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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_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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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下,大清朝也很配合地在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舟山保卫战胜利后,主动把越南送给法国。

法国靠着这几块热带殖民地提供的香料、皮革、树胶、热带作物,发展出一套以轻工业为基础的产业链。至今法国最有竞争力的商品,除了本土出产的葡萄酒和奶酪,就是香水、化妆品、时装、皮鞋、皮包、轮胎。这些行业的产品说到底就是热带、亚热带农牧产品的深加工产物,包装在一个说不清是什么的“巴黎时尚”之下卖卖高价。

历史走到20世纪,这种踢人游戏从欧洲扩散到了全世界。在“一战”之前,新崛起的美国有9600万人,德国还有6500万人,超过1.6亿人冲进门来要凳子。桌上的英法两国一共有8600万人口。此时的世界已经没有新殖民地来扩大桌子,只能再打一架,决定谁蹲在门外。

德国的打算是出门去抢殖民地,殖民地都是英法的,美国则把拉美、菲律宾圈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不管想抢谁的殖民地都是犯众怒,自然要被围攻。

如果跳出胜败看的话,“一战”最直接的结果是各参战国军人伤亡超过3000万,平民死亡700万,战争结束后发生的1918年大流感又使几千万人丧命,大部分也是欧洲的城市居民,这场上亿人对上亿人的洗牌,最终是以洗掉上亿人为代价告终。

历史从来无情,“二战”更加血腥,“一战”好歹还是军队和军队互相扫射、互相放毒气,“二战”则干脆把屠杀平民当做常规战术。日本人搞大屠杀、细菌战,意大利人洒毒气,希特勒动不动就要把哪个“格勒”从地图上抹掉,苏联人反攻之时则挨家挨户进行残酷的报复……相比之下效率最高的还是美国的战略轰炸,几天一次“千机大轰炸”,每次毁灭一个城市,烧杀十几万人。

与历史上其他攻击平民的战争暴行不同,美国的轰炸机屠城后来却被当做胜利者的壮举,这说明“二战”这场洗牌规模更大。

“二战”前,没上桌的日本(7000万人)、意大利(4000万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在“一战”后并没有领到多少战利品,结果是日本要侵略中国,意大利要吞并埃塞俄比亚。“一战”中的大输家德国还是6500万人,一边偷偷重新工业化,一边急切地想要再赌一局,加上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捷克,法西斯阵营里的赌徒能指挥1.8亿人。

而桌上吃大餐的工业人口,美国有1.3亿,英法不到1亿,加上依附于英法的欧洲小国,一共差不多2亿。再算上苏联还有1.7亿人,虽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为过剩产能寻找市场,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别人都在备战,自己也不能闲着。所以,和“一战”相比,“二战”的核心规模大了一倍不止,这次是两三亿人和两三亿人抢座位,打得更天昏地暗。一场战争打下来,全世界军人和平民伤亡加病饿而死总计超过2亿人,世界这才又重归平静。

“二战”之后,世界有了核武器,人们比过去克制了许多,但洗牌并没有停止。冷战从本质上说是苏联、东欧的3.5亿工业人口和欧美日的6亿工业人口坐下来掰腕子,依然是争夺谁能坐上主桌吃肉,享受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

冷战之中出现了一个异数,那就是全世界都在担惊受怕地享受科技进步的时候,中国勒紧裤腰带完成了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被欺负太久的中国人爆发了,一夜之间把美国的王牌军从清川江、长津湖击溃数百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则默默地爆发出了两弹一星,靠着越来越强大的工业力量,中国不用直接出兵就逼迫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认输,冷战从两极变成了三极。苏联并没有及时认清这一点,最终输掉了冷战。

冷战的结果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解体后的苏联各共和国无力维持自己庞大的工业体系。说白了也就是2.8亿苏联人和7000万东欧人离席,回到家里吃老本混日子。

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人口正好在3~4亿之间,欧美用来买中国货的钱便是赢得冷战之后节省下来的战备开支,不能不说这20年来中国发展得一帆风顺,很大程度上是坐了苏联人、东欧人让出来的位子。

中国第一艘航母大概就是对这段历史的最好注解,中国的第一架隐形战机则标志着人口比前面提到的所有国家加起来(发达国家和准发达国家人口总计10亿左右)还要多的中国走上了崛起的快车道。显然世界又到了重新洗牌、往外踢人的时间,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起来踢人?谁被扫地出门?换言之,一个国家在大的战略目标确立以后,就必须严格遵守战术纪律。这样,抓了一手牌,并且把控局面,稳步到底。这是一条必要的劝谕。

第二章 这一次,是真的走到岔路口了

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们的钢产量也暴增到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样会带来产能过剩,不良资产增加,不过人就一辈子,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连西方自己20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也没说明白眼前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让我们几亿人为了这些理论而干等着呢?

——现成的“理论”无法描述当下中国,甚至现有的语汇和修辞也无法对接当下的中国现实,这就是“文艺腔”和“情怀党”们所面临的最尴尬。

带血的速度?慢下来血更多

说到中国的进步,不能不提2011年发生的“7·23”动车事故。对于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比中国拥有隐形飞机和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新闻和历史事件。也许直到现在,最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话,依然是“我们不要带血的速度”!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看着在事故中失去父母的“小伊伊”哭着喊妈妈的模样,笔者也忍不住流泪。

不过如果把动车停下来,让高铁慢下来,就能让更多的“小伊伊”免于这样的灾难吗?和眼泪和煽情相比,查到的一组数据更令人震惊:

2001年道路交通死亡10.6万人,2002年10.9万人,之后几年这个数据都是10万人以上。

看到这些数字,笔者最直接的感受是:10万个人,说没就没了?这个数字中随时都可能包括我自己,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2004年铁路进行了第五次大提速,时速200公里的“准高速”客车投入运营,2005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回落到9.9万人;2007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组开始在全国铁路线上运营,与此同时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降低到8.2万人,2008年降到7.4万人,2009年降到6.8万人……

