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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之残阳烈_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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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山为王,心里很不自在,却因赵榛此举甚得民心,不便横加指责。考虑到朝廷目前的处境,表面文章不能不做。因之他只好装腔作势地发诏一封,对赵榛做了一番勉励,顺水推舟地将其封为河北兵马都元帅,委其总领两河军事。当然这只是个虚名,兵员粮饷概不拨付。

对于赵构的心理,宗泽觑得分明。但不管怎么说,这总算使得赵榛拥有了名正言顺的统兵身份。能够争取到这一步,在目前来说已算很不错了。

但欲完成救国大业,非倾举国之力不可。朝廷不真正下这个决心,任何人也无力只身补天,充其量只能奏局部之功,这个前景显而易见。所以,自打宗泽就任汴京留守时起,就把争取赵构回銮视为了头等大事。现在,他觉得这事更是需要努力抓紧了。因为,就在这个亟须唤起全国民众为拯救民族危亡而战的关键时刻,在朝廷中居然发生了与此目标全然背道而驰的重大变故。

八月十八日,也就是宗泽在汴京平叛后的第三天,在赵构朝廷中为相仅七十五天的主战派中坚大臣李纲,因其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收复中原大计屡遭否决,怀着事无可为的极度失望愤然辞职。随后,与李纲持相同政见的尚书右丞许翰、左正言邓肃等官员亦被相继免职。更有甚者,敢于仗义执言的太学生陈东和布衣文士欧阳澈,竟因坚决反对罢免李纲而被当众处斩于应天府市区中心的龙兴寺前。

这些消息传至汴京,激起了宗泽的极大义愤。如果不能阻止这股逆流继续发展,他在汴京所做的一切努力,便将统统付诸东流。因而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争取、敦促赵构回銮,他亦是费神甚巨。

宗泽为此所采取的主要措施,首先就是一再撰写奏章,陈述利害。在宗泽镇守汴京的一年之间,这种奏章反复呈交朝廷者多达二十四道,史称《乞回銮二十四疏》。但因朝政被黄、汪等心地阴暗、持不同政见者所把持,这些奏章中的相当一部分,根本就未呈至赵构手上。

请求朝廷还都,就必须为朝廷提供一定的还都条件,最起码,要能保障朝廷的安全方可。这个问题很实际,但解决起来不容易。朝廷没打算去做这个努力,这副担子只能由宗泽独自来承担。宗泽带领汴京军民,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使汴京的城防面貌,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后来金军再度猖狂南犯,因知汴京的城防体系已今非昔比,竟宁可绕道奔袭,也没敢直接来啃这块硬骨头。遗憾的是纵使宗泽做到了这种程度,到底也没能唤得朝廷回头。

此外,宗泽还甘冒抗旨之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坚决地粉碎了朝廷与金邦的媾和企图。其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便是公开处决金军奸细牛亨吉。

牛亨吉因在宋境中从事非法活动被宋军捕获后,金军曾一再向宋廷索人,赵构为保留与金邦议和的余地,亦曾一再指示宗泽,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让宗泽将其放归了事。但宗泽一直顶着没办。因为牛亨吉根本就不是什么来使,而是刺探大宋军机的间谍。何况这厮进了大牢仍不老实,竟然想策反看守谋求越狱,这就更是罪加一等,理应依法处决。

当然,这一刀下去,就等于向金人下了战书。下了又怎么样,你不下战书,他就不来打你了吗?照样要打。那就不如干脆立足于以牙还牙。本着这一立场,宗泽决定,不管赵构恼火也好,降罪也罢,为促使朝廷奋起抗战,必须拿这个金军奸细开刀。

于是,在方才举行的临风寨抗金联军誓师大会上,牛亨吉便被当众祭了旗。

宗泽明白,将来自己必定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付出就付出吧,七十来岁的人,他还怕什么?他还有什么代价舍不得付出?

