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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马歇尔将军已经当了国务卿，主抓外交工作，见势不妙赶紧拿出100多亿美元给欧洲买美国货，算是阉割后补偿一些营养费，以阻止濒于崩溃的欧洲产业界和中间势力倒向左翼。同时用美国的重工业取代德国的作为欧洲工业的新核心。为此美国还派了一大票技术人员去指导欧洲人学习美国技术，操作美国设备，后来苏联援建我们156个项目的时候那么大方，也有点跟美国人攀比的心思。
不过和一穷二白的中国不同，欧洲的工业托拉斯很多关键技术比美国还先进，比如喷气式发动机就是德国和英国分头发明的。为了省掉和这些趾高气扬的老寡头钩心斗角，更为了逼迫这些老寡头廉价出卖技术和工程师，美国人把绝大部分援助款项通过一些专门基金发给了欧洲的中小私营企业，以“向客户的客户销售”的策略斩断欧洲核心制造业和下游企业的产业链配套联系。
“马歇尔计划”说是用于战后重建，不过其中最大一笔钱——超过30亿美元都给了并不怎么需要重建的英国，比德国多一倍，比法国多一半，另外像瑞典、瑞士、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这些根本没被战争波及，一直在发战争财的国家也得了不少，连英国一起，占了整个“马歇尔计划”款项的近一半。这是因为英国是盟友，西班牙、葡萄牙们是中立国，不能直接踹开门抓人拆厂，只能拿糖衣炮弹裹着软刀子慢慢杀。当然慢工出细活，英国被阉得也确实比德国干净得多。
剩下的钱用来投给欧洲国家作为重建货币的发行准备金，不过受援国都要按美国的要求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实是花了点小钱买断了欧洲各国的货币发行自主权，给美国工商业资本全面渗透打开大门。
此后美国投资长驱直入，1946年美国私营企业对外投资只有不到140亿美元，到1951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增加到500多亿美元。随后三十年中增加了20倍，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8000多亿美元，每年汇回美国的投资分红和利息多达近300亿美元。
不管美国人是事先计划好的，还是一边操作一边因势利导调整，这一整套精确如外科手术般的做法成了美国后来几十年来制定对外政策的标准模板。最近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北京的讲演遭到中国独立学者踢场，深层背景就在于此。
当然踢场的杜建国先生也许大可不必如此义愤，毕竟连我家楼下卖菜老大爷都知道美国经济债台高筑，美国的神医要是真有好药，在家早就忙得四脚朝天了，哪还有工夫来咱们这儿闲折腾。
实际上跨国投资这种东西是把双刃剑，对别人是下毒，对自己也是饮鸩止渴。因为说到底，经济的本质不是货币，而是工业，最大的工业财富不是股份，而是人。金融资本也许可以靠巧取豪夺，把自己变成一个成功的吸血鬼，但选择当吸血鬼的同时，它也必然丧失自己的造血能力，失去工业化带来的无限增长空间。美国可以切断欧洲的产业链，却管不到中国的发改委。所以，即便美国每年印票子从我们这里骗走数不清的工业品，只要工业实力落在我们手里，这种“吸血”真正打击的就只有美国人。
思维革命决定工业革命
一旦工业化从一维空间延伸变成了在二维空间平铺，实力的对比就开始变得对大国更加有利。
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世界近现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不只是简单的数量增长，还有量变积累而成的质变——每次工业革命都会将工业化进程扩展到一个全新的空间。
前面刚刚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用电机、内燃机造电机、内燃机”的变革就很轻易地实现了这种扩张。
靠蒸汽机驱动的工厂必须靠近河流、海岸、运河或者铁路建设，不然没有办法为动力车间运输大量煤炭。在19世纪，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也必然是沿着河流、运河或者铁路铺摊子。从空间上看，工业化必须沿着一维空间线性扩张。
作为一个多雨的岛国，英国每一平方公里土地对应的海岸线和内河航线长度都远远超过任何大陆国家，从一开头就为工业化预留了充分的增长空间，这也是英国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后，电力和电能开始普及，想开工厂，拉根电线就可以了。和修铁路、挖运河相比，拉电线既便宜又方便。同时随着内燃机逐渐成熟，原材料、制成品运输、工人上下班交通也可以依靠汽车，造价昂贵的铁路和运河不再是工厂的必需品。工业化进程忽然从一维空间扩展到了二维空间。建造工厂的难度比此前降低了一个数量级。
