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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肉身佛”的人，一些僧侣、信徒，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或者自愿，或者被迫活埋献祭，后人把他们的干尸摆出来供奉——不管成神还是做鬼，总之不是可以吃饭的人。匮乏可以让一切低头，没有余粮的时候，就连社会地位崇高的僧侣阶层都不能豁免。
不止日本如此，在欧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几百年里一直在进行著名的“猎巫运动”，老年人、寡妇、身体有残缺的人一直被当做女巫、巫师，甚至魔物，被活活烧死，原因其实一样，不过欧洲还要给这些因为没有了劳动能力被牺牲的人扣个罪名。
在中世纪之前，欧洲人的习俗更恐怖，北欧的维京人从7世纪到10世纪不断劫掠欧洲大陆，当一个维京人的酋长年迈体衰不能扬帆出海带领部众抢劫的时候，就会找一根柱子，用利刃切开肚子，把肠子掏出来挂在柱子上，老酋长绕着柱子转圈，直到自己力竭而亡。只有完成这个血腥仪式，他指定的继承人才会被部众所承认，所谓爹是英雄儿好汉。
即便到现在，印度一些贫困山区里仍然有类似抛弃、杀害老年人的风俗，当地的宗教则把这种风俗神化成至高无上的仪式。不止是老年人，印度至今还有烧死寡妇为丈夫殉葬的习俗。
这段惊悚片一样的人类贫困史结束于20世纪，原因是工业化社会巨大产能提供的物质财富。动车事故中幸存的“伊伊”现在得到了几百上千万人的关心，这种关爱会伴随她直到长大成人，只有工业化社会才能提供这种关心。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物质上的富足让社会不再需要合理合法地牺牲掉一些人，保证另一些人的生存，社会才能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一个拿人当人看的时代，人性、人本才能得以张扬。
我们曾腹背受敌，第三世界却在全体打酱油
古诗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农业时代相比，工业化社会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食品变得丰富，以至于普遍体重超标，没人担心变成路边的冻死骨，倒是人人都害怕心脑血管哪天爆掉。
胆固醇都是吃出来的，2010年中国人的人均肉食量达到了60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40公斤），超过了我们最富的邻居日本（46公斤），与我们都以为富得满地流油的沙特阿拉伯（58公斤）大体相当。除了科威特、阿联酋、新加坡那几个城邦之外，在亚洲大国中仅次于以畜牧业为主，只有肉没有菜的蒙古和哈萨克斯坦。
稍早之前，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中第一次取得了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第一，到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已经没人关心中国得多少金牌了，因为现在的亚运会又被戏称为“第二全运会”。
笔者还记得小时候，一到有什么比赛，大家就会吐槽：“中国有十亿人，为什么就拼不过那些只有几千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这里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以前旧中国也参加过几次奥运会，连个名次都没拿过。现在的印度人口比中国少不了多少，2008年奥运会只得了一块金牌——相比之下朝鲜还有两块。
人的体能来源于肌肉，长肌肉需要蛋白质，蛋白质主要来源于肉食。国家之间比体育，只有能吃到足够多肉的国民才能算作人口基数。肉是粮食变的，牲畜要吃饲料，饲料中大部分是玉米、豆粕、米糠、黑麦、大麦、糙米之类粗粮，没有多余的粮食就没有肉。
比如刚才说到的印度，每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到200公斤，最近几年更是下降到180多公斤，比号称“饥荒”的朝鲜或者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少一大截（人均210公斤左右），顶多满足口粮需要，自然没有多少余粮养牲畜。当然印度也有人均7公斤的肉食量，实际上是几百万富人和一千多万中产阶级在吃肉，也就是印度能和我们拼肌肉的人口基数只有我们的几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奥运会上的金牌比印度多近100倍。
与我们三年困难时期想方设法进口粮食不同，印度在2008年以前一直是粮食出口大国，每年要出口上千万吨。笔者经常去中东，中东的所有超市里粮食区的货架有一多半摆满了印度大米，而且印度大米也是最便宜的。到2007年印度人均粮食产量跌破了190公斤以后，印度才颁布了粮食出口禁令。不过即便是有余粮出口的年景，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没有超过我们“三年困难”的时候。经过了三年禁而不止的粮食出口禁令管制之后，印度再次开始出售大米，随即恢复了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的地位，只不过这个冠军并不是什么荣耀。为了有余粮可卖，也为了保证百分之几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有肉吃，需要有1亿穷人被拐卖作地下奴隶，以便把口粮压缩到最少，另外还有上千万人要到中东去打工。
粮食是地里长的，说起农业中国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说一句“人多地少”。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要比中国严重得多，不过印度的地却并不比中国少。中国前几年说要保住19亿亩耕地不动摇，这几年又说要保住18亿亩耕地不动摇，印度的耕地有24亿亩，人均耕地2亩，比中国要多出一大半。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差不多400公斤，每亩地年产量350公斤左右，印度的平均亩产却只有不到100公斤。
单产低不是印度的水土或者气候不好。印度是热带国家，水稻一年三熟，印度全国的平均降雨量将近1200毫米，相当于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印度自称有1/3的国土是“干旱地区”，不过印度给“干旱地区”定的标准足够把我们气死——年均降水是750毫米——相当于我们淮河以南和江汉平原——还是鱼米之乡。笔者没去过印度，不过有几次坐飞机经过，不管走哪条航线，不管什么季节，只要天气好，放眼望去印度都是一片翠绿，其实不用坐飞机看，打开卫星地图就一目了然，印度是一片绿，中国是一片黄，巴基斯坦也是一片黄。
而且印度人70%是农民，其中一半是佃农。我们名义上只有一半农业人口，青壮年劳动力大多还在城里打工，家里干活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一块地，自己却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关键原因在于化肥。
粮食来源于光合作用，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离不开养分，自然界提供的养分很有限，现代农业主要靠化肥人工补充。中国现在每年的化肥消耗量是5000万吨，每亩地要用将近30公斤，印度只有5公斤不到，差出去5倍，印度的庄稼差了这么多养分，自然就打不了我们这么多粮食。除了化肥，现在农民种地靠农药、除草剂，灌溉靠水利、水泵，耕地、收割靠农业机械，育秧靠大棚、地膜。综合起来我们现在每年的粮食平均亩产是农业时代的5倍。
