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_第8节

想，他的状况本来还可以更理想些，但他现在没事。我还是希望他能醒过来，应该是很快就会醒了吧。”医生又看了看男孩。“再等一两个小时，等几个化验结果出来，我们就能知道得更详细了。不过，相信我，除了头骨有毛细破裂外——那是无可否认的——他没事。”

“啊，天哪。”安说。

“还有一点脑震荡，就像我说过的一样。当然，他休克了，”医生说，“有时你们能看到这类的休克病例，就是像这样睡着了。”

“现在他脱离危险了吗？”霍华德问，“你说过他不是昏迷，现在这也不是昏迷，对吗，医生？”霍华德看着医生，等待着回答。

“不是，这还不算是昏迷，”医生说着，又看了孩子一眼，“他只是处于一种深度昏眠中。这是身体自身选择的一种恢复性的调节措施。他没有任何生命危险。对，这个我可以肯定。等他醒过来，等其他结果出来，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儿了。”

“这是某种昏迷吧。”安说。

“这还不是，不典型。”医生说，“我不认为是昏迷。反正，现在还不是。他休克了，对于休克，这类反应是很平常的。这只是对身体创伤的一种暂时性反应。至于昏迷，好吧，昏迷是一种深层次的，长时段的无意识，可以延续几天甚至几周。斯科蒂还没到那一步，反正就我们看来还没到。我确定他的情况到早晨就会有改善。我敢打赌。过不了多久，他就会醒过来，那时候，我们就能更清楚一点了。当然，你们留在这儿，还是回家歇一会儿，都可以。要是你们想的话，离开医院一会儿是绝对没关系的。我知道，这对于你们来说很难。”医生又盯着男孩看了看，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对安说：“但你不要担心，年轻的母亲，相信我，我们正在尽力而为。现在只是再等等的问题。”他冲她点点头，又和霍华德握了手，离开了病房。

安把手放在孩子的前额上，说：“至少他不发烧。”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天哪，他感觉冰凉啊。他应该这样吗？你来摸摸看。”

霍华德摸了孩子的太阳穴，他自己的呼吸都慢了下来。“我想现在他就应该这样吧。”他说，“他在休克当中，还记得吗？医生是这么说的。医生不是刚刚还在这儿吗？要是斯科蒂有问题，他会说点什么的。”

安又站了一会儿，咬着自己的嘴唇，走回椅子边上，坐下来。

霍华德坐在她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他们看着对方。他想说点儿什么别的，让她放心，但他自己也很害怕。他抓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膝头。安的手放在自己腿上，让他感觉好受了一些。他拿起安的手，紧紧地握着，然后又放回到膝头。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看着孩子，没有说话。不时地，他会攥攥她的手。最后，她把手抽了出来。

“我一直在祈祷。”她说。

他点点头。

她说：“我都以为我已经忘了怎么祈祷，但还是想起来了。我只需要闭上眼说‘上帝，请求您帮助我们，帮助斯科蒂’，后面的就简单了。词都是现成的。你可能也祈祷过了？”她对他说。

“我祈祷过了。”他说，“我今天下午祈祷的，噢，我是说，昨天下午，就在你打完电话，我开车来医院的路上祈祷的。我一直祈祷着的。”

“那太好了。”她说。这时，她第一次觉得他们是一起经历着这个事故。她吃惊地发现，虽然霍华德一直都在身边，自己也一直需要他，但在这之前，一切好像只是发生在自己和斯科蒂身上，她好像在心理上把霍华德关在了门外，没有让他加入进来。她为自己是他的妻子而满怀欣慰。

还是那个护士走进来，又查了一次男孩的脉搏，也检查了从床头挂着的瓶子里流出来的液体。

一个小时以后，另一个医生走进来。他说他叫帕森斯，放射科的。他长着浓密的胡子，穿着懒汉鞋、西部牛仔衬衣和一条牛仔裤。

“我们要带他下楼再照几张片子，”他对他们说，“我们需要再照几张，还想做一个扫描检查。”

“什么？”安说，“扫描？”她站在这个新医生和床之间，说：“我以为你们做过所有的X光检查了。”

“恐怕还得再做些，”他说，“不用担心。我们只是再需要几张片子，想给他做一个脑部扫描检查。”

“天哪！”安说。

“对于这类病例来说，这完全是常规程序。”这个新医生说，“我只不过想要弄清楚为什么他还没醒过来。都是常规的内科检查，不用担心。我们待会儿就带他下去。”

