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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必须打。于是两人乃联名具折呈奏赵桓，请求效仿真宗澶渊故事，以重兵“护送”金军出境。
不日之内，御批“照准”。
李纲、种师道马上联合升帐，遣兵数十万分道并进追击金军，命各部将领相互配合相机行事，力求将金军聚歼于黄河南岸。众将得令，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回到营盘对部属做了简单的战斗动员，便各自拉起队伍雄赳赳地踏上了征途。种师道作为一名征战成瘾的老军人，在这种时候是不甘坐镇后方的，亦点起本部兵马，由中路进发。
百姓们闻讯宋军要挥师北上将万恶的胡虏斩尽杀绝，箪食壶浆扶老携幼，自发地前去相送出征队伍者数以万计。宋军将士深感其情备受激励，皆誓言铮铮地表示，我等绝不辜负中原父老嘱托，此一去不杀金贼个片甲不留誓不还乡。李纲在送别种师道的点兵场上目睹此情此景，深受感动并充满自豪。他成竹在胸地预料，虽然金军尚不至于如丧家之犬般不堪一击，但这场追击战的胜券掌握在宋军手里是不成问题的。此战的作用非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于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之战。因此，夺取这个胜利，即便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非常划得来的。
遥望着猎猎招展的大宋军旗在滚滚征尘的裹挟下渐渐远去，李纲觉得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此时占据他身心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慰。只待追歼金军的捷报驰来，由他全面指挥的这场汴京保卫战便可画上一个圆满的并且意义深远的句号。有道是时势造英雄，这话一点不假，人生能成就如此伟业的机会毕竟不可多得。想到这一点，李纲心里生出几许感慨，也泛起几分自得。而此前曾经受的所有委屈苦闷辛劳艰难，相形之下似乎全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然则就在这距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事情居然又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剧变——数路并进的宋朝追击大军相继出发不久，皇帝赵桓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毛病再次发作，突然严词下达了禁止追击金军的诏令。
原来，赵桓谕准了李纲、种师道的追击计划后，大臣中多有奏称不可再引火烧身自找麻烦者。赵桓受其影响心生惶惑，便问计于张邦昌。此时李邦彦已去职，张邦昌虽尚未晋位太宰，但以其资格权势视之，已颇具首席之态了。
张邦昌见问，表态十分明朗：坚决反对出兵追击。
抱定如此主张，一者，乃因张邦昌的私念一如既往：追击金军若打不赢，会惹怒金军疯狂反扑，弄不好又要危及他的身家性命；追击金军若打赢了，则益增李纲之功勋威望，会大大地威胁他在朝廷中的地位。二者，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原因：他公开反对追击金军这事，肯定会传到金人的耳朵里，这应当算是为金邦办了件好事。万一将来乾坤翻转中原易主，有这件事搁在那里，可以当作护身符一用。
这种阴暗心理自然不可昭示于人，张邦昌摆出的理由是这样的：金军的战斗力海内无敌有目共睹，金人主动撤军，并不是打不过我们，而是在信守和约，在给我大宋朝留面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挑战端，显见得便是理亏。况且现在宗翰大军已经近在咫尺，我们面对西线犹自防备不及，倘宗望一怒之下回师反扑，与宗翰合力夹攻汴京，其险岂不更甚于前者百倍乎？若至彼时再思言和，恐金人就无复允信矣。
对于李纲积极部署追歼金军之举，张邦昌的论断是：李纲其人目光短浅好大喜功，行事孟浪私欲极强，只顾贪图一己之功名，却全然未将社稷利益萦系于心，诚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若放任其恣意妄为，必使我朝招致四面树敌祸事丛生。
张邦昌的口才和狡辩能力都还可以，而且还颇有几分表演天资，他将这番话说得既理直气壮，又甚是坦诚，令赵桓听来犹如醍醐灌顶。于是乎赵桓当即便下诏，以御前金牌追回诸路兵马，并命张邦昌全权督办止兵之事。
