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湾_第17节

奴仆的制服——白色短裤，白色衬衫，白色夹克（而不是殖民时期那种罩衫）。这是为因达尔这类人安排的，是领地的风格，亦即总统的风格。男仆穿什么衣服是新总统规定好的。

在领地这个奇怪的世界里，因达尔似乎颇受尊重。这尊重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他所属的“组织”。他说不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送他到非洲来的。也可能是我太幼稚，理解不了。领地上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属于这类神秘的组织。他们把因达尔看成自己的同类，而不是我的同乡，或者海岸来的难民。我觉得这颇不寻常。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镇上见过不少这样的新派外国人。我们见过他们穿非洲衣服，注意到他们潇洒快乐，不像我们这样小心谨慎。他们见到什么都那么开心。以前我们总觉得他们是寄生虫，有些危险，觉得他们肯定是在秘密地为总统服务，我们对他们必须有所提防。

领地完全是他们的度假胜地，现在我混迹其中，轻而易举地进入他们的生活，进入带走廊的平房、空调和舒适的假日组成的世界，从他们高雅的谈话中不时听到著名城市的名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开始意识到，和他们相比，我们在镇上的生活是多么闭塞，多么贫乏，多么沉闷！我开始认识到领地上的社会生活的趣味，认识到这里新型的人际交往方式。这里的人思想更开明，对敌人和危险不是那么担忧，更愿意对事物产生兴趣，更容易被取悦，总是在寻找他人身上的人性价值。在领地上，他们有自己谈论人或事的方式，他们同外界保持着联系。和他们相处会有一种冒险的感觉。

我想起我和梅迪的生活；想起舒芭、马赫什过于自我的生活；想起意大利人、希腊人——尤其是希腊人——固守一隅，为自己的家庭提心吊胆，对非洲和非洲人紧张兮兮。这样的生活很难有什么新鲜的内容。所以跑上几英里路到领地来，每次都是对自己的调整，使自己表现出一种新的态度，每次都像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我开始对马赫什和舒芭夫妇有了新的评价，这让我感到惭愧：他们夫妇俩这么多年来没少帮我，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不过我实在压抑不住自己的思想。我开始向领地的生活倾斜，在因达尔的陪伴下，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打量这片领地。

我知道，在领地，我属于另一个世界。遇到和因达尔在一起的人，我发觉我没有多少话和他们说。有时候我想我可能让因达尔失望了，不过他似乎根本没朝这方面去想。他对别人介绍我的时候，总是把我说成他们家在海岸的朋友，他的家乡人。他想让我从他交往的人身上看到他的成功，同时似乎也想让我分享他的成功。他用这种方法来报答我的羡慕之情。我还发现，他身上多了几分在海岸的时候所没有的雅致。他的举止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不管多么小的场合，他的言行举止都一丝不苟。这些举止有些刻意雕琢，也有家族遗传的成分，好像原来都掩盖着，有了安全，有了仰慕，才会尽情挥洒出来。在领地这片充满矫饰的地方，他简直如鱼得水。

在领地上，他受人尊重，有社交之乐，这是我们这些住在镇上的人不能给他的。我们很难欣赏他在领地上喜欢做的事。多年的忧患造就了我们的世故，我们是怎样看人的呢？对凡·德尔·魏登旅馆的商人，我们判断的标准是他们所代表的公司，是他们能否向我们提供特许权。要是和他们熟悉了，能得到他们提供的服务，不像普通顾客那样付全价买他们的东西，无须排队等候，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感觉像是征服了世界。我们把这些商人和贸易代表看成有权势之人，要吹捧着才行。对中间商，我们是根据他们的手腕来判断的，看他们能签到什么样的合同，拿到什么样的代理权。

我们对非洲人的态度也一样。我们看重他们——比如军人、海关官员、警察——能给我们提供的服务。这也是他们自我评判的方式。在马赫什的汉堡王餐厅，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有来头。经济繁荣，这些人也受益不浅，一扫往日的寒酸窘迫，身上到处是金饰——金边眼镜、金戒指、金笔、金铅笔套、金表，还有沉甸甸的金手链。我们私下嘲笑这些非洲人，嘲笑他们对黄金的欲望，嘲笑这欲望的粗俗和可悲。黄金怎能改变一个人，一个非洲人？但我们自己也向往黄金；我们还得定期向这些披金戴银的人进贡。

