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湾_第6节

运来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本地人爱喝的低度淡啤。在大河沿岸的很多地方，独木舟从前进的汽船上运走一箱又一箱啤酒，汽船在返航回首都的路上回收空酒瓶。

对女人，人们的态度是逢场作戏。我刚到的时候，朋友马赫什就说过，这里的女人，你只要开口，她们随时和你睡。男人可以敲开任何一个女人的门和她睡觉。马赫什和我说起这情况的时候，既没有兴奋，也没有赞赏，他有漂亮的舒芭在身边就够了。对马赫什来说，男女问题的随便是这个地方混乱和腐败的原因之一。

我一开始很喜欢这样的寻欢作乐，后来也意识到马赫什说的问题。不过，既然自己也寻欢作乐，我也就不站出来反对。梅迪和费迪南去的地方我也去，所以没办法劝他们不要去。其实受拘束的反而是我。虽然梅迪已经变了很多，我还是把他看成是我们家的人，我必须小心翼翼，不做伤害他的事，或者传回去会伤害家里其他人的事。我特别注意不让人看到我和非洲女人在一起。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值得自豪的是，我还从来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

费迪南和梅迪就可以公开到小酒吧去喝酒，公开挑选自己喜欢的女人，或者跑到他们认识的女人家里。而我这个主人、监护人却得遮遮掩掩。

费迪南从我这里能学到什么呢？在海岸那边，我听说非洲人不知道怎么“生活”，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这么说。这话的意思是非洲人不会合理地花钱，也不会持家。唉！我的情况虽然特殊，不过家底实在太浅，费迪南看了会怎么想？

我的小店乱七八糟。货架上有成捆的布匹和油布，但大部分货物都摊在地上。我的桌子摆在水泥谷仓的中间，正对着大门，桌子靠着水泥柱子，勉强给了我一点儿在垃圾的海洋中停泊的感觉。垃圾真是多：蓝白边的大瓷盆，或者带着植物图案的蓝边盆子，一堆堆白色瓷盘子，中间夹着粗糙的方形牛皮纸；还有瓷杯子、铁锅、炭火盆子、铁床架、锌桶、塑料桶，自行车轮胎、手电筒，以及各种各样的油灯，有绿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琥珀色的。

我买进卖出的就是这些垃圾，我必须恭恭敬敬地对待它们，这毕竟是我的生计，我的财富从二涨到四就靠它们了。但这些垃圾都过时了，好像是为我这样的商店特制的。这些东西是在欧美生产的，现在又多了日本货，我怀疑这些地方的工人是否知道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被派什么用场。比如那些小一点儿的盆子，人们在里面装满潮湿的细枝、草叶和泥土，用来养小虫子。大的盆子属于大件，村里人一辈子顶多只买两三个，用来泡木薯，去除毒素。

这就是我做生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也一样简陋。以前的房主是个未婚的比利时女人，好像是个什么艺术家。她把房间布置成“工作室”的样子，我搬进来之后，里面乱得失去了控制。梅迪接管了厨房，也搞得一团糟。我想他从来没有清洗过煤油炉子。可能是因为他是仆人家庭出身，觉得擦洗是女人的事。我把炉子清洗干净了也无济于事，只要重新生火，不几日又会发出怪味，布满黏糊糊的脏东西，梅迪居然毫不惭愧。厨房里充满了怪味，虽然这儿主要是用来煮早上喝的咖啡。我简直不敢进去。梅迪的房间就在从厨房伸出来的走道对面，可他却一点儿也不在乎。

屋子后面有一段楼梯，你可以从楼梯平台直接进入这条走道。一打开楼道门，各种发热发闷的气体扑鼻而来：灰尘味、食油味、煤油味、脏衣服味、陈油漆和陈木材味。窗子根本不能开，所以才有这些味道。小镇已经破败得惨不忍睹，小偷却到处都是，这些小偷本事大得很，只要有缝他们就能钻进来，更不要说开窗户了。走道右边就是梅迪的房间：一眼看上去，梅迪把它收拾成了一个还算像样的仆人小屋，里面有小床，有铺盖卷和各种各样的包裹和纸盒子，他的衣服挂在钉子和窗户的挂钩上。沿着走道经过厨房，左边就是客厅。

