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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走出来，照片上的人普遍较瘦，且面有菜色；
5．那时的基层干部年龄都差不多，除一人年龄较大一些外，大都在二三十岁之间；
6．从身后的标语“税收抓漏洞”得知，虽然处在困难时期，经济凋敝，但税收似乎并未放松；
7．留分头、穿中山服是那时的时尚；
8．从照片的题款可知，当时很流行使用简化字，可见大陆这边一再简化汉字，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把大家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照片，向《老照片》提供照片的作者并没有说明，不过揣其缘由，或许是其中有人要调离，临走前拍一张合影，以为纪念，也可能碰巧照相馆的师傅走村串乡照相时，被临时招呼过来，拍了这张照片，完全是一种很随机的行为。拍摄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没想那么多，看看人站齐了，表情端正了，便随手完成了又一次职业性的动作。然而，伴随着相机快门的定格，196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到习俗的诸多信息，却不动声色地留在了底片上。
再看这张照片（图三）：1956年1月，上海召开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聆听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与会者的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时代”的茫然与忐忑。照片正是通过她们被剥夺前夜的衣着和表情，以及弥漫于会场的氛围，定格了上海这座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经济制度转换之际的种种。而今，面对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我们不仅得以重回公私合营的历史现场，似乎还窥见了当事者的内心世界。经过了摄影的定格，她们复杂而隐秘的内心感受，仿佛都变成了可以观看的。
图三 1956年，上海工商业者家属在集会上。与会者的忐忑与茫然，几乎是一览无余地写在她们脸上。
需要说明，这是一幅新华社当年公开发表的新闻照片，摄影者有意抓取了与会家属们鼓掌的瞬间，意在表现她们对公私合营的拥护，恐怕这也是照片能够通过审查最终发布出来的原因吧。而镜头的选择终究是有限的，它在抓取人们鼓掌的同时，也只能如实记录下现场与掌声相伴的一切，于是便有了这五味杂陈的定格。
摄影术诞生以前，形象记录社会生活场景的功能，多由绘画来承当，但再怎么写实的绘画，也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如实地还原眼前的景象。诚然，摄影者对于所拍摄的对象、对于拍什么和不拍什么，也会有所取舍，而快门一旦按下，取景框里的一切，便巨细无遗地被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每一张照片都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全息”性，观看者则根据自己的偏好看其所看，从中获得自以为有趣的信息。观看者对于照片信息的关注与选择，往往与拍摄者的主观愿望大异其趣，有时候摄影者作为画面的主体呈现给人的，观者却熟视无睹，反而是画面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触动了他的神经，引发了他的思绪，从而对某件史实、某个人物或某种社会现象获得了新的认识。
著名摄影家李振盛拍摄过一组反映“四清”运动的照片，记录了1965年黑龙江阿城县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场景。李先生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他应该是带着宣传“四清”运动大好形势的使命去进行这次采访的。事过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却别有意味。其中一张照片（图四）里，两个富农分子低着头、弓着腰站在台上接受批斗，他们身上穿着油光可鉴的破棉衣，看上去与叫花子已没什么两样,却还要被推到人前遭受这样的羞辱，让人觉得实在可怜。后人在观看这张照片时，对被批斗的人心存怜悯，与他们身上的破棉衣是分不开的。这身破衣烂裳，对于希望这张照片所能诉诸读者的感情，比如激发对于富农分子的义愤与仇视等等，几乎具有某种颠覆性。而被批斗者身上已露出棉絮的破棉裤和破棉袄，又是摄影者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很难避开的。这些细节或信息，虽与照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乃至相悖，但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不可避免地定格在了画面里，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
这种“全息”的定格，虽非摄影者的初衷，却恰恰是照片的魅力所在。
图四 1965年，“四清”运动期间，黑龙江阿城县批斗富农分子。他们褴褛的穿着，之于他们“富农”的成分，真是莫大的讽刺！罗兰·巴特说，每一张好的照片，都有一个令人心悸的“刺点”，而这张照片的“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罗兰·巴特说过，那些“好的照片”都有一个令人心悸的“刺点”。这刺点，在不同的照片里各个不同，有时是“一条腰带”，有时是一双“带襻的皮鞋”，或者是某个小男孩的“一口坏牙”、一条“夯实的土路”，等等。在巴特看来，照片里存在刺点，“并不一定能证明摄影师技艺高超，它表明的仅仅是，那个摄影师当时正在那个地方，或者换一种更加无可奈何的说法：摄影师在拍对象整体的同时，不可能不拍对象的局部（凯尔泰什科怎么能把土路和在土路上走着拉小提琴的人分开呢？）”。同样的道理，在这幅照片里，拍摄者也无法把批斗的现场与现场里富农分子那身破棉袄分得开。
非但如此，在巴特眼里，照片里那些摄影师们刻意营造出来的“刺点”，反而会弄巧成拙。他说“某些细节可以‘刺痛’我。如果不能，那大概是因为那些细节是摄影师刻意安排的”。巴特认为“摄影是魔术”而非艺术，大概就是指摄影所经常显现的这种出人意料、不被驾驭的特性吧。
说到照片细节的颠覆性，不能不提到2008年的“天价香烟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参加某次会议的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这实在是一张再寻常不过的工作照，人们对它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位周局长桌前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放了一盒价值一百多元的“九五至尊”香烟。接下来的发展极具戏剧性，从照片上的这个与主题并不相干的细节顺藤摸瓜，竟牵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贪官——周久耕最终以受贿一百多万获刑十一年……
由此说来，照片的细节不仅能颠覆拍摄者所期待的价值取向，居然还能颠覆现实生活里的贪官污吏，可谓功莫大焉！我以为，周久耕的意外落马，是大可在摄影史上重重地写一笔的，并且摄影在当今中国的这等奇妙，更是那个发明了摄影术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2010.12
