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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盗贼蜂起的混乱局面，除了宋代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地方政府和百姓对待战败下来的溃军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宋史·李兴传》载：
“溃将邵青自真州（今江苏仪征）拥舟数百艘，剽当涂、芜湖两邑间，（秘书少监、直龙图阁知宣州李光）招谕之，遗米二千斛。青喜，谓使者曰：‘我官军也，所过皆以盗贼见遇，独李公不疑我。’于是秋毫无犯。”
再请注意，这里的“邵青”，就是上面刚刚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濠州战死的水军统领，也是本系列（二）中提到的那个“水贼邵青”。转自铁血
可见，曲端所为对陕西抗金阵营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同时也使曲端在陕西诸军中，享有了非常高的声望。故张浚宣抚川陕，收揽英杰，“以端在陕西屡与敌角，欲仗其威声。承制筑坛，拜端为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知渭州。端登坛受礼，军士欢声如雷。”
也就是说，曲端是南宋初期第一个方面军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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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这个曲端，此前龙图阁待制王庶受大本营之命节制陕西六路兵马时，招曲端联军会战，曲端却以未接大本营任命王庶的通知为由拒绝，后接通知，仍不服调。金人知陕西将帅不和，再攻陕西五路咽喉要地延安，王庶连续派人督催身任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并手握陕西精兵的曲端往救，曲端却擅自命令吴玠攻取华州（今华县），欲敌分兵回救，但金军并未上当，结果导致王庶兵败，丢掉了延安府。而当王庶到其驻地责问他时，曲端竟反责王庶丢失延安之罪，并以武力夺了王庶将印兵符，还想趁机杀之！幸亏陕西抚谕使谢亮阻止，王庶才保住一条命。
张浚督陕，重视吴玠、刘锜等年青将领，曲端亦知吴玠对其种种作法心中早有不满，竟在高宗四年春的环庆战役中，故意使吴玠战败。史载：转自铁血
“四年春，金人攻环庆，端遣吴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将屯宜禄，玠先胜。既而金军复振，玠小却，端退屯泾州，金乘胜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为援，端谓玠前军已败，不得不据险以防冲突，乃劾玠违节制。”
于是，张浚始有罢曲端之心。时逢张浚欲发动富平会战，曲端反对，曰：“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此话实为至论，与王彦、吴玠、刘子羽等名将看法一致，但张浚却借春季环庆战役指挥失利，夺了曲端兵权。富平战败，张浚初意再用曲端，但遭到王庶、吴玠等人的反对，理由就是这人不好节制，故张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借口曲端曾做“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这样的诗句攻击高宗无能，以谋反罪将曲端逮捕。
曲端治军甚严，无功不赏，有错必责，张浚竟任命曲端曾鞭责过的一个部将康随为提刑官。曲端一听，即知必死无疑，他有一匹战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至是在狱中连呼“铁象可惜、铁象可惜”数声，再呼“天”数声——什么意思？痛悔轻丧兵权那！转自铁血
果然，张浚放纵康随公报私仇，在狱中残忍的堵住曲端的嘴用火烤，待其极度干渴时，灌之以烈酒，至其九窍流血而死。“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
张浚为此罢职，三年后，大本营为曲端平反，追复曲端宣州观察使，谥壮愍。史评：
“端有将略，使展尽其才，要未可量。然刚愎，恃才凌物……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张浚杀之虽冤，盖亦自取焉尔。”
曲端之死，乃南宋第一大冤案。斯时其人也远比岳飞资格老，功劳大，军事、文才、政略等方面，虽不敢说就比岳飞强，但绝不会比岳飞差，说句旗鼓相当，亦不为过。然其与年羹尧、岳飞一样下场的悲剧性结局，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反思岳飞冤案中其自身的内在原因吗？