建造工厂变得容易之后，工业产能的提高已经积累到了质变的前夜。但西方列强还没来得及马上适应这个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一战”不是第一次欧洲大战，从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起，西方列强之间就经常互有攻伐，但到19世纪为止，欧洲人打仗从来都很快，一场战争也许可以拖个七八年，一次会战却通常从早打到晚就完事了，因为战争双方都没有太多后备兵力和物资储备。
一次典型的欧洲会战一般都是双方早上起来战场列队，然后炮轰，炮火过后从正面进攻，正面受阻就往两翼迂回，对方也投入预备队封堵缺口，攻方再投入更多的预备队往更远处迂回……最后就看谁的预备队更够用，谁行动更快，谁的指挥官眼光更毒。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西方战争艺术再也没什么艺术性可言了。
战争从来都要依赖参战国的产业基础提供枪炮、弹药、粮草、车帐这些物资，蒸汽时代的工业是沿着铁路、运河这些一维空间线性排列的，物资是在一维空间中生产的。打仗也是沿着战线这种线性空间往两边迂回，说白了同样是在一维空间里消耗物资。一维对一维，毁东西总比造东西快，打起来总会有把物资消耗光的时候。一方先消耗光了，再也没有枪炮武装更多的预备队，另一方包抄得手也就赢了。19世纪最后一次欧洲大战普法战争，普军就是以散兵线和快速纵队包抄了依然因循横队战术的法军迅速取胜的。
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工厂可以随处建，工业产能是沿着二维空间扩张，战争却还是沿着战线展开，后面的工业基础提供的军火、物资相对于一维的战线可以算是无穷无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依照上次的成功经验，制定了从法国正面佯攻，侧翼迂回的作战计划。可是真到打起来，双方都能生产出无穷无尽的步枪、机枪、大炮，德国人不管从哪里迂回，法国人和英国人总能派出预备队堵在前面形成新的防线，结果迂回战打成了堑壕战，堑壕从法德边界向两边延伸，东面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西面延伸到大西洋海岸。
双方试图用新发明的飞机飞越战线，飞行员们很快就自发地用手枪、步枪、机枪打起了空战，接着就出现了真正的战斗机，从此双方的空中侦察和轰炸都大打折扣。
双方又试图用舰队从海上迂回到对方身后，打了几次舰队大决战之后谁也不能前进半步。将帅们甚至想出了挖地道的老办法，只是对方也在向着更深处挖，一直挖到基岩，土石塌方，地下水狂喷，徒然损失了无数被征召当坑道工兵的矿工。
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堑壕里，组织几十、上百万人规模的大冲锋，试图用人肉淹没对方的机枪和重炮，虽然偶有成功，对方却可以用汽车在几个小时内把新的预备队投入到突破口后面，挖出一条新战壕架起机枪和野战炮固守。而突破的一方的汽车却没有足够的马力，拖着重达几吨几十吨的大炮穿过已经满是弹坑的战场，突破的步兵最终还是只能停下来徒劳对射，数以千万计的欧洲官兵就这样白白被打死在阵地上成了肥料。
英法两国19世纪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都只有2000多万。而到了20世纪，美国、德国、日本、苏联、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人口最少也超过6000万。
新崛起的工业国拥有更多的人口基数，与此相对应，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工业体系包含的基本零部件总量增加了一个数量级，从几十万种增加到上百万种。这是因为电机、内燃机让机械装置的动力部分变得轻便，可以用在从农田耕种到居家洗衣服、做饭各种场合，越来越多的机器需要越来越多的零部件。
每种零部件都需要有人去制造，工业化社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到了这个时候，英、法、荷兰、比利时这些传统西欧工业化列强自己的人口已经不够填自己的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把数以千万计的工业人口拉到堑壕里互相枪毙，工业人口不足让欧洲国家干脆放弃工业化，选择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甚至圈占新的殖民地。
比如“一战”还没打到一半，英国就派遣特务托马斯·劳伦斯去中东煽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造反，这些故事后来被拍成了奥斯卡名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就像如今英法煽动利比亚、叙利亚内乱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年的劳伦斯也不是善财童子，只是去抢地盘，让大英帝国控制更多资源、原材料和市场，好换取美、德、日这些新兴工业国生产的工业品，维持原来的工业化生活。