在铁路提速的这些年里,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幸免于车祸。当然,道路交通事故伤亡的降低首先离不开公路建设者、管理者、交通警察和汽车厂商的努力。不过,动车投入运营之后,更多的人愿意选择铁路出行,客观上减少了公路长途客运的压力。以前笔者去邻近城市总是选择乘坐长途大巴车,现在都是坐城际快速了。

由于客流压力的减轻,公路部门可以越来越密集地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加强道路养护,减少了很多事故诱因,至少这几年下来,酒驾的越来越少了,系安全带的越来越多了,每天夜深人静已经罕有听到“二环十三郎”极速飙车的呼啸了。

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公路运营车辆交通事故死亡总数4.5万人,2008年则降低到2.9万人,也就是每年比上一年少死3000人。我们的速度可能无法完全避免带血,但是,就算是带着血,这个速度也挽救了每年数以万计的生命。

几年以前,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矿难,当时的媒体曾经叫响过另一句口号:“我们不要带血的GDP”。现在“要不要带血的速度”?毫无疑问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场讨论也许事关更本质的问题——中国要不要坚持快速发展,要不要继续工业化进程。

笔者是一个小老百姓,毫无疑问不希望成为牺牲品,然而历史和现实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和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相比,当落后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更大。

田园生活现在是个很美好的字眼,但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农业时代,大部分人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这就意味着父母25岁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很可能幼年就沦为孤儿,在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农业时代,孤儿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普通人必须通过早婚和高生育率来保证家庭延续。现在很多地方仍然保留了早婚风俗,穷国不说,和纽约市隔河相望的美国新泽西州就规定男性14岁,女性12岁就可以结婚,类似的州还有好几个。

早婚是为了尽早生下后代。为了避免自由恋爱耽误工夫,影响后代的生存率,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办婚姻都是最普遍的形式。即便到了21世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地方仍然奉行包办婚姻,即便是已经非常富裕的中东产油国。普通人能享受爱情的快乐,这依然是工业化带来的福利。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东国家的男孩子们会买上一打手机,每天上街带几个,看到漂亮姑娘就扔一个到对方车里,然后把电话打过去,聊得来就可以继续谈恋爱,再进一步就是彩信、视频,谈差不多了再找父母提亲,所以中国产的廉价山寨手机在中东一直很畅销。换句话说,中东的爱情也是我们工业国制造的。

在农业时代,早婚加上高生育率就意味着生十几个孩子平平常常,不过吃的就那么多,生多了也养活不了,如果非要给新来的孩子加双筷子,可能让原来的孩子饿死。所以在农业社会,溺婴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甚至是一种风俗,许多家庭在接生的同时就备好了溺婴的水桶。我读书的时候课本上就有这么一句话:“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即便是富裕人家养得起一大群孩子,但是当时缺少药品和医疗技术,新生儿死亡率也极高,一半婴儿很难活过最初的几年。所以婴儿和儿童根本就不被看做一个有完整生命的人,就连皇室都不例外。康熙是顺治的三儿子,8岁登基,之所以选他不选别人,就因为他比自己的兄弟先出过天花,而且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相对兄弟来说更容易活到成年,更适合延续皇家血脉。至于说万岁爷因此长一脸麻子,这倒没人放在心上。康熙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寿皇帝,活到69岁。现在说起来倒不稀奇,现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2岁,69岁是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但这个寿命在皇帝中却是罕有的,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446个皇帝,平均寿命只有42岁。

皇室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普通农民的幼年子女生病卧床,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请医生,甚至一般都不会为此耽误下地干活,只是安排比较大的子女在家照顾一下,然后听天由命。傍晚父母收工回家,往往就是给子女收尸下葬的时候。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谈到当年小孩子夭折,语气和朱德谈到自己被溺杀的5个弟妹一样平淡无奇,毫无情绪波动,倒是看我们扔掉旧圆珠笔会心疼。而每次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想到的往往是,如果那些叔姑姨舅们没有夭折,我是不是会多点压岁钱,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和我很要好。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一句话:把人当人看是工业化社会才有的事,工业时代在生产线上大批量制造的医疗器具不再昂贵,消毒也变得简单高效。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精细化工,大部分药品可以用化学手段合成,药品变得廉价高效。再加上医疗教育体系的成熟,医疗变成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服务。直到普通人怀孕、接生都要找医生的时候,婴儿才开始在道德上被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人。

和婴儿相对的是老年人,有部日本电影叫《山节考》,“”是一种树,“山”是一座山,“山节”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种风俗,电影说:这个地方的老年人到了70岁,子女就要把他们背到山上喂狼。电影里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一位70岁的老娘虽然身体依然健康,但为了让自己新出生的孙儿有饭吃,毅然砸掉自己的牙齿,选择了牺牲自己。

这样的故事并非艺术虚构,笔者去过一趟日本,和导游说起这个电影,导游顿时来了精神,路过一个堤坝就说,这是明治维新之后修的,当时为了祈求平安,有老人自愿献祭,把自己浇筑在混凝土里……那个大桥是19世纪末造的,有人一样被活埋在桥墩下……听得我毛骨悚然。从结构力学上说,把一个活人埋在混凝土底下,除了留下一个一米多长的空洞不会有任何好处,更何况那是活埋一个人。但导游认为这是日本传统文化里崇高的一面,当然这也是对工业社会的一种极端解读。

在农业时代,不仅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不被当人,任何一个不能劳动的人都可以为了族群延续而被牺牲掉。在日本,每个村庄都有寺院和神社,很多寺庙历史上都曾经供奉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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