所以，《论语》才在最后一章的第二句话中，选了孔子这样一句话——
“不知礼，无以立也！”岳飞·秦桧·王伦之死（八）
邢卫华
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受到侵犯的时侯，抗战与议和，是两种必然的选择，但不能将它们看作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许倒可以把它们看作一条道上跑的两辆车，哪辆在前？哪辆在后？哪辆载重多些？哪辆少些？恐怕决定权不在道路，而在车况。它们的方向、目的是一致的，断然否定哪一辆的作用，恐怕有失公允。
实力强大，你敢来，我就打；打跑了，也就跑了，议的哪门子和？这叫骚扰。一点实力没有，忽啦一下就被人家占领了，你倒是想议，可谁跟你议呢？这是兼并。但凡涉及到议和，大都实力即不是强大，也不是没有，也许局部打得不错，但全局形势不妙；也许局部不妙，可全局还不算糟糕。直让攻的精疲力竭，守的也焦头烂额，这才是双方议和的基础。高宗初年的南宋与大金，就是这个样子。转自铁血
因此，抗战与议和，就成为南宋初期的两个相对并行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不管相对的双方如何的水火不容，但做为南宋最高统帅的宋高宗，始终居间调和，不偏不倚的原因。
徽、钦二帝被俘北迁，随行的皇亲国戚及宫人官员有二、三千人，这里面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自愿去的。有人说，自古哪有自愿被俘的？既自愿，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这只是后人的臆断。当时的人可不这么看，反倒是把这些人的行为看作忠义之举，也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做到的。即如当年范蠡、文仲随越王勾践去吴国作人质，越王都喂马，他们能有什么好差使？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才成为千古忠臣的典范。
做为臣下，外敌入寇，自己没有本事保国安民，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皇帝孤零零的被人家掳去异国他乡，别的能耐没有，只有抛妻弃子的陪着一起去，也算不枉这君臣一场的情义。虽不能说这就是爱国，但说句还有点做人的良心，总不为过吧？金所以要这样多的宋朝官员，则是为了让他们帮助自己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从历史的经验上看，无论是前面的辽、夏，还是此时的金，或是其后的元，只要一旦把这样的体系完整的建立起来后，则无一不野性顿失，走向衰落。因此，在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敌方那里当差的人，只要没有切实的损害本国、本民族利益的行为，也不会被认作变节，回来也会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南归之人，大都能受到高宗接见，并大都给予妥善安排的原因。秦桧就是这些人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转自铁血
秦桧原是北宋左御史，在金人打进东京立张邦昌为帝时，曾进行过激烈反对，多次找金人抗议，结果激怒金人，把他抓起来，连同家人一起掳去金国。后也同其他人一样，被金人派以职务。
秦桧是金兵左副元帅挞懒的军事参谋，他是在高宗四年十月从江苏的楚州前线，与妻子王氏一同回到宋军水寨的。有人说，秦桧是金人故意放回来的。对吗？对，这是事实。可也有人说，秦桧自己说是杀了看守，夺了条船跑回来的，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吗？对，这也是事实。只是这个掩人耳目不是秦桧要掩，而是宋高宗要掩，也的确是掩那个回来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议和。
需要注意的是挞懒这个人。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高宗四年金兀术十万大军被韩世忠阻击在黄天荡时，那个在山东派兵接应的金军统帅，汉名完颜昌。而其资格也远比金兀术老得多，与粘罕是一代人，军功多在灭辽战争中。在对宋战争中，主要进攻山东及河南东部，刘豫的伪齐政权，就是他建议并扶持起来的。而最终也是由他提议和宋弃齐并亲自实施的。如果说秦桧是南宋主和派之首，那这个挞懒就是金朝的主和派之首。而南宋的议和派要是卖国行为的话，那挞懒在大金国如日中天之时极力主张与宋议和，也是要卖掉金国吗？转自铁血