客厅是一间大房子，比利时女人把它从上到下刷成了白色，包括天花板、墙、窗户，甚至窗户玻璃。房子整个成了白色，地板光秃秃的，放了一张沙发，用深蓝色的粗布罩着。为了使画室兼客厅效果更突出，里面还放了一张大台子，未曾油漆，大得就像个乒乓球桌，上面放满了我的杂物：旧杂志、平装书、信件、鞋子、球拍、扳手、鞋盒子、衬衫盒子等。我常想把东西理一理。台子的一角还空着，上面总是铺着烫焦的白布：那是梅迪熨衣服的地方。有电的时候他就用电熨斗烫（电熨斗一直放在桌子上）；没电的时候，他就用那种笨重的老式扁熨斗烫——这熨斗是从店里存货中拿来的。

房子后面的白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上面画着一个欧洲港口，颜色是红、黄、蓝三色。这画是急就章式的现代风格，是比利时女人自己画的，上面签了她的名字，摆在客厅这个显要的地方。搬家时她竟没拿走，好像它不值得她费事。地板上靠墙斜放着一些别的画作，也是我从她那里继承来的。看来这位女士对自己的垃圾失去了信心，独立战争一爆发，她立刻就走了。

我的卧室在走道的尽头。对我来说，这地方尤其荒凉。里面配了一个定做的大衣橱，有张巨大的泡沫床。这床给了我多少期待，也曾给过那个比利时女人多少期待！那么期待！那么确信自己的自由！那么失望！那么惭愧！趁梅迪还没有回来，或者还没有起床，我见缝插针地从这里悄悄送走了多少非洲女人！有时候，我躺在床上等着天明，等着摆脱某些回忆。我还常常想起纳扎努丁的女儿，想起纳扎努丁对我的信任，许诺做个好人。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房子和床对我有了新的意义。但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已经知道的。

那位比利时女士曾想给这片高温多雨、长满阔叶树（总是可以透过漆成白色的窗户模糊地看到）的土地带来一些欧洲、故乡和艺术的气息，带来一种不同的生活。她看来自视甚高，不过就事论事地看，她想做的一切并没有多大价值。我想费迪南看过我的小店和房子后，也会对我做出同样的结论。他很难看出我的生活和他所熟悉的生活有多大不同，这使我在夜里心情更加沮丧。我不知道支撑我生存的渴望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我开始感觉到，无论我去哪个地方生活，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成功，多么舒适，也只是现在生活的翻版。

这些想法有可能把我带到我不希望去的地方。这有一部分是我的孤独造成的，我知道。现实环境和日常生活并未体现出我的全部。我知道有什么东西横亘在我和费迪南之间，横亘在我和周围的丛林生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我无法表露出这些不同，无法彰显真正的自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愚蠢地展示自己的东西。

我让费迪南看我的东西。我绞尽脑汁想着接下来让他看什么东西。他的态度很冷淡，好像所有东西他以前都看过。他和我说话总是用那种死气沉沉的腔调，虽然这是他一贯的特征，我却为之烦躁不已。

我想告诉他：“看看这些杂志。看这些杂志没有钱拿，我还是看。我之所以看这些书，是因为我有兴趣，是因为我想了解世界。再看看这些画，这位女士画这些画可没少花功夫，她想制造出一点儿漂亮的东西，挂在屋子里。她把画挂在这里，并不是因为它有魔力。”

最后我还是把这些话说出来了，虽然并不是原原本本这样说的。费迪南无动于衷。这些画其实是垃圾，那位女士不知道怎样把画布填满，只是用颜料在上面乱涂一通。这些书和杂志也是垃圾，特别是那些色情的。它们让我感到沮丧，感到难堪，但是我没有把它们扔掉，有的时候我需要它们。

费迪南误解了我的恼怒。

有一天他对我说：“萨林姆，你不必给我看这些东西。”

他不再叫我老爷，这是梅迪给他带的头。梅迪喜欢叫我“恩主”，如果有外人在，他的口气会显得很有讽刺意味。梅迪这天也在。费迪南说我不必给他看这些东西，他的口气中并无讽刺意味。他说话从来不带讽刺意味。

有天下午，我正在看杂志，突然费迪南来了。我打了个招呼，然后接着看杂志。这是一本通俗科学杂志。我最近迷上了这种读物，喜欢吸收一些零碎的知识。看杂志的时候我常在想，杂志里面谈到的这些学科和领域其实我应该花时间去钻研，拓宽知识面，发现新事物，成就一番事业，发挥自己的才干。这也就等于在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了。

那天下午，梅迪去海关给一批货报税，这批货是两个礼拜前用汽船运过来的，这里的速度就是这么慢。费迪南说过我不必让他看一些东西，这话我到现在还记恨，我不想主动挑起话题。他自己在店里转悠了一会儿，最后走到桌子跟前问我：“萨林姆，在看什么啊？”

我无法控制自己，又拿出了教师和监护人的身份来。我告诉他：“你应该看看这篇文章。他们在设计一种新电话，不用电流，用光脉冲。”