我们对人的看法很简单。非洲是我们生存的地方。但在领地，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的人可以嘲笑贸易和黄金。领地的氛围有种魔力，在那里的大道和新房子间，一个新非洲正在孕育之中。在领地的非洲人——在理工学院就读的那些学生——很浪漫。他们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和聚会，但整个领地都是为他们建的。在镇上，“非洲人”这个词可以用于辱骂别人，而在领地，“非洲人”有褒奖的意思。在那里，“非洲人”是各方努力培养的新人，接管未来的人——费迪南几年前在公立中学时自许的重要人物。

在镇上，在公立中学上学的时候，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是他的朋友——举止还和村民相似。放了学，离开了学校，也没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他们就会融入镇上的非洲生活。费迪南和梅迪，或者任何其他非洲小伙子，都能成为朋友，因为他们的共同之处很多。而在领地，不可能把费迪南和穿着白制服的仆人混为一谈。

费迪南和他的朋友们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以及别人对他们的期望。他们都是拿政府奖学金来上学的，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去首都做见习行政官员，为总统服务。领地是总统创造出来的，他还为这里请来了外国专家，这些人对新非洲有非常远大的设想。连我也开始隐约感觉到这些设想的浪漫色彩。

镇上的外国人和非洲人互相影响，每个人都沉浸在荣耀感和新鲜感之中。到处都有总统的照片在俯视着我们。在镇上，各个商店和政府大楼里都挂着总统像，他是统治者，他的出现是少不了的。在领地，总统的荣耀更是无处不在，播撒到每个新非洲人身上。

这些年轻人很聪明。我记得他们以前都是些小骗子，固执而愚蠢，只有些村民式的狡诈。我原以为，对他们来说，学习只意味着填鸭式的死记硬背。像镇上其他人一样，我以为非洲人上的学位课程都被改简单了。这是有可能的。他们确实学习某些课程，诸如国际关系、政治学、人类学等等。但这些年轻人思想很敏锐，说的话也很漂亮，而且说的是法语，不是非洲土语！他们进步很快。就在几年前，费迪南还无法理解非洲这个概念，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关于非洲事务的杂志（包括那些在欧洲出版的由政府资助的半真半假的杂志），还有报纸（都需通过审查），都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态度。

有天晚上，因达尔把我带到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去听他上的讨论课。这课不属于固定课程，是额外加的，教室门上写的是英语口语练习课。不过学生们对因达尔的期望一定超出了英语口语练习的范畴。人来得很多，大部分座位上都有人坐。费迪南也在场，和几个好友坐在一起。

教室的内墙漆成了浅褐色，上面空荡荡的，只挂了一幅总统的肖像——没有穿军装，而是戴了一顶豹皮酋长帽，上身穿短袖夹克，围着带圆点的领巾。因达尔就站在肖像下方，轻松地说起他游历非洲各地的经历，下面的年轻人都听得入了神。他们非常天真，也非常渴望了解新事物。他们都听说过这片大陆上的战争和政变，但对他们来说，非洲仍然是新大陆，他们没有拿因达尔当外人，仿佛因达尔和他们有相同的感受，甚至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语言练习到最后，大家开始讨论非洲。我感觉到理工学院里经常讨论的和课堂上经常讲的话题逐个浮出水面。学生们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而因达尔总有不凡表现，总是那么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就像个哲学家。他回答着他们的问题，同时不忘提醒年轻的学生们注意自己所用的字词。

他们谈了一些乌干达政变的情形，还谈到那里的部落和宗教差异。然后，他们把话题扩大到整个非洲的宗教问题。

费迪南的周围出现了一些骚动。费迪南不知道我也在，站起来问：“非洲人已因基督教而异化了，不知尊敬的客人是否认同这一点？”

因达尔依照前面的做法把问题复述了一遍：“我想你是在问一种并非源于本土的宗教能否有益于非洲？伊斯兰教是不是非洲宗教？你是否认为非洲人因此而异化了？”

费迪南没有回答。和以前一样，他的思想遇到有些坎，就越不过去了。

因达尔说：“这么说吧，我认为你可以把伊斯兰教当成非洲宗教。它在非洲大陆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对埃及基督徒你也可以这样看。我不是很清楚——或许你觉得非洲人受这些宗教的影响而异化，进而失去了非洲的根基。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或者你认为这些接受外来宗教的非洲人是特殊的非洲人？”

