就事在人为了，京城巍然不动，起码是抗金胆气可壮，军民之心可安。”种师道苦笑道：“我看那也未必，前者大兵压境时，京师何曾迁动，君不见有多少军队不战自溃，又有多少官员挂印而逃？”
李纲说：“这恰恰说明京师是动不得的。京师未动尚且如此，动辄必然造成恐慌混乱。若是金军闻风起兵乘虚而入，局面如何收拾？”种师道说：“所以说迁都须择机而动。前者兵临城下时，非死战无以求生，坚守汴京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眼下金军全线北撤，元气未复喘息未定，暂时是无力大举进军的。况且金人也不会料到我们会在此时迁都，正好利我从容行动。倘若此机错过，一旦风云变幻，那可就欲动也难了。”
两个人各执己见争论多时，最后是李纲暂且在口头上退让一步，表示将认真考虑种老将军的建议，才算结束了这场争执。李纲这么说倒不是敷衍老种，对于种师道的意见，他向来比较看重，何况种师道力主迁都的态度如此坚决，不容他不认真对待。
回去以后，李纲确实对迁都之议进行了反复考虑。但考虑的结果，依然是京城为国之魂，京动则国摇，京城不可迁，亦不必迁。他心想，种师道到底已是年迈老者，顾虑多一些不足为奇。其所虑者虽然不无道理，但并不是根本不能解决的死结。汴京能否坚守，这次保卫战的胜利就是答案。有这次大战的经验教训垫底，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岂有输与金虏之理。特别是当连日来巡视城防时，看到大街小巷中已经迅速恢复起来的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就更加坚定了他绝不能让这座百年名城陷于敌手的决心。他相信他李纲和朝廷的几十万军队是有这个能力的。他的这个决心，得到了新任枢密副使许翰的全力支持。
既然决心坚守，就必须未雨绸缪。于是李纲即刻与许翰着手策划整顿军备诸事。
可是这一着手方知，朝廷对军备弛怠日久，积弊甚多，殊难善其事于朝夕之间。李纲和许翰只好先命属下梳理头绪，分出巨细远近轻重缓急，择其要者先奏先办。
种师道虽然主张迁都，但亦知在此议未获皇上首肯之前，抓紧边备乃是头等大事，主动地为李纲提供了一些很有参考价值的建议。这使李纲在感激之余，越发感到朝廷在此亟须用人之际，让这样一个德高望重胸襟坦荡而且忠心耿耿足智多谋的老将军赋闲在家，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他想，种师道之所以对坚守汴京持不乐观态度，大约与其眼下的处境和心境有关。因此他与许翰商议，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举荐老种再度出山。
却是越忙越有事。就在李纲为整顿军备殚精竭虑忙碌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有一件重要的皇差又落到了他的头上，迫使他不得不丢下堆积如山的事务，离开汴京赶赴南都。
这件重要的皇差，就是前去“迎劝”太上皇赵佶回銮返京。
二
这件皇差有点棘手。棘手就棘手在李纲的使命不是单纯地去“迎接”太上皇赵佶，而是要去“迎劝”，这便是颇费周章的事了。
赵佶返京为何还要去“迎劝”，内中缘由说来话长。
赵佶是数日前从镇江回到南都的。自从正月十五日由维扬渡江，赵佶在镇江府滞留了将近两个月。在这近两个月的时光里，他的日子过得相当舒适自在。
圣驾抵达镇江之初，其行宫就在童贯的指派下，由当地政府斥巨资做了整修。此后童贯又命人召集工匠加以扩建，在短短的月余中，便将一个本来毫不起眼的院落，修建得殿阁楼台亭榭园苑俱备，俨然粗具了一座袖珍皇宫的规模。赵佶对于营造园林兴趣极浓，非常赞赏童贯进行这种劳民伤财的穷折腾，隔三岔五就要到正在大兴土木之处走走看看，还时仿昔日视察艮岳之例，信笔题写些诸如“跨云亭”“飞岑台”“玉秀馆”“凝碧苑”之类的匾额，自我欣赏自得其乐。
除此之外，他的每日功课，便是在那个貌似李师师的歌伎水奴儿的侍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