张邦昌圣旨在手，立时气粗胆壮一览众山小。他也不理会李纲，便径自派人分数路兼程北驰，抢在宋军人马到达之前，在各个要冲树起了书写着“有擅自出兵者并依军法”字样的杏黄色令旗。
此事传开，翌日在朝殿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李纲、许翰、孙傅、李若水等相继启奏，恳辞力谏赵桓不可止兵。却因大臣中多有附和张邦昌主张者，未能说动赵桓。退朝后，李纲具折再谏，亦未得到赵桓的理睬。
此时一刻千金，李纲深恐贻误战机铸成大错，不顾触怒龙颜之险，连夜入宫请求召对，却被赵桓拒绝。
李纲拜请再三，执意不退。
赵桓闻之，知道李纲那股不屈不挠的劲头又上来了，料是敷衍不过去，方无可奈何地深更半夜在延和殿召见了他。
行过面君大礼，李纲便滔滔不绝地从追歼金东路军的重大战略意义，到打赢这场战役的种种有利因素，再到纵虎归山的严重后果，对赵桓做了详尽的阐述。
对于赵桓最为担心的宗望回师反扑、与宗翰合力夹击汴京的问题，李纲着重作了分析。他说，宗望部现在的北还之旅，与其来犯时的轻骑锐进状况大不相同。他现在是携带着无数的战利品行军，而且那些战利品不光是金银锦帛，还有数以千计的妇女，其师摇头摆尾闪转腾挪都极不灵活，很不利于驰骋厮杀。以宗望之老谋深算，是不会以此臃肿迟钝之躯去而复返画蛇添足的。而宗翰闻宗望已退，则必然进意徊徨，止步于黄河北岸。即便彼仍欲孤军挺进，臣已遣重兵控扼河阳险道，宗翰以疲惫之师要想突破关隘，绝非轻而易举。所以说金东西两路大军合围汴京之险，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并不存在，根本无足为虑。
就这样，李纲掰开揉碎反反复复地苦谏了将近一个时辰，几乎磨得舌尖起泡口角生疮，总算磨得赵桓回心转意，哈欠连天地同意了收回禁止追击的成命。
但是经过这一通折腾，事情已经变得无可挽回。
北上出击的所有宋军，在接到朝廷的严禁追击令后均已折返，此时俱在归途之中。尽管李纲以最快的速度重新下达了追击令，由于众将看出大臣意见不一，皇上摇摆不定，唯恐圣意再生反复，搞得自己徒劳无功，皆对新令采取了消极敷衍态度。各路人马虽然重又掉头北上，却皆已无复疾起直追奋勇歼敌之势。他们不约而同，都只是遥遥地尾随着金军的撤退路线缓缓跟进，使所谓的追击，不折不扣地变成了对北还的金军的“护送”。就连前敌主将种师道，由于搞不清皇上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亦未敢再贸然出击。因之，宗望不仅得以安然无恙地全师而退，还顺手牵羊劫掠了若干沿途州县，又狠狠地扩大了战果。
宗望曾十分担心宋军乘其撤军挥师掩杀，一路上始终高度警惕防备很紧催行甚速。结果到头来居然一点事儿也没出，倒让他很替李纲惋惜：如果李纲效仿孔明来一个华容设伏，这局棋他将会赢得多么漂亮！但宗望揣度这恐怕未必是李纲的失策，其根源八成是在赵桓身上。他暗哂，皇宫里坐着那么个窝囊废，就算是当年的诸葛再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过河后，宗望驻马桥头回眸南岸笑留一语：“本帅暂辞，来年再会。”
事已至此，李纲唯有扼腕长叹。特别是当他得知宗翰闻宗望已经北还，果然没有再渡河南进，更是深以为憾。
他心里非常清楚，此机失却，甚难复得。此役功亏一篑，绝对后患无穷。汴京之围虽解，实则险境犹存。数十万勤王大军不可能长期云集京师，而金军经过短暂休整，即可复原如初，随时能够以猛虎出山之势卷土重来。
但是这番话能向谁说？赵桓正在兴高采烈地举行宫廷庆典，哪有那闲工夫听他聒噪这种不祥之语。满朝文武亦皆在弹冠相庆，在朝会上发表这种大煞风景的议论显然也是不合时宜，只会招人侧目。能够与之推心置腹的友人倒是有几个，但是私下里空发牢骚于事何补？况且私议皇上之误，万一传将出去便祸端非小。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此类教训比比皆是。过去李纲对此不太在意，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历练，敏感性已有所增强。
满腹心事无言处，唯有寂寞对孤灯。所以，虽然京城解严后李纲的军政事务不再那么繁杂，相对地有了一些闲暇时间，但因心情不佳，他除去应许翰、孙傅等几位友人之邀去喝了一场酒，对其他的各种宴请仍然全都托辞未去。
那唯一的一场酒喝得也挺压抑。李纲恐那几位书生气甚重的仁兄贤弟席间失言招致不测，在开宴前特地提醒各位：“我等今日只是饮酒，不谈国事。”许翰等人会其意，都苦笑着应承：“伯纪兄说得是，不谈，不谈。”胸中块垒既不能一吐为快，便只好不断地用酒去往下压。宴众人言语不多，却都醉得东倒西歪昏昏沉沉。
酒楼的掌柜和伙计们都看得纳罕：如今狼烟散尽天下太平，人人忧虑尽扫笑逐颜开，这几位官员来此饮酒聚会，显见得亦是庆贺之意，却为何一个个喝出这般愁绪满怀的模样？他们是在愁什么呢？
第十三章