没多久，两个医务人员推着轮床走进来。他们都是黑头发、深色皮肤的人，穿着白色的制服。帮男孩解开管子，搬到轮床上的时候，他们互相用外语说了几句话，推着孩子走出了房间。霍华德、安和他们上了同一个电梯。安凝视着孩子。电梯开始下降，她闭上了眼。医务人员站在轮床的两边，什么都没说，只有一次，其中一个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了一句，另一个人慢慢地点头作为回复。

后来，那天早晨，就在阳光开始照亮X光科外面候诊室的窗户时，他们把男孩推出来，送回到他的房间。霍华德、安又和他们坐同一个电梯，那两个人仍旧站在轮床的两边。

他们等了一整天，但男孩还是没有醒过来。偶尔，他们两个中的一个会离开房间，下楼到餐厅喝咖啡，然后像是突然醒悟过来，有了负罪感似的，从桌旁站起来，跑回病房。那天下午，弗朗西斯医生又来过一次，检查了男孩后，告诉他们，孩子的情况正在改善，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护士们——不再是前一晚来过的那位——不时走进来。一个化验室来的年轻女人敲门，走进来。她穿着白色轻便裤和宽松上衣，拿着一小碟东西，放在床边上的架子上。没有和霍华德及安说一个字，她就从男孩的胳膊上抽了血。女人在孩子胳膊上找到合适的位置下针，霍华德闭上了眼睛。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安对那个女人说。

“医生要求做的。”女人回答，“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们说抽这个的，我就抽呗。不过，他到底怎么了？这个小可爱。”

“被车撞了，”霍华德说，“司机撞完人，就跑了。”

年轻女人摇摇头，又看了看孩子，拿着托盘走了。

“他怎么就是醒不过来呢？”安说，“霍华德？这些人得给我点儿答案哪！”

霍华德什么都没说。他重新坐到椅子上，跷起二郎腿，搓自己的脸，看着儿子，然后身体向后靠，闭上眼，睡着了。

安走到窗旁，看着外面的停车场。又是晚上了，汽车亮着灯，开进开出。她紧握住窗台，站在窗口，心里明白他们真是出事了，而且很严重。她很害怕，牙齿直打战，非要合紧嘴才能控制住。她看见一辆大车停在医院门前，一个穿着长大衣的女人上了车。她希望自己是那个女人，然后什么人，谁都行，会开车带她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她一下车就能看见斯科蒂正在等着自己，喊着妈妈扑到她的怀里。

一会儿，霍华德醒了，又看了孩子一眼，从椅子上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到窗旁，站在安的身边，和她一起愣愣地看着外面的停车场。他们虽然一句话都没说，但却似乎能感觉到对方的内心，就像是他们共同的担忧，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变得透明起来。

门开了，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这次他换了西服和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中分，看起来好像刚刚刮过脸。他径直走到床边，检查了男孩。“他现在应该已经醒了。没理由这样啊。”他说，“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都确信他已经过了危险期。当然，他要是醒了，大家的感觉都会更好些。没理由，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他现在还不能恢复知觉。很快了。噢，对了，他醒了的时候，头会很痛，肯定的。不过，他所有的迹象都很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

“那，现在这是昏迷了？”安问。

医生搓着自己光滑的脸颊，说：“在他醒过来以前，我们可以暂时这么说。你们肯定累坏了。这很痛苦，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太痛苦了。你们可以出去走一会儿，对你们有好处。要是能让你们感觉好一些，我还可以在你们出去的时候，派一个护士过来看护。去吧，吃点儿东西。”

“我什么都不吃。”安说。

“当然，你们需要做什么都行。”医生说，“反正，我想跟你们说，所有的迹象都很好，化验结果也都是阴性的，什么问题都没出现，只要他醒过来，就没什么大事了。”

“谢谢，医生。”霍华德说完，又和医生握了一次手。医生拍了拍霍华德的肩膀，走了出去。

“我觉得，我们两个中有一个得回家，看看家里的情况。”霍华德说，“首先，‘懒虫’就该喂了。”

“给邻居打电话，”安说，“给摩根家打一个。你请他们帮忙的话，谁都能把狗喂了。”

“好吧。”霍华德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呢？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为什么不看看都怎么样再回来？对你有好处的。我就待在这儿，陪着孩子。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们需要保持体力。即使等他醒过来，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好一阵子呢。”

“你怎么不去呢？”她说，“喂‘懒虫’，也喂你自己。”

“我已经回过家了，”他说，“我回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你回去一个小时，洗洗换换，再回来。”

