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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头。见此，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对她生出几分怜惜。但那时的人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而且一旦知道了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敢说连照片上的那个小姑娘也会笑话你。
我还发现，这几幅拍摄于田间地头的照片，不光内容近似，构图也颇为雷同，可说是那个年代典型的“摆拍”式新闻图片。摆拍，摆好了再拍之谓也。摆拍虽说有违于新闻规律，却省心、省胶片，又便于随心所欲地表现要宣传的主题，既有这种种好处，记者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那时的新闻照片，十有八九是摆拍而来的。不过又想想，那年月田间地头的“政治”又何尝不是听凭摆布的结果呢？
可见，实在是先有了听凭摆布的“政治”，才有了各种摆拍的“新闻照片”。
2000.9
北京的气候
我从济南英雄山文化市场购得一组旧照片，共六幅，每幅照片都附有详细的说明文，记录了197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北京举行游园活动的情形。这组照片是作为彩色纪录片《“五一”——一九七六年北京》的工作照发行的，发行单位是中国电影公司。发行纪录片，为什么还要同时配发工作照？想来是供宣传或供放映时参照之用吧。
“五一”游园，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年都有，本没有什么稀奇。而1976年的“五一”游园，却非同寻常。那一年的1月8日周恩来逝世，民众对周恩来的悼念受到官方的压制，激起众怒。清明节期间，数万人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对中共党内极“左”势力“四人帮”的抗议示威，遭到当局的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和平示威活动也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则被认定为天安门抗议活动的总后台，撤销了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四人帮”为代表的党内极“左”势力则弹冠相庆，权倾朝野。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北京迎来了当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事隔二十多年之后，重温这些记录当年游园活动的旧照，揣摩其存留的信息，很有发人深思处。
图一，原照片说明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周建人、许德珩，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在中山公园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活动的排名次序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政治局委员也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画面上江青站在华国锋一侧的显要位置，盖因此故，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可是，仔细看看，问题就来了。画面上前排出现的十四位领导人，居然是华国锋与江青两人一起居中站立。按常规，像这种出现两人居中的情况，居中的应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因为叶是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只是一名政治局委员。这种错位，显然不是照片发行者的一时疏忽，因为在中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一向是最大的政治，许多国外的政治观察家往往从中国领导人出场次序的微妙变化中去推测中国政坛的蛛丝马迹。而且，只是因在报纸的版面中颠倒了地方领导人的出场次序而丢官的社长、总编，并不在少数。排除了发行者工作疏忽的可能，江青的“错位”无疑是当时中国政坛的一个重要信号：伴随着邓小平的失势，江青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急剧上升。此外，从照片上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凝重的表情里，我们也不难读出当时中国政坛的阴晴。
图二，原照片说明文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张春桥、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张鼎丞、胡厥文、李素文、王震、孙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同首都人民一起参加节日联欢活动。”在这幅照片里，我们又一次目睹那几张曾活跃于中国政坛上的熟悉的面孔，当然，其中最惹人注目的还属张春桥（前排左一）。看他一脸的春风得意，分明此时自己也觉得是倒邓的最大赢家了。可是，又有谁会想到，仅仅五个月之后，他就成了阶下囚，从政坛上骤然消失。又过了几年，当人们在法庭上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张春桥已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人们怎么也不会将法庭上的那个胡子拉碴、一脸沮丧、身裹一件黑棉袄的落魄老者与照片上温文尔雅、踌躇满志的张春桥联系起来。
种种的迹象表明，从政在中国似乎是一种很危险的职业，今天还在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下了地狱。不过想想张春桥这些人对待政敌的为所欲为，他们有后来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从《南方周末》上读到的刘军宁的一篇文章，其中谈道，宪政体制是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他说，“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不过，拿这些话说给张春桥们听，别说他们已经听不到了，即使他们能听到，也无异于是对牛弹琴。更可悲的是，几乎同样的戏码，在此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就没有断过。
图一
图二
还有一幅照片，是王洪文、朱德等人在颐和园参加游园活动，场景、构图与图二如出一辙，略去不说。
图三，原照片说明文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词二首和中共中央两项决议的鼓舞下，首都军民决心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乘胜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这里所说的毛主席词二首，分别指毛主席于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直到1976年元旦才正式发表。按当时的解释，前一首词的寓意是号召人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革命的对象正是邓小平这样一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后一首词则被解释为对“苏修”（苏联修正主义的简称）的痛斥，直接的矛头也是对着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在当时几乎是修正主义的同义语。记得《念奴娇·鸟儿问答》结尾处的“不须放屁”，其用语之大胆、出奇，当时曾被许多方家大加颂扬，称只有天才如毛泽东者才能挥此如椽之笔。可不是吗？那时十亿中国人里也只有毛泽东一人实际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创作与言论自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且绝无因言获罪之虞。
