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_第7节

什么，提起小提箱，上了车。女孩看着他离开，手捂住了脸，不住地揉着眼睛。一会儿，迈尔斯看见她走下了站台，却仍一直盯着他的车厢，就像在紧紧地跟踪着什么人。他匆匆扫了一眼那个女孩，看了看车站候车室上面挂着的大钟。他打量着站台，男孩没有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可能他是睡过了头，或者，也可能像自己一样改变了主意。不管是怎样，迈尔斯感到了解脱。他又看了看大钟，然后看见那女孩快步跑向他面前的窗口。他身子向后倾斜，好像是女孩要敲破他的玻璃一样。

包厢的门开了，那个他刚刚在外面看见过的青年男子走进来，带上门说：“您好”。没等迈尔斯答话，他就把小提箱扔上了头顶的架子，一步跨到窗前，边说着“打扰了”，边拉下了窗玻璃。“玛丽。”他喊着。那个年轻女孩边哭边笑起来。男子往上拉女孩的手，开始亲吻她的手指。

迈尔斯扭过头，紧紧咬住自己的牙齿。他听见列车员最后的呼喊，汽笛响了。火车立刻行驶起来，开离了站台。青年男子已经松开女孩的手，但仍在火车摇摆向前的颠簸中，不停地向她挥着手。

没过一会儿，火车刚刚开到站台外面的露天空地上，迈尔斯发觉它猛地一下停了下来。年轻男子关上窗户，坐到靠门的位子上。他从大衣里拿出报纸，读了起来。迈尔斯站起身，打开门，走过走廊，一直走到车厢连接处。他不知道火车为什么停下来，可能是什么故障吧。他走到窗边，看见的只是一条条错综复杂的轨道，轨道上面，火车的车厢正被重新装配，从一列火车上拆卸下来，再挂钩到另一列火车上。他向后退一步，离开了窗口。下一节车厢门上的牌子写着“推”，他就用拳头打了一下，门滑动着开了。他又一次来到二等车厢。他走过一排塞满了人的包厢，人们都忙着赶紧安顿下来，像是在为各自的长途跋涉做好准备。迈尔斯想找个人问问现在这列火车要开向哪里。买票的时候，是说先去斯特拉斯堡，然后再到巴黎的呀。不过，假如就这样把头探进人家的包厢，用法语说句“对不起，打扰一下”，或是模仿什么别的本地人说话的方式，会让人家觉得他要问是不是到站了似的，这会让他觉得很丢人。这时，他听见很大一声哐当声，火车向后倒了一点。他又能看见站台了，也便又想起了他的儿子。可能他现在正站在那里，正因为刚才冲向站台的一路奔跑而气喘吁吁呢，说不定他正想着他爸爸哪儿去了，会不会出了什么事？迈尔斯晃了晃头。

车厢在他脚下吱扭地呻吟，有什么东西叼住了什么别的东西，重重地咬噬在了一起。迈尔斯向外看了看，轨道交错的曲径迷宫中，火车已经再次驶动。他扭转身，疾步穿过这节车厢，回到他自己的车厢，沿着走廊，走回了包厢。但那个拿着报纸的年轻男子已经不见了，迈尔斯的行李箱也没了。这根本就不是他原来那间包厢。他大吃一惊地明白过来，就在刚才，他那节车厢肯定已经从火车上卸了下去，然后又接上了眼前这一节二等车厢。他面前的包厢几乎塞满了矮小的深色皮肤的人，快速地说着他从没听过的语言。其中一个人向他招手，示意他进来。迈尔斯走进包厢，人们为他腾出了一点地方。包厢里似乎充斥着一种欢愉的气氛。刚才那个向他示意的男人笑着，轻拍着他旁边的空位。迈尔斯坐了下来。车头在他的背后，窗外的田野越来越快地从眼前闪过，被远远甩去。一瞬间，迈尔斯觉得那些风景好像正飞逝着远离自己。他知道自己正赶向什么地方，但至于方向是否正确，那要等上一会儿才能知道了。

他向后倚在靠背上，闭上了眼。人们还在说着笑着，声音像从远方传过来。很快，他们的声音和火车车轮撞击铁轨的节奏融合在一起。渐渐地，迈尔斯感到自己被声音裹挟着，跌进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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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一小件

粗脖子的面包师比她年长，一言不发地听着她告诉自己，小孩下周一就八岁了。面包师穿着一件工作服一样的白色围裙，带子从胳膊底下绕到身后，再绕回前面，牢牢地系在他沉甸甸的腰身下面。他一边听她说，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低头看着照片，任由她说。他让她别着急，慢慢说。他刚到班上，要在这儿待上一整晚，烤面包，所以他是真的不急。