她试图考虑自己要不要回去，但她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又试着想了想。过了一会儿，她说：“可能我应该回家几分钟，可能要是我不是每秒钟都坐在这儿，他就能醒了，他就会好了呢。你明白吗？要是我不在这儿，说不定他倒会醒过来。我回家，洗个澡，换身干净衣服。我去喂‘懒虫’，然后回来。”

“我就在这儿，”霍华德说，“你走吧，回家吧，亲爱的。我会仔细守着。”他的眼睛眯缝着，布满血丝，就像他喝了很长时间酒一样。他的衣服皱巴巴的，胡子已经又冒出来了。她摸摸他的脸，又把手缩回来。安明白他想自己待一会儿，可以暂时不需要说话，也不用和别人分担他的忧虑。她从床头柜上拿起钱包。他帮她穿上了大衣。

“我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她说。

“回了家，就坐下来，歇一会儿，”他说，“吃点东西。洗个澡。洗完澡，再坐下来，歇一会儿。会让你焕然一新的，你试试就知道了。然后再回来。咱们试着别担心了。你听见弗朗西斯医生说了什么。”

她披着大衣站了一会儿，想要回想起来医生说过的话，努力寻找着细节，任何有言外之意的暗示。她试图回忆他弯腰检查孩子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不是变了。她甚至还记得他翻开孩子的眼睑，听孩子的呼吸时，他的五官的构图。

她走到门口，转过身，看了看。她看看孩子，又看看孩子的父亲。霍华德点点头。她迈出房间，在身后带上了门。

她经过护士站，走到走廊的尽头，寻找电梯。在走廊的尽头，她向右拐进一个小小的候诊室，里面是家黑人坐在柳条编的椅子上。有个中年男人穿着咔叽布的衬衣和裤子，反戴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壮硕的女人穿着便服和拖鞋，瘫坐在椅子上。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穿着牛仔服，梳着一头小辫，抽着烟，身体在椅子上伸展开，两条腿在脚踝处交叉在一起。安进屋的时候，一家人的视线都随着安摇摆。小桌子上扔满了汉堡包的包装纸和泡沫塑料杯。

“弗兰克林？”那个体积很大的女人醒过来问，“是不是关于弗兰克林的事？”她睁大眼睛说：“告诉我呀，夫人，弗兰克林有什么消息了？”她努力想把自己从椅子上拽起来，但那个男人已经拉住了她的手臂。

“没事，没事，”他说，“伊芙琳。”

“对不起，”安说，“我是来找电梯的。我儿子也在医院里，现在我找不到电梯了。”

“电梯在那边，左转。”那个男人用手指着方向说。

小女孩吸了口烟，盯着安，眼眯成了缝。她的厚嘴唇分开来，烟雾喷吐。那个黑人妇女头耷拉在肩膀上，不再看安，不再感兴趣。

“我儿子被车撞了。”安对那个男人说。她似乎需要解释一下自己。“脑震荡，还有一点儿头骨骨裂，不过他会没事的。他现在还在休克中，但也可能是一种昏迷。我们主要担心这个，这个昏迷的问题。我现在要出去一会儿，我丈夫陪着他呢。可能我走了，他就会醒过来。”

“太惨了。”男人说着，坐在椅子里转了一个方向。他摇着头，低头看着桌子，又看着安。她还站在那里。他说：“我们的弗兰克林正在做手术。有人扎了他。想要杀了他。一个聚会里的斗殴。他们说，他只是站在一边看着。没招谁没惹谁的。不过现在说这个都没用了。他在手术台上呢。我们只能祈祷，希望一切都好，我们只能做这些了。”他稳稳地盯着安。

安又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她也还看着安。安看看那个妇人，她的头一直低着，眼睛已经闭上了。安看见她的嘴唇安静地移动，说着话。安有一种冲动想问她在说什么。她想多和这些也在等待中的人聊聊。但她很害怕。他们也很害怕。就这点而言，他们是一样的。她想自己要是再多说几句车祸的事，跟他们多讲讲斯科蒂，告诉他们这一切都发生在孩子生日的那天，周一，他还昏迷着之类的，就好了。但她不知道从何讲起。她站在那儿，看着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

她照着那个男人指示的方向，走到楼道那头，找到了电梯。门关着，她等了一会儿，仍然想着自己应不应该离开医院。然后，她伸出手指，按下了按钮。

她把车开上自家的车道，关上发动机，闭上眼，头在方向盘上斜靠了一会儿。她听着发动机冷却下来时发出的滴答声，然后下了车。能听见屋子里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