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
摄影术的发明，改变了人们认知过去的方式。但照片又是一柄双刃剑，在以其具象、直观的属性，为历史叙事与研究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往往让一些“历史成见”面临尴尬。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正史叙述里，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里，对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描述语多轻蔑，国民党正规军的诸多对日大兵团作战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抗日战争的胜利端赖敌后军民的袭扰与游击。说到国民党正规军的将士，要么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望风而逃”，要么就专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作对，“制造摩擦”、“破坏抗战”。这样的叙事，深深地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正因如此，十几年前，当来自台湾的老照片收藏家秦风先生，把一组组记录正面战场的照片在《老照片》里披露出来的时候，在读者中才引起了那么大的震撼。如今随着国共之间的和解，大陆这边对正面战场的记述已经越来越趋于客观，各种相关的照片也尽可随意呈现。但退回去十几年，情况却不是这样，为了这些照片能不能披露、怎样披露，编辑部同仁们真是费尽了思量。毕竟，这些照片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地颠覆了我们教科书中的许多成见。
图一 1944年11月，中国军队在滇西作战中收复龙陵。国军士兵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英姿，与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诸多认知，迥然有异。
其中，一幅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滇西作战中冒着炮火硝烟，跃上龙陵城头的照片（图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怕诸位见笑，乍见这张照片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竟是：“秦风先生别是搞错了吧？”因为根据自幼接受的灌输，在电影里、画册里和各种其他读物里见到的，像这张照片上这样奋不顾身冲向敌阵的，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解放军。当然，这种疑惑只是转瞬即逝的一个念头而已，秦风先生作为一名职业的老照片收藏者与研究者，是不会跟我们开这种玩笑的。这张与我们以往的认知迥然有异的照片，不仅以其极具震撼的信息诉诸人们的视觉，更诉诸人们的情感，经由多年灌输培育起来的对国军将士的诸多偏见，正是在那一刻被化解于无形。
这就是照片的魔力！而且不用多，有时一张就够。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以极具张力的视觉效果冲击了我们的历史成见的话，那么接下来这幅照片（图二），却不动声色地向我们讲述了平民庶众面对时代变迁的另一种态度——一种有别于“宏大叙事”给定的态度。
1912年亦即辛亥革命后第二年的秋天，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走进了一家照相馆，背对一面落地穿衣镜，让照相师傅为他拍摄了这张照片。又过了几天，从照相馆取回照片后，这位年轻人端详着照片上的留影，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恍然若失，遂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图二 1912年，一位年轻人剪辫前在照相馆的留影。
壬子秋八月，将欲剪发，故用大镜照后影，以留纪念。八月初三日即新历九月十三日拍于劝业场楼上之丽芙照像馆，计印二张，大洋八毛。
没有反清志士们断发前的铮铮誓言，也没有遗老遗少们被迫剪辫时的哀哀怨怨或决意留辫的执拗，这位年轻人只是平静地记述了拍摄照片的动机和经过，但于字里行间也对从此失去那条长辫，流露了淡淡的眷恋。这也难怪，他的爷爷、他的父亲，乃至他更老的祖辈们，都是脑后拖着一条长辫生活过来的，自打他记事起，身后的这条长辫也须臾不离地伴随着他，既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如今一旦失去，难免有些不习惯，乃至有些怅然。
《老照片》还刊登过一张有趣的照片（图三）。劳作间隙，一位农人在替另一位农人编织脑后的长辫，被编织的那位，嘴里叼着一根长烟袋，悠然地享受着同伴的“服务”。那条看似累赘的辫子，已然成为他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存在。
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剪辫抑或留辫，既不关立场，也无关文化，更无关政治，只是一种生活习俗的改变而已，当然，还有与这种改变相伴的些许情感的微澜，全然没有“宏大叙事”所赋予、所放大的那些意义。而这两幅照片呈现的，正是被正史有意无意之间所忽略、所漠视的那些部分。
写在照片背面的题识
图三 清末，劳作间隙一位农人在悠然享受同伴的“服务”。脑袋后面那条看似累赘的长辫，已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存在。
“一党专政”，曾是国民党遭政敌诟病最多的一个议题。《老照片》里曾经刊出过一张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众集会的照片（图四），在主席台一侧的标语中，赫然写着“迅速结束一党专政”。可见，那时“一党专政”正是国民党的软肋所在，挑战“一党专政”自然也就成了反对派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大有一剑封喉的威力。平心而论，说国民党独裁（它自己称说是“训政”），并没有委屈它，从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足以找出车载斗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不过，事情也还有另一面，并且有图为证。
这张照片（图五）拍摄于1948年5月的“行宪”国民大会期间，当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位代表正匆匆走向设在会场后面的“秘密写票点”圈写选票。
国民党信奉的是“党国”理念，在其执政的那些年里，也大体上是“以党领政”，但这一次的“行宪国大”却开得货真价实，尤其是“党魁”所属意并由党中央提名的副总统人选孙科，经过几轮的投票后，居然败给了以个人名义参选的李宗仁，这至少证明了，那时的国民大会还没有沦为可怜的“橡皮图章”。
照片上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国民大会堂里为代表们专门设置的“秘密写票点”，一格一格，由木板隔断，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确保了代表圈写选票的私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