费迪南回答：“尊贵的客人应该很清楚我所说的基督教。他想把问题搞混。他知道非洲宗教地位卑下，这是一个关于非洲宗教是否重要的直接的问题，他心知肚明。客人对非洲抱有同情，见多识广，能给我们提供建议。所以我们才问这些问题。”

在座的有几个人拍案叫好。

因达尔说：“要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学生，不是村民，不要假装自己是村民。不久，你们将走上各自的岗位，为你们的总统和他的政府服务。你们是现代人。你们难道需要非洲宗教吗？还是你们在感情用事？你们害怕失去非洲宗教？或者就因为该宗教是你们自己的，就死死守住不放？”

费迪南的眼里冒出怒火。他拍了一下桌子站了起来：“你在问一个复杂的问题。”

显然，在非洲学生当中，“复杂”这个词意味着不赞同。

因达尔答道：“你难道忘了？问题不是我提的，是你提的，我只是在获取信息。”

他的话让气氛缓和下来，教室里不再有拍桌子的声音。费迪南的态度也变得友善了。这节课的后半部分，他一直保持着这种态度。下课后，穿夹克制服的服务员用镀铬的小推车送上咖啡和甜饼干——这也是总统让领地保持的特色之一。费迪南来找因达尔。

我对费迪南说：“你给我的朋友添了不少麻烦啊。”

费迪南答道：“要是知道他是你的朋友，我就不会这么为难他了。”

因达尔问：“你自己对非洲宗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费迪南回答：“我不知道，所以才问你。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后来，我和因达尔一起离开理工学院大楼，往他家走去。因达尔说：“他令人印象深刻。他就是你说的商贩的儿子？怪不得。他比其他人多了这层特殊的背景。”

理工学院大楼外面的空地上铺了柏油，中间竖着国旗旗杆，现在已经打上了灯光。大道两侧，修长的灯柱举着发亮的灯架。两边的草丛中也亮起了灯光，使得大道看上去就像机场跑道。有些灯泡被人打破了，周围的青草把灯座遮住了。

我说道：“他母亲还是个魔法师。”

因达尔说：“你在这里应该万分小心。今天晚上他们有些难缠，但是真正的难题他们还没有问。你想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非洲人是不是农民？’这个问题挺没意思的，但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能吵得不可开交。随你怎么回答都不好收场。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需要我们这样的组织了吧？我们必须启发他们思考，让他们去考虑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拘泥于政治和原则。否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年轻人还会把我们的世界搅得一团混乱。”

我想我们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非洲了。我和他都经历了很多。我们甚至学会了以严肃的态度看待非洲魔法。在海岸那边可不是这样。那天晚上，当我们谈起那堂讨论课时，我突然想到，因达尔和我是不是在自欺欺人，我们是不是假装看不到我们讨论的非洲和我们熟悉的非洲迥然不同？费迪南不想和精灵们失去联系，他不想孤立无助。这掩藏在他那个问题背后。我们都理解他的焦虑，但在课堂上，大家好像都不直接面对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害羞，也可能是因为恐惧。讨论中说来说去都是另一套词汇，比如宗教和历史。在领地上就是这样。这里的非洲是个特殊的地方。

我也在想因达尔。他是怎么形成新的态度的？从海岸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他恨非洲。他失去了很多，我想他心里至今还不能原谅那些害他们家的人。但在领地，他发展得不错，可以说如鱼得水。

我没有这么“复杂”。我属于小镇。离开领地，开车回小镇，看到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破棚烂屋，一堆堆垃圾，小酒铺外衣衫褴褛的人群，小镇中心的人行道上生火做饭的滞留村民，还有周围的河流和村庄（现在它们不只是自然风景）。开着车回到镇上，就是回到我所熟悉的非洲，是从高尚的领地跌入沉重的现实。因达尔难道真的对属于话语的非洲有信心？领地究竟有没有人对那样的非洲有信心？真实难道不是我们每天朝夕相对的一切：凡·德尔·魏登旅馆和酒吧里商人的闲聊，政府大楼和商店里的总统肖像，由我那老乡的宫殿改造而成的军营？

因达尔说：“人们真的相信什么吗？这真的重要吗？”

每次到海关发货，若是货比较棘手，我总要遵循一个固定的套路来办事：先把报关单填好，折起来，在中间塞上五百法郎的钞票，然后交给负责的官员。官员把屋子里的下属打发走（下属当然也知道为什么叫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