在这些杂志上看到的新奇玩意儿我自己也不是很相信，不指望它们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过这些东西的魅力也就在这里：自己用不起不要紧，关于它们的文章，可以一篇接一篇地往下看。

费迪南问：“他们指谁？”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问在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

我心里寻思：他来公立中学才这么几天，我们之间就到这种地步了！他离开丛林还没多长时间！我认识他的母亲！我把他当朋友！可我们已经开始在说这种政治废话了。我想我知道他指望我说出什么样的答案，但我没有这样说。我没有说“白人”。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想这么说，好让他知道自己的位置。

但我给出的回答是：“科学家。”

他没再说什么。我也没再说什么，故意继续埋头看书。小小一段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当老师，再也不想把自己和自己的东西展示给他看。

费迪南问我设计新电话的“他们”是谁，我没有说“白人”，这事让我寻思良久。我发现，虽然我不想满足他的政治心理，但实际上我把我真正想说的说出来了。我说的“他们”不是指白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指镇上的熟人，也就是独立后留下来的那些白人。我确实想说科学家。我想说在各方面都和我们判若天壤的人。

他们！要是我们想谈论政治，想在政治上骂谁或者赞美谁，我们会说“美国人”、“欧洲人”、“白人”、“比利时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谈论做实事的人、制造东西的人或搞发明的人，则不论自己是什么种族，一概说“他们”。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同他们所处的群体和国家区别开来，和我们自己联系起来。“他们在制造能在水上开的车。”

“他们在制造火柴盒一样小的电视机。”我们说的这些“他们”都遥不可及，无所谓是不是白人了。他们是公正的，高高在上，端坐云端，如同神仙一般。我们盼着得到他们的赐福，得到了就四处炫耀——比如我向费迪南炫耀廉价的双筒望远镜和高级相机——仿佛这些东西的设计发明也有我们一份功劳。

我给费迪南看我的东西，好像是让他进入我生活的深层奥秘，进入我生活的本质，好像这本质被乏味平淡的日子掩盖住了。但事实上，我自己也好，镇上的其他人也好——亚洲人、比利时人、希腊人——同“他们”之间都如隔天堑，我们和费迪南并没有两样。

我从此不再想充当费迪南的老师。我只想听之任之，和以前一样。让他到我的店里和家中走动走动，就足以向他的母亲交代了。

学校的雨季假期到了，扎贝思到镇上采购，顺带把费迪南带回家。她对费迪南的进步好像还比较满意。费迪南好像也舍得放下学校和镇上的酒吧回到母亲的村子。所以他就回家度假去了。我想着随汽船和独木舟顺流而下的旅程。想着河上的雨。想着扎贝思手下的女人们在漆黑一片的河道上艰难地撑着独木舟，回到隐在暗处的村子。我想着黑漆漆的深夜，想着空荡荡的白天。

现在的天空很少放晴，顶多是从灰色或者暗灰色转为酷热的银色。天上多半时间电闪雷鸣，有时候在远处的森林，有时候就在头顶上方。我从店里往外看，只见雨水噼里啪啦地落下来，打在集市广场的凤凰树上。这样的雨中断了生意，笼罩了小贩们的木头货摊。人们都躲到广场四周商店的雨篷下，人人都在看雨，很多人在喝啤酒。裸露的街道上一片红色的泥泞，是长满灌木的土地那种红色。

有时候，一天的大雨结束，云层中露出落日，美丽无比。我喜欢在靠近急流的地方观赏这美丽的景色。急流附近过去是一个小公园，也有一些便利设施。现在只剩下一条长长的防洪水泥墙，然后就是一大片空地，雨后一片泥泞。渔网挂在光秃秃的大树干上，大树干埋在河畔的岩石中间，岩石造成了河里的急流。空地的一端是一些茅草棚。这地方又恢复成渔村了。落日的光从重重乌云中透射出来，河水从黄褐色变成金色，变成红色，变成紫色。急流声如雷鸣，奔腾不息。岩石上挂起无数个小瀑布。夜幕降临，有时还会下雨，急流声，雨声，混成一片。

河上长满了一丛一丛的水葫芦，如同黑色的浮动岛屿，漂在黑色的河道上。它们从南部漂过来，绕过河湾，又从急流处腾挪跳跃而下。雨水和河流就像是要把树林从大陆的腹地扯走，让它在河上漂流，漂流到海洋，到遥远的地方。水葫芦是河里才有的果实。这种淡紫色的花前几年才出现，本地语言里还没有它的名字，人们仍然称之为“新东西”或者“河上的新东西”。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