回顾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许多事务,连宗泽自己也颇有几分惊讶。他深感岁月的长短,生命的分量,有时真是不能单纯以时光的多少去衡量。

目前的宋朝面临的局势依然严峻,但汴京地区的防卫情况,已与三个月前呈现了极大的不同,已足以雄赳赳气昂昂地摆开战场,与野心勃勃的进犯者见个高低了。宗泽为此感到很欣慰,很自豪。他认为在未来的史册上,这一笔,是任谁也抹杀不掉的。在宗泽的心里,这比朝廷的任何嘉奖和赏赐,都要可贵得多。

面对着苍劲的夕阳秋色,宗泽不禁暗自嗟叹。太阳落山,明天会照常升起;秋木经霜,来年会再萌新枝,但是人的生命,却是不能再来一回。人生太短,机会太少,而无奈太多,遗憾太多。这大概是世上的所有的有志之士,濒临暮年时所具有的共同感伤。

不过,这种感伤此刻只是在宗泽胸中一掠而过,代之而来的是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的冲动和激昂。他估计,顶多再有两三个月,金军就将再次兴兵。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大仗恶仗,还有大量的备战工作要做,现在他没工夫叹息。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知道,他的生命旅程将至尽头,更多的夙愿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了。他现在的唯一愿望,就是抓紧此生最后的机会,为国家的中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使自己的生命如同天边那轮血色残阳,在隐没于山河之前,再焕发出一道瑰丽的光辉。

令人痛惜的是,由于历史因素的局限,像宗泽这样的“不识时务”者,注定了只能成为一个悲剧英雄。

悲剧的形成不是因为宗泽没把仗打好。实际上,在随后而来的一场场大仗恶仗中,宗泽是打出了比开德十三战更为显赫的战绩和军威。金军悍将宗弼、达懒、娄室、银术可等部,皆曾在各自的战场上被宋军杀得溃不成军。经过前后三个月大小凡七十余战的艰苦较量,至建炎二年春,打出的结果是,在黄河南岸的广大区域中,再也见不到一个金兵。

这是自宋金开战以来,宋朝方面取得的最精彩的战果。后来的宋朝名将岳飞,就是于此时因受到宗泽的着意提拔而逐渐磨炼成长起来的。假如在这时,宋朝能够调集大军北上,整个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便很有可能转入宋军手中。这个转机来之不易,因而这时宗泽一面加紧敦促赵构回銮,一面立即开始着手筹划乘胜北伐。他甚至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即便赵构不回銮,朝廷不增兵,他也要尽量动员两河兵力,坚决出兵北伐。

谁知,事情比宗泽预想的最糟的状况还要糟。

朝廷的执政们闻其欲横扫漠北的主张,皆哂其乃狂妄无稽异想天开。朝廷的想法是,最好是见好就收,免得把金人逼急。所以应乘此时机,赶紧签约议和。另外赵构还有一块心病,就是唯恐使宗泽发展得尾大不掉。因之赵构非但没发一兵一卒,反而严令宗泽须即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且,赵构对前往传旨的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还冠以了一个重要头衔,叫作摄东京留守事。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解除了宗泽的职权。

当时中原的北伐部队正在整装待发,接到这样一道圣旨,将士们都从头凉到脚跟,人心很快便陷入混乱。

眼看着救国兴邦大业将要坐失良机毁于一旦,眼看着中原军民浴血奋战的战果,以及自己倾注的全部心血,都将前功尽弃付诸东流,宗泽忧心如焚悲愤难抑。可是,在这个沉重的打击下,他却再也无能为力了。

能说的,他全说了;能做的,他也全做了。作为一个已被置若弃履的老叟,他的气力已经耗尽。他还能再说什么、再做什么?纵使他再披肝沥胆,又能再起什么作用?回想起方承道的那些劝说,宗泽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地刺痛难忍。

连续的高强度的日夜操劳,早已使这位七旬老人的身心严重透支,他之所以能够顽强地支撑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着一种希望、一股信念。现在希望破灭、信念成灰,他的身体也就彻底垮了。长期郁结于体内的积劳之疾,在巨大的忧愤的诱使下,很快便全面发作。

