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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那些包袱卷和纸盒子装着带过来的。家里人还委托他带来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母亲捎来的生姜、调料、香料，父亲捎来的两张全家福。还有一张画在廉价纸张上的贴画，画的是古吉拉特老家的一处圣地，不过画家把它画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地方，附近的街道上有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火车，一片混乱。父亲总是说，不管我多么现代，最终都会回归信仰。
那孩子吃完后说道：“出事的时候我在集市上，萨林姆。一开始我还以为只是有人在米安的小摊旁吵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长的一样。我真不敢相信。到后来，就好像是一群野狗冲进肉铺子一样。我看到好多胳膊啊，大腿啊，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血不住地流。的的确确。第二天它们还在那儿，那些胳膊和腿。”
我想让他打住。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不过让他住嘴没那么容易，他继续描述那些断胳膊断腿。他说的受害者都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人。他目睹的一切真是惨绝人寰。我开始觉得，他本来已经不想哭了，但好像又想让自己激动起来，多哭一会儿。他说着说着，就有点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思想又开小差了，我感觉这让他挺苦恼。我也苦恼。
不过没几天，他就镇定下来了，再也不提海岸发生的事。他适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以为他会从此消沉下去，我以为他跋山涉水跑到这个落后的小镇会心怀怨恨。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喜欢小镇。他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在这里颇受欢迎，这和以前大不一样。
他的长相和体形和本地人差别很大，他比他们个头更高，更结实，行动更放松，更有活力。他受到人们的仰慕。本地女人本来就很随便，她们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在大街上叫住他，用那种坏坏的、半笑半嗔的眼神打量着他，好像是在说：“你当我是在开玩笑，那就笑吧。要不你就当真吧。”我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不再是从仆人屋子里出来的孩子。当地人对他的看法，我全看在眼里。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更帅气，更出众。在当地非洲人眼里，他不是地道的非洲人，不会引起种族间的不安。他是一个异乡人，但和非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想同他套近乎。他交上好运了。他学当地语言学得很快，还有了新名字。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叫他阿里，要是我们想暗示他特别放肆、特别不可靠的本质，我们就喊他“阿里娃”。“阿里！阿里！这个阿里娃跑哪儿去了？”他现在拒绝使用这个名字，他更愿意人们叫他“梅迪”，当地人就是这样叫他的。后来我才明白，“梅迪”不是一个真正的名字，而是法语“métis”，意思是混血儿。不过我用“梅迪”的时候没有这层意思。对我来说，“梅迪”只是个名字而已。
和在海岸的时候一样，梅迪还是爱四处闲晃。他的卧室从厨房过去穿过走道就是；从外面楼道上到二楼的平台，右边第一个房间就是他的卧室。我经常听到他深夜才回来。他本来就是为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投奔我的，这下子该满意了。就是这个梅迪，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又哭又闹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像是仆人屋子里出来的，你看他现在那自由自在的样子！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原来的举止他很快就摆脱了，他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新的想法。他成了店里的好帮手。因为他喜欢游荡（这是我担心的一点），所以在公寓里不大能见到他。不过他一般不会跑远。在这个小镇上，他就像是我的家人。他的出现冲淡了我的孤独，使得空虚的日子不再那么难受——有好几个月，我苦苦等待着贸易的复苏。渐渐地，生意开始缓慢复苏。