照片上显示的，举国上下一致拥护的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一是“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其二是“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以上两个决议是在平息了“四五”事件以后一起通过的。那时人们的信念是，凡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通过的决议，都要无条件地拥护，哪怕是发动“文革”，哪怕是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除了“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信念在起作用外，人们无条件地拥护中央任何一个决议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消息总被严密地封锁，譬如，人们，尤其是北京以外的人们并不知道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被剥夺了知情权的老百姓，除了“无条件拥护”以外，也实在难有别的什么选择。
图四，照片的原说明文为：“清华大学演出的大型舞蹈《翻案不得人心》。”现在的年轻人，从这张照片里所能得到的最大启示，恐怕就是知道了那时候的“文艺表演”是怎么回事。在当时，八个革命样板戏堪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范，样板戏里多少还有些文艺，而在这台节目里却只剩下了“政治”。假如让今天听惯了流行歌曲、跳惯了迪斯科的年轻人去观赏这样一台演出，他们肯定会目瞪口呆。舞台上举出的标语牌，几乎囊括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所有口号，大概在主办者看来，只有这样，方能显示舆论的力量，其实在那个年月里，所谓真理的权威又何尝不是靠举国吆喝来维系的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照片。图五的原说明文是：“在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参加游园。他们表示要更紧密地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推向新高潮，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努力作战。”所谓“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指的就是平息“四五”事件。照片里的人物到底在斗争中建立了什么样的功勋，说明文里未说，恐怕不外乎是他们的棍棒上多沾了一些鲜血，或者是他们从广场上比别人多抓了几个“反革命暴徒”……不过想想，他们也怪可怜的，他们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短命的英雄模范”，仅仅过了一年多，平息“四五”事件的“功绩”，便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三
图四
图五
说心里话，拿出这张照片来刊登，我颇费踌躇。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自觉是在为“反修防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作战，最终却充当了“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打手，留下了终生的悔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面对这张照片，我和他们一样感到羞愧，为他们，也为自己，为曾经被无常的命运捉弄过的每一个人。
2000.3
未被遗忘的孙明经
一
这些年，作为摄影家的孙明经，已经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而此前，身为电影教育家的孙明经教授，在他所从事的电影教学的领域内并不乏知名度，像张艺谋，最初就是在北京电影学院师从孙明经学摄影，接受电影艺术的启蒙，登堂入室的。
孙明经得以走出电影教学领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宣队”的一次“疏忽”。
事情要回到三十五年以前。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当天，进驻北京电影学院的工宣队接到撤离通知，并要求他们撤离前将掌握的全部文件和材料片纸不留，全部烧毁。其中就有“文革”初，学院的造反派从孙明经家中强行抄走的上万张底片和个人书信、日记等资料，这些底片和资料大多是孙明经三四十年代参加社会科学考察所留下的。大概是由于“四人帮”的垮台过于突然，工宣队的撤离过于匆忙，三只放在工宣队存放材料房间门后的麻袋，在忙乱中竟被遗忘，侥幸地躲过一劫！
这三只麻袋里，装的正是孙明经几次社会科学考察所拍的部分照片底片和幻灯片。又过了差不多十年，等到1985年孙明经得到这些抄家归还的物品时，虽然麻袋底部的底片和幻灯片，大部分已受潮霉变，并且归还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完全算不上什么完璧归赵，但即使这样，从这些劫后残存的底片里，孙明经作为中国早期著名摄影家的地位，已是当之无愧了。
二
孙明经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母早年毕业于美国人狄考文夫妇在山东创办的登州文汇馆。孙明经自幼即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1930年代，孙明经在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后担任电影部主任，专门讲授电影摄影，在国内大学中最早开设了电影摄影教学专业。那时，孙明经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届中国委员。
这期间，孙明经应邀参加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科学考察活动。一次是1937年抗战前夕，跟随以顾颉刚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在察哈尔和绥远等地的考察；另一次是1939年由中英庚款资助的川康考察。劫后残存的部分底片，即是这两次考察的记录。孙明经在考察中的主要任务是随团拍纪录电影，同时他还有意识地留下了一份相对完整的图片资料。1937年的西北之行，重在考察面对强敌，前线军民的战争准备；两年后的深入川康，则着眼于对战略后方政治、经济以及民族宗教状况的调查。在这种背景下，孙明经作为一名随团摄影师，拍什么与不拍什么，自觉不自觉地都受到一种人文的规范，这一方面使得所拍的照片内容比较集中，避免了走马观花式的泛泛猎取，另一方面，在这种社会考察活动中，摄影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记录的工具而非艺术表现的手段，注入更多的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眼光，而这种朴实记录的结果，是为后人留住了更多的原生态、更多的生活细节和更多的历史信息。
1918年，初小毕业的孙明经手执毕业证书与父亲合影。
1937年，孙明经参加西北考察团，途中在一辆弹痕累累的军车旁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