从此宗泽一病不起,虽经多方医治,还是回春乏术。建炎二年七月一日,这位砥柱中流威震敌胆的抗金先驱,终于怀着壮志未酬的无限遗恨,在凄风苦雨的伴随中与世长辞。

临终前,宗泽的嘴唇不停地翕动。守在病榻前的宗颖、甘云等人俯身倾听,闻得他于弥留之际,以微弱的气息反复呼叫的就是两个字:“过河!过河!过河!”此情此景,令所有的在场者无不潸然泪下。

后世有人曾撰写挽联镌刻于宗泽墓前,永远地记下了这一时刻。其联曰:“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

鉴于宗泽功绩卓著威望崇高,赵构自知朝廷若在其身后无所表示,也太不成话,因赐宗泽为观文殿学士、通义大夫,谥号忠简。

宗泽逝世后,其继任者杜充之德才与其有天壤之别,而赵构朝廷则继续坚持苟安政策,一退再退一逃再逃,乃至中原曾一度出现的大好局面,很快便丧失殆尽。宗泽苦心团结起来的百万抗金武装心寒齿冷四散瓦解,各路杆子又纷纷回头落草为寇。

一年之后,汴京以及两河皆复陷敌手,五马山因孤立无援亦被金军攻破,信王赵榛下落不明。宗泽燃尽生命之火所意图实现的复国之梦,到底没能变成现实。

然而,宗泽所做的努力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赵构的南宋政权最终得以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并且进而稳住阵脚立足江南,与宗泽于大厦将倾之际,在汴京殚精竭虑力撑危局有着直接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由宗泽的悲烈壮举中,彰显了一种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正是赖于这种宝贵的精神和气节的生生不息,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才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在屡遭列强的蹂躏之后,又以举世瞩目的雄姿,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重新挺起了伟岸的脊梁。

但是,为何中华英雄自古多罹悲剧,为何忧国志士每每抱恨终身,却是非常值得后世反思的。因为,这种屡见不鲜的历史现象,使得我们在迈向民族复兴的历程中,曾反复地付出了惨痛代价,一再地蒙受了刻骨铭心的屈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往者已矣,来者可追。

有词叹曰:

岁月如流,秋又去,壮心未歇。难收拾,这般危局,风潮猛烈。把酒怅言兴衰事,举杯漫忆当年月。奈强虏未平虎帐空,伤心切。

亡国恨,终当雪。青史鉴,难磨灭。叹江山几度,金瓯碎缺。情系苍生挥热泪,感怀时事喷心血。愿吾侪再举中兴旗,补天阙!

《残阳烈》后记

从开始动笔写《东风破》,到之后的《中原乱》,再到这部《残阳烈》,前后历时十载有余。三部书皆叙汴京史事,总起来看,可算是个汴京三部曲。不过这个三部曲的形成,并非出于事先的设计。盖因《东风破》写完后意犹未尽,《中原乱》写完后欲罢不能,才又催生出了这部《残阳烈》。

说实话,此前我根本不曾想到,以自己这点不成体统的学识功底,还能创作出什么长篇历史小说,而且居然还能接二连三。可见,世上有些看似难以做到的事,只要你下定决心俯下身子持之以恒地去做了,或许也就真做成了。

自然,为了完成这个一再延伸的创作规划,肯定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自诩这几部书“字字看来皆是血”或许有点过分,但谓之“十年辛苦不寻常”真的不算夸张。尤其是在众所周知的当今文化氛围中,致力于这种难得有人喝彩的寂寞耕耘,其代价又何止是“辛苦”二字所能概括的。

所幸者,我总算是坚持跑完了这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

衷心地感谢每一位有兴趣阅读拙作的读者,是你们使我的付出产生了价值。

最后应着重说明的一点是,《东风破》《中原乱》《残阳烈》三部长篇历史小说得以成套出版,悉赖现代出版社和臧永清社长垂青。而将这三部小说统归于“大宋帝国”总称之下,则寄寓了出版者对笔者或其他作者今后更全面地展开抒写三百年大宋风云的期待。对于现代出版社领导和朋友们的这份抬爱与支持,我在此一并诚挚致谢!

丁牧 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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