所以，秦桧到挞懒的帐下当差，就不应该是一个偶然。因为金主和派首领还有封宋王、加太师、尚书令的金太宗之子宗磐；封陈王、领尚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的金太祖之子宗隽等其它多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议和是宋、金双方主和派的共同目标，也是当时备受战争苦难的各族民众的共同愿望。而秦桧在回到南宋后，提出以黄河划界，“南人归南，北人回北”的建议，显然也不是他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若无金国主和派的首肯，恐怕他也不敢贸然在宋高宗面前下这样的保证，并始终坚持议和动议。我们从秦桧南归后仅四年左右，宋、金就议和成功，金退回河北，并主动废掉伪齐政权，而南宋则收回陕西、河南等黄河以南大部分失地，就足以看出他们当初的用心所在了。而这种用心究竟对谁有利，我们只要看看双方对待主和派的态度，也就一清二楚了。
秦桧一回南宋，很快就被封为相当于今天外交部长一职的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升为副宰相，不到一年就正宰兼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虽然这之后高宗迫于主战派压力，撤过他的职，但没几年又让他做枢密使，和议刚成，秦桧随即恢复相职，这之后就再也没离开过相位，并授予“太师”这样的文武职最高荣衔。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转自铁血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却是南宋和议全权大使王伦，于此次和议成功后不到七个月，就被金国骗去扣留。大多数人更不知道的是，促成这次和议的金国主和派首领挞懒、宗磐、宗隽，在王伦被扣不到一个月，就以出卖国家利益罪，被金国处死。
王伦，字正道，其祖上是宋神宗朝与名相寇准同列的宰相、文正公王旦之弟王勖的玄孙。到他这一辈，家道中落，没上过学，任侠好义，往来东京洛阳之间，专干些打抱不平的事，虽数度犯法，但也没做过牢。北宋末年，东京失守，都中人民面对这样的惨败悲愤不已，齐聚宣德门抗议不止，逼得钦宗无言以对，王伦乘势挤到钦宗面前自荐说：“臣能弹压。”钦宗解所佩夏国宝剑赐给他，王伦再言：“臣未有官职，出言不正，不好弹压？”钦宗取纸写：“王伦可除兵部侍郎。”王伦下楼来，找些相识的原本就在众人中起哄的混混们，分派他们传旨抚定，都人乃息。只是后来拿钦宗手札要官时，宰相何俦以王伦乃小人之行，并无正功，不过利用时弊而已，只补了他个修职郎，也就是侯补国家干部，并无实职。
高宗元年，面对金兵如潮攻势，大本营广招胆识之士，专门充任和金使者，并问徽、钦两宫起居事。王伦慨然报名应召，升朝奉郎，也就是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并授刑部侍郎名号，职充大金通问使。并以阁门舍人朱弁作他的副手。只是第一次赴金，就被扣留了。但这种扣留，并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不给他回去的通行证，回不去而已，多少还是有一些行动自由的。转自铁血
因此，当有一个叫陈忠的商人密告徽、钦二帝押在金故都黄龙府时，王伦就用钱买通陈忠，让他设法去黄龙府把南宋形势偷偷告诉二帝，由是两宫始知赵构已建立并有效的领导着抗金大本营。不久，王伦又和粘罕建立起直接联系，以其胆识得到粘罕信任，有言曰：“先前你们遣来的使节，问他们什么，吭哧半天也说不上来，你跟他们到是不一样。”虽然当时金还在试图一举灭宋，仍对南宋随后派来的使者如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等人进行扣留，但对王伦的干练可信，已留下相当印象。
高宗六年，在南宋已初步站稳脚跟，韩世忠在大仪、高邮大战中大破金军后，粘罕才不得不亲自找到王伦，坐下来谈起议和的具体条件，并让其回南宋商议。王伦见到高宗，讲了金人意图，并把数年留心的金国详情报告，以供大本营决策参考。高宗备加优奖，升其右文殿修撰，主管万寿观，并把其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录用。当时，金国派来的使臣，无一不自大骄倨，而南宋陪同文官，往往不敢多措一词，唯王伦出面，每次都能不卑不亢，既挫其锋，又不损关系，是此愈为大本营所重。
高宗九年春，徽宗及宁德皇后讣闻至，高宗以王伦为徽猷阁待制，假直学士，充迎奉梓宫使，以朝请郎高公绘副之，嘱咐王伦在见到金左副元帅挞懒时，晓以利害：“河南之地，金国既不拥有，与其让刘豫占着，年年为此与宋用兵，何必不归宋罢战呢？”伦奉诏以行，并带给太后、钦宗黄金各二百两，及银两于宇文虚中、朱弁、孙傅、张叔夜等被扣人员家属之在金国者。转自铁血
王伦至睢阳，刘豫派人欲强取国书。王伦回曰：“国书应当面交给金国皇帝，怎么能随便给你们拆看呢！”刘豫仍不死心，强命不已，王伦不屈不挠，坚持到金国迎接官员到来，渡河见挞懒于涿州，具言刘豫邀索国书无状，顺势离间：“象刘豫这样人，当年高宗那样信任他，他都背叛了，日后谁能保证他不背叛你们呢？”当年底，挞懒即废刘豫。