1949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标题叫《迁安、抚宁、卢龙等小麦亩产百余斤——丰收的象征》，也就是说当时亩产百斤就叫丰收。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是3亩，人均粮食产量207公斤，亩产不到70公斤，这是算上每年套种的豆类、土豆、白薯之后的数字。现在我们拿豆子做点心，白薯当零食，土豆当蔬菜。如果把这些扣掉的话，当时我们的谷物产量只有不到8000万吨，人均只有140多公斤。而这个时候印度的谷物产量近6000万吨，人均160多公斤。
所以当时印度人均寿命是41岁，我们才38岁。其他社会发展水平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个差距：印度的城市化率是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是170美元，我们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是49亿度，我们是43亿度。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印度当时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4倍，当然4倍也没多少，才2万吨。我们当时只有两个化肥厂，使用的是最老的技术，年产量一共只有5000吨，肥效还不如一个大城市每年制造的大粪。
除了化肥工业，印度还有英国留下的工业基础。钢产量是我们的8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7倍，水泥产量是我们的4倍，铁矿产量是我们的2.7倍，石油产量是我们的2倍，铁路里程也是我们的2倍多。说实话，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印度只有仰望的份。
和我们相比，印度的外部环境也好得多。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和东北亚，顾不上南亚，所以美苏在别处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整个冷战期间，印度都是要啥有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却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用。美国把战略空军当成心头肉，名字上带“战略”俩字的飞机很少外销，印度却能买到其中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还是第一大海外用户。不光是美苏如此，德国的看家本事是造内燃机，其中最核心的是坦克发动机，美国都只能买成品，印度却能买到全套技术，只是买了技术也没造出合格的来。
现在如此，以前更夸张，1957年英国向印度提供了“风神”式喷气式战斗机的图纸，1961年又为印度设计了“胜利”式主战坦克，都是当时相当先进的技术。当这一代英国武器落伍之后，苏联人又送来了更先进的Mig-21战机和T-55坦克，再之后是Mig-23和T-62，Mig-29和T-72，Su-30和T-90……解放初期，苏联曾经提供给我们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基本上都是国防工业和相关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工业。后来对印度，苏联也提供了100多个大型成套项目，也是引进苏制武器的配套产业，和给我们的东西相比先进很多代，总价值也比给我们的多近10倍。之所以项目总数比我们的少，是因为印度看不上苏联的钢铁、冶金、化工、汽车技术，这些行当都是买的西方设备。
发达国家对印度的态度是“有钱的捧个钱场”，不发达国家也得“没钱的捧个人场”，别人不说，我们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前没少给印度帮忙，印度人不知好歹发动中印战争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巴基斯坦支持我们，其他穷国都在给印度捧场。教训了印度一顿之后，我们还是把军队撤回到了战前的位置，可谓仁至义尽。
既然没有外部威胁，印度作为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自然会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这时候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的“输出革命”政策，针锋相对地搞了一个“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通过让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优良品种、农业机械、灌溉设施等等，改善本国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消除穷国爆发革命的土壤。
印度当然不会错过这种好事，20世纪50年代，印度就靠美国贷款购买美国化肥、美国农药，搞起了“绿色革命”。一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美国化肥农药的最大海外客户之一，也是除美国之外，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产地。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靠美国的化肥农药把粮食亩产从1950年的35公斤左右提高到了近50公斤，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们这时候正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连毛泽东都在吃红薯，还要忍着胃酸公开说好吃，此消彼长之下印度人便趁机挑起了中印战争。
如果按照中国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历史经验来判断，1962年的中印战争不管输赢，我们都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那个时代我们腹背受敌，全世界都在帮印度说话，北约华约两大集团直接送来了军火，第三世界全体打酱油，这说明冷战双方正在对我们进行最后的战略合围。
但是很显然，我们没死，还把这个局走活了，一直走到今天这般光景。这其中的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有一大票人不能理解。不知道有多少知识精英一直纠结在1960年前后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之类的口水之中。
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反正我们走过来了，天也没塌下来，而且路越走越宽，就像上一章里说到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增长同样让很多人没法理解一样。我不得不说，中国几千年来积累出的治国谋略，生存智慧很多都已经过时了，要不然中国近代也不会混那么惨。
大炮和黄油是工业化的一体两面
中国、印度几千年都是农业社会，并没有形成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思考方式。拿着农业时代的逻辑去理解工业化时代，制定生存发展的战略，必然是南辕北辙，搞不好就会作茧自缚，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
1962年印度看明白自己占了天时。在中国和美苏闹僵之后，印度已经成了美苏的座上客，如果能从中国身上刷出一场胜利来，自己就可以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了。当了领袖自然有当领袖的好处，将来代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讨价还价，中间免不了可以捞不少油水，这就是封建社会包税人地主的典型想法。
天时是敌人的，地利也不在我们这边，打个比方，我们的藏南地区相当于印度家门口的一堵墙。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