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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大会堂落成于1936年，是为了因应国民党内外“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以备召开国民大会而兴建，会堂内还安装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投票表决系统，其“秘密写票点”即为投票系统的一部分。当年为适应宪政的需要而采取的这些举措，实有很大的超前性。
图四 抗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一次集会。主席台一侧的标语“迅速结束一党专政”，赫然在目。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的某次全国人代会上，曾有一位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在临选举前起身吁请大会设立秘密写票点。他的这一吁请被大会所接受，但由于人民大会堂里原先并没有这类设施，只好临时在会场后面辟出一角，用布帘子隔了一下，算是满足了这位代表的要求。
圈写选票的私密性，对于公正、公平的选举来说，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事实上，在时下有些地方的选举中，主事者为了确保自己提名的人能顺利当选，竟在会场上安插眼线，以行监视，千方百计地化解投票的私密性。尤有甚者，有的为了更清楚地掌握代表们的投票倾向，干脆将选票设计为同意提名人选的不必在选票上圈划，这样一来，只要谁动了摆放在面前的选票，谁自然就是投反对票的。既然投票过程一目了然，尽在掌控，为防事后遭打击报复，代表们虽有不同意见，也只好作罢了。
纵观眼下选举的种种怪现状，我们可能没有多少资格对民国年间的宪政举措过多地去评头论足，相反，它在宪政的建设与准备方面，或许还有不少值得今天借鉴的地方，比如照片上的那个毫不苟且的“秘密写票点”。
图五? 1948年5月，“行宪”国大举行副总统选举，一位代表正走向会场专设的“秘密写票点”。
我曾经向秦风先生请教过：蒋经国临终前怎么突然就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毅然开放了“党禁”、“报禁”；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戒严”管制的台湾老百姓对于选举这一套，似乎也并不怎么陌生，这是为什么？他说，蒋经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固然是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但实现“宪政”也是国民党党纲里的题中既有之义，孙中山早年规划的通过“训政”最终达至“宪政”的目标，国民党囿于情势，虽然有过动摇，有过拖延，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即使在“戒严”时期，台湾的民众也没断了参加各种各样的选举，那时除了台湾“省长”是由“行政院”任命以外，县市以下的各级议会议员、行政首长均由民选产生。
后来他还专门为《老照片》提供了一组记录台湾民主进程的照片。其中一张（图六），是1982年一位县议员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政见，争取选票。虽然大街上冷冷清清，只有几个人站在远处张望，但这位参选人的热情却未曾稍减，仍手持话筒，喋喋不休。另有一张照片（图七），是在1972年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会场上熙熙攘攘，不少小孩子也赶来凑热闹。
秦风先生说：“那时台湾民间不允许组党，党外参选人只能孤军作战，选举的结果大都是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的国民党参选人当选，虽然如此，这些选举客观上仍然产生了正面的效果，民众有机会听到各种不同的政见，并慢慢习惯这种政治行为，从中得到训练，这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进步有着长远的意义，无疑也是台湾社会得以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六 1982年，台湾一位竞选县议员的参选人在街头发表演讲，争取选票。虽然街面上冷冷清清，他也未稍懈怠，毕竟其能否当选，完全取决于选民手中那张选票的投向。
图七 1972年，在台湾的一次公职人员选举中，几位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联合举行政见发布会。一旦实行直选，即使是占尽执政优势的政党提名的竞选人，也不敢掉以轻心。
从国民大会堂里专设的“秘密写票点”，到参选人的街头竞选和政见发布会，再到后来的全面解除“党禁”、“报禁”，其中的脉络，是显而易见的。
2011.3
日常民国
十多年前，有一张看似寻常的照片，曾深深触动了我。当有朋友问我编《老照片》这些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照片是哪一张时，虽然经手刊出的老照片已不下几千张，但我张口就说出了这张照片。
照片拍摄于1935年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一），定格了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坪上做游戏的瞬间。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从摄影的角度来说，这张照片无论其匀称的构图、妙曼的动感还是对人物神情恰到好处的捕捉，都堪为经典之作。但是仅凭这些，这张照片还不足以从几千张照片里脱颖而出，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这幅照片如此地触动我，还因为照片以其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抗战前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通常，提起民国社会，大陆的一般民众耳熟能详的是红军的伟大长征，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国统区的腐败以及埋葬蒋家王朝的战争。而对于民国社会的各项事业、战争以外各阶层民众的庸常生活，则所知甚少，与此相关的照片更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
图一 1935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即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
这幅照片，是台湾的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秦风先生提供的。秦风先生以其独有的地缘优势，为《老照片》提供了大量的民国影像，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弥补了大陆民众对民国社会的认知，尤其是通过许多记录民众日常生活的老照片，向人们呈现了民国社会作为近代中国文明阶段性进程的另一面。