她告诉了面包师自己的名字，安·维斯，还有她的电话号码。蛋糕周一早上出炉，孩子的生日聚会在下午，时间会很充足的。面包师谈不上快乐。他们两人间没有任何欢愉的气氛，只有最基本的语汇交流和必需的信息交换。他让她觉得不舒服，她不喜欢他这样。当他手里拿着笔，在柜台里面弯下腰的时候，她琢磨着他粗鄙的品行，好奇他这辈子除了烤面包，还干过什么别的没有。她自己是一个母亲，三十三岁，在她看来，所有人，特别是像面包师这样年龄的人——这个人老得足以当她的父亲了——肯定都有孩子，而且都经历过一段被蛋糕和生日聚会占据的特殊时光。她觉得，他们之间肯定有这个相通之处。但他却对她很生硬，不是粗鲁，只是很生硬。她放弃了和他交朋友的愿望，往面包房里面看，她能看见一张又长又笨重的木桌，一头堆满了装馅饼用的铝盘。桌子旁边是一个金属盆，装满了空架子。还有一只巨大的烤炉。收音机里正放着西部乡村音乐。

面包师在一张特殊预订卡上写完信息，合上了活页夹。他看着她说：“周一早上。”她谢过他，开车回了家。

周一早上，这个生日男孩和另一个男孩一起走着上学。他们来回传递着一包薯片，这个就要过生日的男孩正试着打探出他的朋友今天下午会送给他什么礼物。因为没注意看路，生日男孩在一个十字路口刚走下便道，就被车撞倒了。他侧身摔下来，头磕在排水沟里，腿伸到路上。他闭着眼，腿却前后移动，就像是要爬到什么东西上去。他的朋友扔下薯片，哭了起来。那辆车开出一百多英尺的样子，停在了路中间。开车的男人回过头看，等着，直到男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男孩有点站不稳，看起来被撞晕了，但没什么大事。司机挂上挡，开走了。

生日男孩没哭，也没什么话要说。他朋友问他被车撞了是什么感觉，他也没有回答。他走回家，他的朋友接着上学去了。生日男孩走进屋里，跟他母亲讲了被车撞了的事儿。她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握着他的手，放在膝头，说：“斯科蒂，亲爱的，你真觉得没事儿吗，宝贝？”突然，他仰面躺倒在沙发上，闭上眼，一下子软了。妈妈发现叫不醒他后，急忙打电话，找到正在上班的丈夫。霍华德要她保持冷静，保持冷静，然后给孩子叫了救护车，自己也赶往医院。

当然，生日聚会给取消了。在医院里，孩子被诊断为轻微脑震荡和休克。孩子吐了，他的肺里进了一些液体，当天下午就得抽出来。现在，他只是看起来像在熟睡，但决不是昏迷，弗朗西斯医生看到父母眼里流露出的惊恐后，特意强调，不是昏迷。那晚十一点，在经历了很多次X光照射和各种化验后，男孩终于像是舒服地休息了。知道他醒过来恢复知觉只是早晚的事后，霍华德离开了医院。从下午开始，他就和安一直陪孩子待在医院，他想回家一会儿，洗个澡，换身衣服。“我一个小时就回来。”他说。她点点头，说：“好啊，我就待在这儿。”他吻了她的前额，他们的手拉在一起。她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看着孩子。她在等着孩子醒过来，好起来，自己才可能放松一点。

霍华德从医院开车回家。在潮湿昏暗的街道上，他把车开得飞快，过了一会儿才觉察到，放慢了速度。到现在为止，他的生活一直顺利，令他满意——大学，结婚，又上了一年大学，得到了商科高等学位，成了一个投资公司里的初级合伙人，而且还当上了父亲。他活得高兴而且一直是幸运的，这他自己知道。他的父母还健在，他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混出头来了，大学里的朋友也都在社会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受过什么真正的伤害，没有被什么潜在的莫名力量打倒——要是倒霉了，或是形势变了，它们会削弱甚至彻底毁了一个人。他开上车道，停下车，左腿抖起来。他在车里坐了一会儿，努力去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应对现在的局面：斯科蒂被车撞了，躺在医院里，但他会好起来的。霍华德闭上眼，用手抹了抹脸，下了车，走向前门。屋子里，狗在叫。他开门摸电灯开关时，电话铃叫起来。他真不应该离开医院，真不应该。“糟了！”他说着。他拿起话筒，说：“我才刚进家门！”

“这儿有一个蛋糕你们还没有取走。”电话那边的声音说。

“你说什么？”霍华德说。

“一个蛋糕，”那个声音说，“一个十六美元的蛋糕。”