一切都在恢复常规：早晨在公寓喝咖啡，然后采购，中午单独吃饭，然后接着采购，到了晚上各自回家。我们主仆两人有时会遇到，大家平起平坐，带着同样的需求，跑到黑黝黝的小酒吧。这些小酒吧又开始出现在镇上，这是生活复苏的迹象。酒吧就设在简陋的小屋子里，屋顶是皱纹铁皮，没有天花板，墙是水泥的，漆成深蓝色或者绿色，地板是红色的水泥地板。
在这样一个地方，梅迪给我们的新关系烙上了印记。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正在跳舞，跳得好极了——细腰窄臀，体形几近完美。出于仆人的本能，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来。他向我欠身鞠躬，做出欢迎的样子，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他用刚学来的法国腔说道：“我不能在恩主面前做不恰当的事情。”但接下来举止照旧。
就这样，他学会了大胆。但我们没有闹过不快。他对我越来越有用，成了我的报关员，很善于和顾客打交道，为我和小店赢来不少好感。作为一个外乡人，一个仆人，他居然是镇上唯一敢同兼任巫师的小贩扎贝思开玩笑的人。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这时小镇逐渐恢复生机，汽船又从首都往这里开了，先是一周一班，后来增加到两班，人们又从村子里出来，回到镇上。随着贸易的发展，按照纳扎努丁的说法，我的生意也从原来的零爬到了二。我甚至暗暗地盼着它升到四了。
[2]印度西南部港市。[3]那不勒斯的意大利语名称。
第一部 第二次反叛 3
女魔法师或女巫扎贝思远远躲开男人。但她并非一直这样，并非一直是魔法师。她有个儿子，有时候她会向我提起这个儿子，但总是把他说成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已经被她抛到身后了。听那口气，我感觉她这个儿子缥缈虚无，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后来有一天，她竟把儿子带到我店里来。
那孩子约莫十五六岁，长得高高大大。邻近一带的男人平均只有五英尺左右，他比他们都要高，块头也比他们大。皮肤漆黑一片，完全没有继承他母亲身上那种古铜色。他长着一张长脸，轮廓坚毅。从扎贝思的话中，我得知孩子的父亲是南部某个部落里的人。
孩子的父亲是生意人，去过全国各地。在殖民时期奇迹般的太平岁月中，只要你愿意，就不必去管部落之间的界线，想去哪里都行。他在旅途中遇到了扎贝思，扎贝思跟他学会了做生意的本领。到了非洲独立的时候，部落之间又有了边界的阻隔，出门不再像过去那样安全。商人于是回到了自己的部落，把他和扎贝思生的儿子也一起带走了。如很多民谚所述，在非洲几乎所有地方，孩子跟父亲天经地义。扎贝思的儿子名叫费迪南，过去几年一直不在母亲身边，在南部上学，生活在一个矿区小镇。他在那儿经历了独立后的所有动乱，特别是漫长的分裂战争。
不知何故——有可能是他父亲去世了，或者重新结婚了，想把费迪南甩开，也可能是扎贝思本人的意思——孩子现在又被送回到母亲身边。费迪南在这里人生地不熟，不过这地方所有人都不能没有部落归属，所以按照风俗，费迪南被母亲的部落接纳。
扎贝思决定送儿子到镇上的公立中学读书。学校里面已清理干净，重新开始运作了。校舍是一幢两层楼的石头建筑，带两个院子，是殖民时代官邸的风格，楼上楼下都有宽阔的走廊。楼下原来被人占着，在走廊上生火做饭，垃圾扔在地上或者院子里。那些垃圾千奇百怪，不是罐子、纸张、盒子这类镇上常见的垃圾，而是一些更纯粹的垃圾，壳啊，骨头啊，灰烬啊，被烧毁的麻袋什么的。所以垃圾堆看起来就像是筛出来的灰黑色泥土堆成的小土墩。
草地和花园都被踩没了，九重葛却在疯长，把高高的棕榈树缠死，从学校的围墙上垂下来，又沿着大门口的几根方柱子往上爬，缠绕在装饰性的铁拱门上面。拱门上那几个铁字仍在，是学校的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擅自住在这里的都是些吃不饱饭的人，胆子很小，校方一说，他们就搬了出来。学校里的门、窗户和百叶窗有的已经换掉，水管也修好了，整个校区粉刷一新，地上的垃圾被用车拉走，地面浇上了柏油。前一阵子这里看上去还是一片废墟，现在再看，已经整理得有模有样了，里面开始出现白人教师的身影。
费迪南到店里来的时候，已经是公立中学的学生。他穿着学校的制服：白衬衫，白短裤。虽然简单，却也挺显眼。白裤子穿在费迪南这个大个子身上，模样有点滑稽，不过费迪南和扎贝思都把校服看得很重。扎贝思过着纯粹的非洲式生活；对她来说，只有非洲才是实实在在的，但她不想把费迪南也绑在非洲。我认为这并不矛盾，扎贝思的日子过得这么苦，自然希望儿子比她强；要想比她强，就得跳出无始无终的村庄和大河的生活传统，得接受教育，学会本领。对扎贝思和她这一代的非洲人来说，教育只有外国人才能提供。