果然，“一战”刚完，英国就为这些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派来了殖民军和新国王。法国也在巴黎和会上将叙利亚、黎巴嫩变成了自己的托管地，在镇压了叙利亚人的反法起义之后，法国人也学着英国人的样子扶植代理人政权，组织殖民军，令人笑破肚皮的是，当年法国人扶植的盟友就是现在正被法国人自己口诛笔伐的叙利亚阿拉维派穆斯林。
当金融吸血鬼会失去造血机能，做殖民地大老爷同样会分走一大批工业人口，西欧列强加速走向全面衰落。
“一战”之后二十多年，欧洲再次陷入“二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日苏德都在全面备战，反之殖民帝国英法则斗志全无，法国人干脆畏战如虎，军备建设和工业升级全面停滞，埋头吃老本。“一战”中，法国军队认为装6发子弹的左轮手枪打堑壕战太不给力了，于是从1920年到1939年，召集法国各大兵工厂花了20年设计出一种能装8发子弹的自动手枪，等到1940年新手枪终于投产的时候，德国的装甲师和“斯图卡”轰炸机群已经呼啸而至了。
绝望感驱使人类前进
第二次工业革命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才浮出水面。
笔者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跑线画在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代微电子技术开始蓬勃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就是俗称的“芯片”开始普及。在芯片出现以前，不管哪国的计算机都非常庞大，也很缓慢——当然按现在的标准，当时的小型计算机可以塞满一间屋子，运算能力不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音乐门铃。大型计算机可以比一座楼还大，这么大的计算机也未必能顺畅地解压现在随便一个网络视频。
大家伙用起来麻烦，更麻烦的事情是制造它们，早期的计算机使用无数电子管或者晶体管完成运算过程，要靠人手把这些元器件焊起来，建造一台计算机往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耗费大量人力，金钱更是天文数字。建造这样的东西固然可以彰显国力，不过不能普及到千家万户的东西就不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革命性的影响最终是来自芯片。芯片就是把一个电子电路中成千上万的晶体管蚀刻在一小片半导体硅片上，不但体积得以变小，而且生产过程可以一次完成，建起一条生产线，一个人一天可以造很多很多，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低。
更重要的是，芯片从原材料到最终封装测试，整个制造过程需要很高的控制精度，只有用计算机控制才能达到这样的生产精度。一旦有了第一代芯片，就可以用作工具生产下一代更好的芯片，下一代可以用来生产再下一代……这就形成了“用芯片造芯片”这种全新的正反馈循环，第三次工业革命由此展开。
这种指数增长也被称为“摩尔定律”，摩尔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他发现自己的公司总是每一年半到两年推出新一代芯片，每一代芯片的容量总是比过去翻一倍，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凡是跟计算机有关的东西，诸如软件的大小，计算机用户的多少，大约都符合这个规律。摩尔定律预言的指数增长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持续至今，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世界。
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挨个摧毁了欧洲列强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上来就拿苏联祭了旗。关于苏联帝国的衰落，前面已经讲过不少了。不过如果只从技术角度来看，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下是这个帝国的致命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上积累得再多，也无法对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力量。
苏联颓势尽显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在那之前不久，苏联还威风八面，1978年苏军用战略运输机在几周内向非洲空运了数以百计的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车、火炮、直升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