霍华德把听筒紧紧拿到耳边，想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蛋糕的事儿啊，”他说，“天哪，你在说什么呢？”

“少跟我来这套。”那个声音说。

霍华德挂了电话，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些威士忌。他给医院打了电话。孩子的病情没有进展，还在睡觉，什么都没变。霍华德一边往浴缸里放水，一边在脸上涂肥皂泡沫，刮胡子。他刚进浴缸，伸展开四肢，闭上了眼，电话铃就又响起来。他费力地把自己从浴缸里拉出来，抓了一条浴巾，匆忙地穿过房间，一边跑，一边为自己离开医院跑回家而内疚不已，一个劲儿地骂自己：“傻瓜，傻瓜。”

当他拿起话筒，大喊“喂！”的时候，电话线的那一端却没有反应。打电话的人已经挂上了。

午夜刚过，他回到了医院。安还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抬起头看着霍华德，又回头继续看着孩子。孩子的眼睛还合着，头仍被绷带包着。他的呼吸平静又规律。一瓶葡萄糖挂在床上面的一个仪器上，一根管子从瓶子口一直延伸到孩子的手臂。

“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一边冲着葡萄糖和管子指指点点，“这些都是干什么的？”

“弗朗西斯医生要求加上的，”她说，“他需要补充营养。他需要保持体力。霍华德，他怎么还不醒呀？我不明白，要是他真的没事，怎么会还这样呢？”

霍华德把手放在她的头后，手指抚弄着她的头发。“他会好的，一会儿就会醒过来了。弗朗西斯医生心里有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应该回家歇会儿。我留在这儿。就是别搭理那个老打电话过来的傻瓜。听见了，就给他挂了。”

“谁打电话？”她问。

“我不知道是谁，就是些除了打骚扰电话之外无事可做的人呗。你现在就走吧。”

她摇摇头说：“不用，我没事儿。”

“真的，”他说，“回家待一会儿，早上再回来换我。不会有事的。弗朗西斯医生说什么来着？他说，斯科蒂会好的。我们不用担心。他现在只是睡着了，没别的。”

一个护士推开门，走到床边，冲他们点点头。她从被单底下拿出孩子的左臂，手指放在腕口，把脉，又看了看手表。一会儿，她就把孩子的胳膊放回被单里，走到床脚，在一个挂在那里的写字板上记了点儿什么。

“他怎么样了？”安问。霍华德的手沉沉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能感到从他手指传来的压力。

“他很稳定，”护士回答，又补充了一句，“大夫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已经回到医院，正在查房呢。”

“我刚才跟她说，她可能应该回家歇一会儿，”霍华德说，“当然是等医生来了以后再走。”

“她可以回家，没事的。”护士说，“要是你们想的话，你们两个都可以回家歇一会儿。”护士是一个金发大块头的斯堪的那维亚女人，说话还能听出一点口音。

“等等看医生怎么说吧，”安说，“我想和医生聊聊。我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一直睡着醒不了呀，我觉得这不是个好征兆。”她用手捂住眼，头微微向前倾。霍华德紧握在她肩头的手又加重了一些力量，然后向上移到安的脖颈，手指揉捏起那里的肌肉。

“弗朗西斯医生几分钟以后就会来了。”护士说完，离开了房间。

霍华德凝视了儿子一会儿：被单下面，那个小胸脯安静地一上一下起伏着。自打在办公室里接到了安的电话，自打那失神落魄的几分钟之后，现在霍华德才第一次感到一种至深的恐惧，蔓延到他的四肢。他摇头。斯科蒂没事，当然他没有睡在家里自己的床上，而是头上绑着绷带，睡在医院里的病床上，胳膊上还插着管子。但这正是孩子现在需要的治疗啊。

弗朗西斯医生走进来，虽然他和霍华德几个小时前才见过面，这次他们还是握了手。安从椅子上站起来。“医生？”

“安。”他回答并点点头，“咱们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医生说着走到床边，测了孩子的脉搏。他翻开了男孩一只眼的眼皮，然后是另一只。霍华德和安站在医生边上，注视着一切。医生掀开被单，用他的听诊器听男孩的心跳和肺部，又用手指在小肚子上到处按了按。都完了，他走到床脚，研究起写字板上的图表来。他记下日期，在上面潦草地填了什么，然后看着霍华德和安。

“医生，他怎么样了？”霍华德问，“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他为什么总醒不了呢？”安问。

医生是个宽肩膀的潇洒男人，有一张晒成棕褐色的脸。他穿了一身三件套的蓝色西装，袖口系着象牙白色的链扣，打着一条条纹领带。灰色的头发梳成了分头，就像他是刚从一场音乐会回来似的。

“他没事，”医生说，“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