费迪南准备到学校寄宿，报到的那天早上，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介绍给我认识。她希望我在这个陌生的镇上照看费迪南，为他提供保护。扎贝思之所以选我来担负这任务，一来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生意，她信得过我；二来我是外国人，会说英文。费迪南能从我身上学习到外面世界的言谈举止。他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也可以在我这里练一练。
这个高个儿小伙子挺安静，态度也很恭敬，但我感觉他只是母亲在场的时候做做样子。他的眼神中有一丝淡漠和轻蔑。他好像是在迁就他刚刚认识的母亲。扎贝思是个村妇，而他毕竟在南部的矿区小镇上生活过，必定见过比我体面得多的外国人。她母亲对我的小店十分尊重，而他似乎不屑一顾。我的商店是水泥谷仓改造的，地上摆着各式各样的粗劣商品（但我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谁看都不会觉得它是现代商店，也没有像有些希腊人的商店那样漆得花花绿绿。
我说：“费迪南是个大小伙子了，贝思。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我插不上什么手。”这么说是为扎贝思好，也是为费迪南好。
“不是，不是，萨林姆爷。费迪南一定要到您这儿来。要是想揍他您就尽管揍。”
这不大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我朝费迪南笑了笑，他也对我笑了笑，嘴角朝后咧了咧。他这么一笑，我发现他的嘴形很好看，脸上其他部位棱角分明。从他的脸上，我觉得我能看到某些非洲面具的雏形。非洲面具的五官总是会简化和突出。想着这些面具，我认为我看到了他面相中的特异之处。我意识到，我在用非洲人的眼光看他，我一直用这种眼光看他。他的脸给我一种印象，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都认为那是一张大人物的脸。
扎贝思的请求让我感到不快，不过不答应也不行。我慢慢地摇着头，意思是我想让费迪南把我当朋友看，费迪南准备单膝下跪，但他停住了，没有行完这个礼。他假装腿上痒，伸手挠了挠膝盖窝。在白裤子的衬托下，他的皮肤黝黑而健康，微微有些发亮。
单膝下跪是一种传统礼节，丛林里的孩子用以向年长者表示尊重。它像是条件反射，并不是特别郑重其事。在镇外，有时候能看到小孩子瞥见大人过来了，中断手上的活计，就像猛然看到蛇吓着了一样，跑到他们跟前下跪。大人也就在他们头上随意拍一下，然后孩子们若无其事地回去干活。这个风俗从森林王国一直传到了东部。不过，它属于丛林的风俗，进不了城。费迪南在南部矿区小镇待过，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单膝下跪的风俗显得特别土气和卑贱。
他的脸已经让我不安。现在我更是想：“这儿要出娄子。”
要是太阳不太烈，也不下雨（一下雨街上就发洪水），从小店赶到公立中学并不算远。费迪南每周到店里来看我一次。他一般是在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来，有时也在星期六上午来。他每次都打扮成学生的样子，穿着白色校服，有时还不顾天热披着运动夹克，胸前的口袋上绣着校训：Semper Aliquid Novi，排列在一幅卷轴上。
我们见了面互致问候。我们是按非洲方式问候的，能够花掉些时间。问候完了，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从来不主动和我说最近发生的新闻，总是等着我来问。我只好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些“今天在学校做了什么啊？”“惠斯曼斯神父给不给你们带课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的回答总是既简单又准确，让我不知道接下来问什么好。
我和他没法像和其他非洲人那样闲聊，起初是不想，很快就变成不能了。我感觉和他聊天特费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丛林里来的孩子，一放假就回到他母亲的村子。他在学校学了什么东西，我毫不知情。我没法和他谈功课上的事，因为优势全在他那一边。还有那张脸！我想这张脸后面肯定藏着很多我无从了解的东西。我感觉这张脸透露出坚定和沉着。作为他的监护人和教育者，我反而被他看透了。
要是这么下去，我们的交往可能就要结束。但是店里还有梅迪，而梅迪和什么人都处得来。他没有我和费迪南之间的那些问题。因为梅迪的缘故，费迪南开始常往小店跑动，后来还到我家里来。和我照例是应付几句，有时候用英文，有时候用法文。然后，他和梅迪开始用当地的土语聊起来。这时候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声音高亢，笑声朗朗。梅迪也不比他差。梅迪已经学会了当地土语的很多语调，也学会了与之相配的举止。
在费迪南看来，梅迪对这小镇比我更熟悉。这两个未婚小伙子搅在一起，能在小镇上找些什么乐趣可想而知：啤酒、酒吧和女人。
这里的人把啤酒当成一种食品，小孩也不例外；人们一大早就开始喝。当地没有酒厂，汽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