这张照片定格的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但所折射的时代意涵也是显见的。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会尚称安定，各项建设逐次展开，如果没有两年后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和平发展的局面得以延续，中国的社会进程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这张记录民国首都民众寻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画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宁与祥和，正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写照。与通常印象里的“万恶旧社会”，至少是大相径庭。
还有这张摄于1936年的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的一幕（图二）：一位身着碎花旗袍的年轻女子，带着两个女孩，在镇江民众教育馆的宣传橱窗前驻足观望，一边在向孩子讲解着什么。而写在橱窗玻璃上那条宣传口号“养护儿童是父母与教师的责任”，则表达了社会对于儿童教养的共同认知。照片的提供者黄咏梅在随文中回忆道：
那是1936年秋，七岁的我是二年级小学生。父亲在我四岁时因急病死于执教的外地，母亲守着我和妹妹们在镇江东门老家深宅里相依为命。我六岁入民众教育馆办的小学，校舍设在孔庙里，离我老家不出一百米。年轻新潮的王校长是出国留学生的留守夫人，她在讲台上给我们示范刷牙，给我们讲述日本军国主义者向日本小学生灌输侵华思想的故事。还有好几位关爱我如同父母的老师，孜孜不倦地传授知识。孔庙正殿陈列着“头悬梁”、“锥刺股”、“孟母三迁”等故事的小泥人塑像，还有卫生常识方面的模型、图片，教室设在正殿后西院落的平房里。更使我感兴趣的是，遇到周末，民众教育馆为附近居民放映电影，我们小学生是必去的观众。那年代，能看到卓别林夸张的滑稽表演，虽然无声，也是莫大的享受。大舅父一人在外地工作，那年回镇江探家时，星期天和大舅母唐思萱带着表妹吴碧霞来看望我们，我高兴地陪他们去我心爱的学校参观。走近橱窗前，那张宣传画吸引了我和表妹。我们驻足细看，大舅母边看边给我们讲解，我入神聆听，表妹目不转睛地看着画上的小朋友。大舅父见此情此景，即兴抓拍下来，当时我们一点不知道。
作者结合这张照片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一位幼年丧父、与母亲和妹妹们相依为命的女孩，并没有因生活困顿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民众教育馆及其创办的小学奉行的是“中西合璧”的施教方针，既承继传统伦理文化，又传播现代卫生科学常识，还放映西方电影……从上面的叙述里，足以看出民众教育馆所承载的一般社会功能，和为普及教育、传播文明所做的种种努力。
图二 1936年，摄于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宣传橱窗前。
尤其可贵的，这不是一张为了宣传而刻意摆拍的照片，而是一位民间摄影爱好者对身边生活的不经意的记录，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上面两幅照片，一张拍自当时的首都，一张拍自当时的江苏省会，或为首善之区，或为经济文化发达之域。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一张1937年1月在山西文水县拍摄的照片（图三），是文水县里村一所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
文水县是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的家乡，1947年十七岁的刘胡兰被国民党军以铡刀残忍地杀害，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家喻户晓的著名烈士。而这张照片中所透露的宁静与祥和，与十年后刘胡兰殉难时腥风血雨的社会氛围，却迥然有别。端坐中间的那位女子应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从穿着、气质上看，当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女子，神情中透着自信与干练。照片上的女学生也都穿戴整齐，相貌端正，让人感觉很舒服。还有，背景中雕梁画栋的校舍也着实让人羡慕，可见那时的人们已经实践了后人虽信誓旦旦却行有未逮的承诺——“把最好的房子让给学校用”，如果我们对这一承诺不是“行有未逮”的话，可能也就不会发生汶川地震期间校舍大面积倒塌那样的悲剧了。
图三 1937年1月，山西文水县里村女子初级小学的师生合影。
这张照片里，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端坐在中间的那位年轻女子。大家知道，中国既有论资排辈的传统，更不乏男尊女卑的陋习，而那位女子，年纪轻轻，列坐于几个大老爷们之中，却未遑多让。
胡适先生曾经慨叹过：“《史记》里偶然记着一句‘奴婢与牛马同阑’，或者一句女子‘蹑利屣’，这种事实在我们眼里比楚、汉战争重要的多了。”在他看来，“朝代的兴亡，君主的废立，经年的战事，这些‘大事’在我们眼里反而渐渐变成‘小事’了”。从这张寻常的乡村小学的师生合影里，则不难看出民国年间妇女解放的种种端倪和时代前行的迥然步伐。在许多时候，时代的变迁与进步，并不体现在轰轰烈烈的运动里，往往是一些琐屑的生活细节，更能反映社会的深刻变化。历史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不过是表面的热闹而已，并且换来的不仅不是社会的进步，反而可能是空前的倒退。
1949年以后，民国的一切都成了“前朝旧事”。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民国年代的日常生活细节的误读也在所难免，对同样一张照片，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观感。
这张拍摄于1940年代的照片（图四），是天津东亚公司公教信友协进会的唱诗班在排练的情形。在用苇席临时搭成的草台上，唱诗班的信众们个个阔袖重袍，手捧展开的乐谱，伴随着台下钢琴的伴奏，唱得专注而投入。整个画面于黑白相间中，弥漫着几分肃穆与庄严。
照片系笔者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得，夹在一本1940年代印制的东亚公司的企业宣传册里。宣传册用道林纸印制，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东亚公司的产品和经营管理的情况。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民国年间的著名企业家宋棐卿于1930年代创办的，其生产的“抵羊牌”毛线的总销量，一度占据了国内市场百分之八十七的份额，并向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出口。宋棐卿的企业经营理念，也不乏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施行了许多保障和增进职工利益的做法，向职工发放年终奖金、生活津贴、伤病津贴、婚丧补贴和子弟奖学金等，还设立了职工宿舍、夜校、国剧社、合唱团、医院……在1943年更以“赠股”的办法，将公司股份配发到每位职工，使企业员工都成为公司的股东。因宋本人出身于笃信基督教的家庭，还在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