果然，嗣后赵佶是越想越气，冲动之下接连下诏给江南各州府，命令他们今后须一切行动听命于行在。并具体指示，凡淮南、两浙等地驿递京师的文书，一律不得放行；江东路及各州之将兵弓手未经申奏行在，不得随意调动；东南勤王之师自即日起罢止，而纲运则须于行在卸纳。赵佶到底是当过皇帝的人，这几道诏令一下，便从军政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地切断了江南与朝廷的联系。
一
金军北撤，汴京解严，京城四壁守御使的使命到此完成。靖康元年二月十四日赵桓颁旨，李纲改任知枢密院事。
枢密院乃宋代总理国家军务之最高机构，位于阙门西南，与全国行政最高机构中书门下相对应，并称“东西二府”。举凡军机、兵防、边备、戎马之属，全国的禁军厢兵，乃至皇宫里的侍卫班直等武装力量，俱在其管辖权限之内。知枢密院事又称枢密使，品级为从一品。这个官职，处于与宰相对掌文武大政的地位，相互间没有隶属关系，而其任职者的资历须与宰相相近，由此可见该位权柄之重。
同日，吴敏迁少宰。隔数日，中丞许翰迁同知枢密院事，何栗迁右丞御史。这几个人都是与李纲关系不错的。太宰一职并未落到张邦昌头上，而是擢拔了一个各派人物都对其非议较少的大臣徐处仁。朝廷中与李纲政见不合者，除了已被罢黜出京的李邦彦、蔡懋，又有王孝迪、李棁等大臣相继落职。
如此一番人事变动，自然使李纲的行情见涨。趋炎附势乃官场常态，位高轿夫众，权重马屁多。如果李纲有意结帮拉派培植亲信，这是一个广交善缘的很好机会。然而李纲生性不善此道，脑子里根本没这意识。对于曲意附比者，他一笑置之；对于求官谋职者，亦从不徇情许诺。这就不免时常开罪于人，在不知不觉中结下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怨恨。张邦昌旁观此状暗自冷笑：你姓李的莫要牛皮哄哄得意得太早，如此不通世故不近人情，早晚有你摔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天。
其实，李纲此时倒并不似人们想象的那样春风得意。
几天来，眼睁睁放走金东路军的深切遗憾，似一块浓重的阴云积郁其怀，始终不得释然。官迁知枢密院事，看上去位高权重，实际上却并不尽然。因为，依照宋制，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却无统兵之重。也就是说，他虽然有权调兵遣将，但实际上手里却无兵。统兵权是归所谓“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的。而这三衙之间亦互不统属，因此禁军没有最高统帅。遇有军事行动，将领们须分别听令于皇上本人。经过这么分权制约，无论是枢密使还是三衙中的任何一个都指挥使，其能够单独行使的职权，便被束缚得相当有限了。
此制始自太祖赵匡胤，其目的就是要将兵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里。它在立朝之初，对巩固新生政权，防止产生内乱，曾经起到过一定的正面作用。然而其弊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时间越久，其弊越重。多年来宋军屡次败绩沙场，军事指挥系统混乱、将帅无随机应变之权，这是重要原因之一。位居知枢密院事，若要以权谋私，空间可谓不小；但若欲决策军国大计，却远无自主之便。
这种相互掣肘的制度让李纲感到很不舒服，它不仅使他虽居其位而难尽其才，还往往会因政出多门而来回扯皮贻误大事。然而此制乃钢浇铁铸的镇国之宝，是赵宋王朝的祖传法典，纵有天大的弊病也说不得。你想动摇它，就是欲从皇上手中夺权。难道你想谋反不成？你有几个脑袋？李纲屡遭良策流产之痛，深知戴着镣铐跳舞之难，自然不会那从一品的乌纱一戴，便忘乎所以飘飘然乎。
况且，宦海沉浮不定，圣意反复无常，在过去的数月中，他对此感受很深。六月的天皇上的脸，知枢密院事这顶七梁乌纱他能戴多久，那是说不准的。既然如此，则升之何足喜，贬之何足悲？官场中人能持此心境者不多，这就是所谓荣辱不惊了。其实李纲也尚未真正修炼到那个境界，他之所以能以较为坦然的态度去面对潮涨潮落，不过是面对现实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而已。
不管现实中有多少桎梏，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该干的事还是得干，这一点李纲绝不含糊。有的人当官是为了发财，有的人当官则是为了成就功名。李纲的功名心是很强的，他的愿望，就是趁着手里有权，多做成一点事。能做多少算多少，总比一事无成强。所以在履行职责上，他是从不会消极应付的。
朝廷刚刚经过一场大劫，国计民生问题成堆，要想做事，那有的是事情需要做。由于战时是由他全面主政，战后的许多恢复整顿工作仍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